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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3）
软实力概念的工具和价值含义
作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概念，和其他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一样，软实力也有非常典型的美国特色，是典型的“美国货”，往往难以摆脱其工具性，或者说实用主义。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体现为某种文化价值主体对他者的吸引力，能够让对方愿意认可、接受并效仿，甚至成为自己价值和文化的一部分；二是体现为某种实现目标的手段，能够借助这种手段、无需动用物质性投入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结果。前者表现为某种价值意义，而后者表现为一定的工具意义，这两者有时候可以相互生成，而有时候也许无法在同一层面上存在。
奈提出，软实力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现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这三种来源中，文化和价值作为软实力的主要内容与其吸引力的关系比较密切（当然并非所有的文化和价值都有对外的吸引力，但反过来说，软实力中的吸引力更多地来自于文化和价值），而外交政策和软实力的关系则比较复杂。
考察美国的软实力结构，我们也可以发现真正构成其软实力核心的是价值意义上的软实力，包括美国的制度、社会、文化和模式，这些内容被包装成普世性的模式和价值，在许多接受者看来都代表着一种普世性的理解。当我们提到*时，首先浮现在脑子中的模式往往是三权分立与制衡，以至于都忘了*还有别的制度模式。美国也塑造了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共存的机会平等的社会，一种反贵族、反精英的大众文化，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文化。美国的模式是一种根据理想和原则塑造现实社会的模式，这种模式对于怀着同样理想、信奉同样原则的人来说是可以追求的、开放的，因而是充满了吸引力的。这是美国软实力的真实所在。
对于其这方面的软实力，美国人自己从未怀疑过，人们对这种软实力的存在和作用也很少有异议。但真正引起国际关系学者感兴趣的是，软实力也有其政策意义。这里的政策意义不是上面所说的软实力三种来源之一的政策，认为具有合法性和道义力量的政策构成了软实力的一个主要来源，而是刚好反过来，指政府利用其软实力，特别是利用其软实力中的吸引力，将软实力转化为可推行的政策。许多人都会认为，美国对苏联冷战的胜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因为是它打开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大门。奈本人也举例指出，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于大卫？杜鲁门（D*id Truman）的访学经历对亚历山大？亚柯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成为苏联政治局委员后在自由化问题上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施加了关键性的影响。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冷战的胜利就是西方文化和价值的胜利。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引起人们对美国软实力担忧的也是其外交政策。本文一开头所说的美国国际形象大幅度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外交政策，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对美国国际形象的负面影响很大。这里的问题是，软实力所体现的吸引力应该是一个自己发挥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包含二个阶段，首先是获得对方的认可和赞同，然后是愿意接受并行动。只有第一个阶段也可以表现为某种吸引力，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会有第二阶段的产生。一种文化和价值可以受到欣赏、肯定和喜欢，但并不一定被接受并转化为接受者的行动。当意欲通过某种政策和行动来刻意推动对方进入吸引力的第二个阶段时，其结果就可能不确定了，有可能会促进第二阶段的到来，也可能会碰到阻力，甚至反过来损害第一阶段的吸引力，软实力因此不但不能增强，甚至可能受损，进而影响其硬实力。冷战后美国政府一直把*、*列为其对外政策目标，意欲促进进入吸引力的第二阶段，但其实际结果在许多地方遭遇反弹，并反过来有损美国的软实力。其中软实力的价值意义和工具意义就被混淆在了一起，从而导致了许多问题，最终引起人们对其软实力受损的种种忧虑。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4）
奈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因此在软实力的三种来源中把文化价值和政策区分开来，指出：“反对美国的政策并不等于通盘反对美国。对政策的反应比对文化和价值的内在反应起伏更大。”也就是说，导致美国软实力受损的主要是美国政府一些不当的对外政策，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还是充满吸引力的，是能够为美国软实力加分的因素。美国对外政策所造成的对美国软实力的破坏尽管还没有大幅度地影响到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软实力，但对于奈的政策谏言来说，政策设计者和执行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这里面所存在的问题，在制定政策时要善于运用美国的软实力，避免损害美国的软实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软实力在约瑟夫？奈看来，不但面临着政策问题，而且面临着一个结构问题，这个结构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的全球化。奈在探讨反美主义这个自美国建国以来就存在的问题时发现，全球化构成了反美主义的一个新结构，它使得反美主义更有整体性，更难应对。这里面几种认知和力量纠结在一起，成为正在全面耗损美国软实力的一个新结构。
这样，从美国软实力的结构和变化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软实力有其价值和文化层面的结构，也有其工具层面的结构，而真正成其为软实力的结构则更多地存在于其价值和文化层面，工具层面的软实力更多的是为价值层面服务的，可以累积价值层面的软实力，可以促进价值软实力的增长，而处理得不好，则会耗损价值层面的软实力。因此，对于软实力的构建讨论来说，价值层面的软实力更有实际和长远意义，工具层面的讨论不应构成目的本身，而更多的是为价值层面软实力的构建服务。
当然，并非所有的文化和价值或一种文化和价值的所有方面都能成为国际上的软实力，只有那些能够为其他国家所理解、学习和仿效的内容才构成国际上的软实力，特别是可以被工具化或政策化的软实力。“一个国家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的结果，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希望追随它，羡慕其价值观，以其为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实现世界政治目标的方式，确定议程、吸引其他国家与通过威胁、运用军事或经济武器迫使它们改变同样重要。软权力（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标）吸引民众，而不是迫使他们改变。确立预期的能力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
全球化是当前软实力讨论所必须面临的一个新结构，这个结构指向一个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而在这个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中，人们更多地依赖于共享的价值和已为人们所接受的社会风俗习惯，而不是一个共同体对另一个共同体，或者一种价值对另一种价值的强制和互相争斗。因此，在这样的全球化结构和进程中，软实力的价值构建就有了更明确的范围和方向，那就是有条件和能力成为共享价值中的价值，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大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它能为人类的共享价值贡献多少，能为大家所共享的程度有多深。而从政策层面看，软实力的问题是促进自身文化和价值的共享化、普世化，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又必须基于自觉性、自愿性，而非强制的改变。另外，能够构成软实力的政策，必定是符合某种普世性价值和道义的政策。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5）
中国软实力的构建
中国的软实力构建已探索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取得了许多效果，譬如中国文化年活动的举办，孔子学院的设立等。中国文化年已在俄罗斯、法国等许多国家举办，而孔子学院的设立，据新华社报道，迄今已有123所、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极大地促进了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在学理层面上，对中国软实力构建问题的思考要在这基础上更深入一层。通过中国文化年的活动和孔子学院的教学，中国文化确实获得了更多、更广、更强的走出去渠道和平台，但这里的问题是，除了借此传达我们的交流方式、喜怒哀乐、审美倾向、历史传统等内容外，还有什么更深层、更系统、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并转化为其行动的内容可以提供。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讨论指出的，喜欢毕竟才是产生吸引力的第一步，而对于软实力之所以成为软实力、软实力要发挥作用来说，更重要的是在第二步。因此，中国软实力构建的学理任务就成了如何构建我们具有普世性意义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能够在全球化的新时空结构中竞争，能够成为人类共享价值的一部分，能够为形成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服务。
考察近代以来西方价值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它基本上也是一个其价值的普世化的历史，只是这个过程在早期是由枪炮保驾护航的、由商品和资本铺路的，是硬权力首先取得了胜利，尔后人们开始研究其胜利背后的软实力。而在这一过程中，其他文化和价值不管愿不愿意，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反应，也纷纷被席卷进了一个全球性的潮流和漩涡中。
中国软实力的构建，目前谈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挖掘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
不过，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