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为了变法图强，商鞅推行各项法令的时候，在具体的措施上过于严酷、残忍。也就是说，在商鞅眼中，只要是能有利于新法的推行，可以不择手段。
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在看到事情有利一面的同时，也看到有害的一面，犯了做事过头的毛病。
最终，没有具备《中庸》“中”的智慧的商鞅，死在了自己制定的严刑峻法之下——由于变法变过了头，他得罪了大量旧贵族，被判处车裂的酷刑，惨痛而死。
在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个做事过了头的著名人物，就是明朝的于谦。
这个于谦，跟商鞅一样，也曾经是功不可没的大臣。可是，他最后的命运，却同样是不得好死。
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中，去看一下吧。
实际上，于谦的死，也跟他为人处世的过于苛刻、好走极端，缺乏全面考虑有关系。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于谦是以率领明朝军队，打败入侵的瓦剌军队，救回明英宗而流芳百世的。
4。利害大小，不可不虑（2）
当时，明英宗即位不久，就面临了北方游牧民族瓦剌的屡次进犯。
在一系列的谈判协商失败之后，瓦剌军队大举进犯。
他们与明朝太监王振内外勾结，在“土木堡之变”中，大败明朝军队，还掳走了明英宗。
堂堂天朝上国，竟然被游牧蛮族给抢走了皇帝。这么大一个国家，一时之间，竟然群龙无首，那还得了？
得知皇帝被俘虏的消息，明朝的高官们简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顿时慌了手脚。
在这个时候，于谦挺身而出了。
他不愧为是一位拥有丰富政治和军事经验的能臣，在朝廷一片混乱的局面下，他力排众议，说服了所有大臣，率领军队，与瓦剌军队顽强作战，最终成功地击败瓦剌人，还救回了明英宗。
不仅如此，在救回明英宗之前的这段时间，为了避免群龙无首的危险局面，于谦还联络众大臣，拥立朱祁钰称帝，史称明代宗，重新建立了明朝的政治核心。
实际上，瓦剌人之所以那么快战败，并最终放回明英宗，跟于谦拥立新皇帝有很大关系。
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便俘虏了明朝皇帝也没有用，因为明朝很快就有了新的皇帝。
很自然地，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就成为了明朝的大功臣。
他的功绩，几乎说得上就是“匡扶社稷”的大功劳。
可是，就在于谦为明朝立下汗马功劳之后不久，另外一个政治事件，把他卷了进去，而且最终让他命丧黄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我们已经知道，在明英宗被瓦剌人俘虏期间，为了政治需要，于谦率领群臣拥立了明代宗朱祁钰，也就是历史上的明景帝。
按理说，这个明代宗是明英宗的后辈，应该对明英宗十分尊崇才对。可是，在明英宗被救回来之后，明代宗尽管尊他为“太上皇”，在实际待遇上，却对明英宗并不好。
这样一来，自然就引起了明英宗的不满。而一帮子原本就忠心于明英宗的大臣，同样也心怀不满，只是由于于谦这个时候当政，他是拥护新皇帝统治的，因此这帮大臣才不敢乱动。
实际上，除了于谦当政这个原因之外，这些大臣之所以一时半会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也跟他们对于谦十分尊敬有关。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就在“土木堡之变”中，这些大臣中的一些骨干，跟随于谦立下了大功，因而被于谦推荐，获得了高官厚禄。
比如，在这些大臣之中，有一个人叫石亨。
石亨原本是掌管京师驻军的将领，相当于现在的卫戍区司令。
在“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最开始，由于皇帝被俘虏，军队士气大跌，石亨的军队吃了很多败仗，石亨本人也遭到了贬官的处罚。可是，于谦却独具慧眼，认为石亨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应该委以重任。
于是，在于谦的保荐之下，新上任的明代宗就让他官复原职，戴罪立功。
后来，石亨果然没有辜负于谦的希望，立下了赫赫战功。
为了表彰他的功劳，明代宗将他封为了世袭的侯王。
从一个卫戍区司令，荣升为侯王，对于石亨来说，自然觉得十分受宠。同时，在他心目中，也十分感激自己的大恩人于谦。
在石亨看来，如果没有当年于谦的保荐，别说是侯王，估计到老都会在基层混。
于是，石亨一直都在寻找机会，能报答于谦。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石亨趁明代宗封赏有功将士的时机，向皇帝请求，奖赏于谦的儿子于冕。
按理说，石亨这也是一番好意。再说，于谦立下的功劳那么大，完全应该获得世袭官爵和俸禄的奖赏。因此，石亨的请求，也算是合情合理的。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于谦开始做事过头了。
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臣子，忠诚于主子是理所应当的。至于赏赐，封赏给有功大臣本人就可以了，至于他的后代，是没必要封赏的。
于是，于谦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严词拒绝了石亨的请求，让石亨脸上非常挂不住，简直无法下台了。不仅如此，他还立即指控石亨，说他徇私，这简直就是要置石亨于死地。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于谦为人处世实在是缺乏全面的考虑。他只想着他自己为官要清廉和忠诚的一面，却忽视了跟人和善相处的一面，从而做事过了头。
实际上，于谦就算是接受了皇帝对他儿子的封赏，也不会妨碍他的一世清明。可是，他竟然连石亨的一个顺水人情，都不接受，这就确实欠缺考虑，甚至就是迂腐了。
这样一来，石亨对于谦也由最开始的感激，变成了怨恨。
这个时候，倘若另外一些原本就仇视于谦的大臣，再趁机耍阴谋害他，于谦就只有失败的结局了。
果然，没过多久，文臣徐有贞就联合石亨等人，形成了一个势力巨大的“倒谦派”。
这个徐有贞又是谁呢？
原来，徐有贞就是当年“土木堡之变”时，主张南下迁都的大臣之一。
在“土木堡之变”之前，徐有贞就很想谋得国子监祭酒的职位。
最开始，于谦也向明代宗举荐过他。但是，明代宗认为，徐有贞竟然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主张逃跑，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国子监祭酒，去主管国家的教育事业呢？
于是，徐有贞的梦想就破灭了。
这样一来，徐有贞把仇怨都发泄到了于谦身上，认为就是于谦从中作梗，耽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于谦，这位明朝的大功臣，最终死在了自己做事过头、缺乏全面考虑上——徐有贞、石亨等人，趁明代宗病重，发动“夺门”政变，把明英宗又送上帝位，于谦也就不明不白地被处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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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位而不越位（1）
《中庸》的“中”，体现在为人处世上，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规矩，那就是“到位而不越位”。
关于到位而不越位的道理，《中庸》用了这样一段话来解释。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
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如果不是天子的话，那么他就不能议论礼制的是非，不能制订度量衡的标准，不能研究各种文献。
现在，天下的车都是一样的轱辘，写字都使用一样的字体，行为都是一样的准则。
虽然一个人有一定的职位，但是他却没有一定的德行，他是不敢制作礼乐的。
虽然一个人有一定的德行，但是他却没有一定的职位，他也是不敢制作礼乐。
在这段话之中，最重要的是后面两句——“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两句话讲了两种“不敢作礼乐”的情况。
这两种情况分别就是：没有德行的人和没有职位的人。
在《中庸》看来，这两类人都不能去制作礼乐。
看到这里，有人会觉得好奇，为什么《中庸》这么强调制作礼乐的要求呢？
原来，在《中庸》这本经典产生的那个时代，制作礼乐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
这样的大事，自然需要对制作礼乐的人进行严格的要求了。而这些严格的要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必须既有一定的德行，也有一定的职位，二者缺一不可。
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定的德行和一定的职位，尤其是没有一定的职位，而去做了那个职位相应的事情，那么在《中庸》看来，就犯了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越位”。
按照《中庸》“中”的智慧，正确的为人处事方式，应该是“到位而不越位”。
与“到位而不越位”相反的，就是职位和级别上的越位，以及德行和能力上的越位。
“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意思就是一个人无论德行多高，能力多强，如果没有职位，也不能越位做事。
而“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意思就是一个人即便有一定的职位，倘若没有一定的德行和能力，那么也不能越位做事。
对于前面一句话，大家或许觉得很好理解：不在那个位置上，没有那个权力，当然不能越位或者越权办事。
那么，为何说一个人没有德行和能力，也不能越位做事呢？
原因在于，一个人假如缺乏能力、德行，自己根本办不下来的事情，却大包大揽，就有可能把话说得太满了。一旦事情没做成，难免下不了台。
这就是《中庸》的“中”所反对的两种越位方式。
不过，在现实生活之中，为人处事的越位，大多数情况属于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