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出自我的偶像张小娴之手，标题是《猥琐的重逢》。至于“那一刻”所能谈得出来的感想，小娴的自问自答不消说满纸也只两个字：猥琐。
只有人类才会获得猥琐之感受，但是猥琐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亦非后天养成的品质，而是人类有时会不幸所陷入的一种情状。“猥琐”或“委琐”本来皆言多或杂，但常用来形容人的相貌举止：“贾政一举目……看看贾环，人物委琐，举止荒疏。”具体而微者，参见《笑遨江湖》里躲在客店里乔装之后的林平之：“三张膏药，贴在脸上，把双眉拉得垂了下来，又将左边嘴角拉得翻了上去，露出半副牙齿，在镜中一照，但见这副尊容说不出的猥琐，自己也觉可憎之极。”
其实真正“说不出的猥琐”往往并不在相貌。按亦舒小说里的定义，举凡“冬烘、头巾气、狷介、固执、永远住在牛角尖里”皆可与“猥琐”并称，足见其复杂。在这件事情上，文字再次大败于影像。千言万语，不及周星驰的几出戏，尤其是吴孟达在戏中之扮相。事实上，推动“猥琐”这个词在中国大陆的流行者除了周星驰之外，主要还借助于生力啤酒广告里的那个“猥琐男”。在国产的活动影像里，我发现对于猥琐的表现多集中在婚外恋题材。婚外恋之所以猥琐，并不是因为不忠和“偷”，主要的起因是角色在言行上的闪烁，尤其是一方或双方通常不愿离婚的中国式婚外恋，使对于“猥琐”的艺术表现获得了空前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在这个舞台上，陈世美和秦香莲的故事曾经长期引导着中国大众文化的主流价值导向。90年代以来，传播婚外恋故事以及诠释相关价值观念的重任就开始落在了电视剧和电影的身上。印象较深的，有20集电视连续剧《让爱做主》：为了解开这道老套的三角习题，徐静蕾、江珊和王志文组成了一个三人课题小组，对这种有争议的关系展开了没完没了并且掏心掏肺、触及灵魂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谈心得、谈体会、谈感受的戏份远远高于偷情。过于浓厚的学习气氛无疑大大限制了对于“猥琐”的表现空间。
当然，《让爱做主》只是婚外恋题材的一个极端，它除了表明婚外恋也可以拍得毫不猥琐之外，剩下的唯一作用似乎就是为了反证婚外恋题材可以拍得多幺猥琐。我发现，冯小钢导演自《一声叹息》以来，对这桩事情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当然他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样的窃玉偷香，一样的吃醋掂酸，他便有本事表现得要多猥琐有多猥琐。如果说《让爱做主》是“盗亦有盗”，那幺《手机》绝不是像崔永元指控的那样“诲淫诲盗”，其兴奋点既不在“偷”亦不在“盗”，更不在道德，甚至婚外恋本身也只是导演随手掂来的一个题材——我觉得，冯小钢的用心及其成功之处，盖在于借用婚外恋这一题材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在婚外恋过程中可能陷入的每一种猥琐的情状以及人性在上述活动中所可能达到的猥琐程度。
去年的情人节，一位在四川执业的私家侦探上凤凰卫视畅谈其侦探人生，并播出了他在某次偷情调查案中用非专业摄相机拍下的几个现场片断：一对偷情男女，男的送女的回外地，先是企图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开房，结果证件不齐而被拒，已经够狼狈，够猥琐的了。下一场，这两人在候车室里从执手相看泪眼到相拥而泣，难分难舍。私家侦探说，当时他也有点感动。我的意思是，偷情者、偷拍者以及观众在那一刻都有机会迅速进入猥琐状态，不过恰恰也正是在这一刻，我们情感上不一定崇高，道德上不一定正确，但是我们至少摆脱了猥琐——除了此案的女性委托人及其亲友团成员之外。《手机》里的武月、李燕和于文娟并不是冯小钢的委托人，而冯小钢就是这个故事的导演。但是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也能把“发现现任老公偷情”的情境拍得跟“发现前男友嫖妓”同样猥琐，即便不算是一门硬功夫，也应以天赋异秉视之。
流氓无赖，俗的脏的，拳头、枕头、无俚头，拍好了，多少都有点看头，亦不无审美价值。“猥琐”所能唤起的除了另一轮技术以及现实性的猥琐——《手机》引发的公众话题以及崔永元的发难——之外，在审美或审丑、娱乐及学习之间实在难以归档。意大利学者艾柯在1989年提出过一个辨别色情电影的标准：“若角色从A点到B点的耗时超出你愿意接受的程度，那幺你看的那部电影就是一部色情片。”我本来想补充的是：若从A片的公映到B片的上画耗时超出导演、演员、观众、制片人或其中任意一方愿意接受的程度——不是以分钟计，而是整整一年，那幺“贺岁片”也不失为一种色情片。看了《手机》之后，我已决定放弃这一想法，因为显而易见的是，“猥琐片”有望成为中国电影人独创的一个新片种。
云雨一番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此事与天不要下雨，娘不要嫁人一样令人无奈。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此丧失了所有的发挥空间。未雨绸缪，何不能为雨筹谋？
文字记载的筹谋活动始于殷商，“天人感应”做为祈雨的基础理论兴于春秋，全盛于汉，滥觞千年。我发现，从原始《九歌》到汉代的“天人感应”理论，天是同一个，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人”的方面亦大致以男女关系为主流（董仲书《春秋繁露》请雨止雨篇：“令吏民夫妇皆偶处，月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臧、女子欲和而乐神。”＝汉以降，天人感应出现向“男男关系”转变的显著迹象：宋神宗七年春，大旱，民不聊生。神宗损膳未果。时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遂“（废新法）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是日，果雨。”（《续资治通鉴》）劳其筋骨，苦其心智，天降大任，独不降大雨于斯人，一代名臣，竟“以旱引去”。
史书和方志通常有所选择地记载祈雨结果，未遂者大多避而不谈，偶有“立雨”、“果雨”之验，则以“祈祷雨晹，无不感应”之祥异记录在案。其实久旱不雨和久旱必雨都是自然现象，故祈雨而“雨立注”也只是概率问题，至少谈不上灵异。《履园丛话》云：“余谓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虽帝王之尊，人心之灵，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术，如画符遣将、呼风唤雨诸法，亦不过尽人事以待天耳。”做为一种高度仪式化的行为，祈雨的心理作用似乎更值得重视。天不下雨，求雨仪式至少可以让人自酿一锅心灵鸡汤，聊以济民瘼。
人工降雨是无神论者的祈雨，或曰科学有效但严重缺乏内省精神一种祈雨方式。以飞机、大炮、火箭对天空展开热火朝天的“武器的批判”，使古之祈雨形同儿戏，简直就像一群人仰着脖子对天上那一片被“锁住水份”的云齐做“嘘嘘”之声。以“应验”而论，人工降雨虽则有效并及时（如扑灭大兴安岭山火），但即使放下性价比不谈，人工降雨也未见得一定优于“人心祈雨”。
同样是八分天意，二分人力，只是从怨天尤人改做怨天尤云。人工降雨让我们坚信，活人既不会给胯下的尿给憋死，自然也不甘坐视头顶上那一朵饱含水份的云活活憋死它自个儿。区别在于，相信不下雨是因为没做爱，是迷信；相信不下雨是因为没有云，是科学——“人工影响天气”专家目前急于向公众解释的是，“人工”并不能直接“降雨”，必需以“有云”并且是“水份充足的云”这个天意为必要前题。个人的理解是，有条件，大可云雨一番；没有条件，便不能创造条件，道理和“伟哥”相似，即药物本身并不能“创造”性欲，惟在性冲动出现时方能助ED患者“自然”勃起。对于“人工”迷恋和依赖，可能还会降低人工降雨的心理抚慰功能。近来上海酷热不霖，当局“为雨筹谋”了3000枚碘化银焰弹，飞机、飞行员、技术人员及催化设备24小时待命。7月24日下午突降雷雨，当气象台报告致雨者非“人工”而系“雷公”时，像我这样对人工降雨翘首以待者于快慰之际却平添了几分失落。
人工降雨的真正神奇之处，在于促成“截断巫山云雨”变成真正自然的超自然现象。此前的“截雨”只见于神怪小说。孙悟空和虎力大仙在车迟国赌胜祈雨，对手登坛做法时，悟空“真身出了元神”，将奉召而来的风婆婆、推云童子、布雾郎君、雷公电母四海龙王等一一劝退。佛门截了道家的雨，比的是上面有人，以人工降雨之法“劫雨”，比的是下面有人。7月9日，气象台侦测到一片饱含水气的云将依次飘过久旱的平顶山、驻马店、漯河、许昌、周口五市上空，于是沿途各市争相炮击，最后到达周口市上空时，云已榨干。我本来相信人工降雨尚有另一不足，即缺乏人工止雨（退出机制），而董仲舒则“请雨止雨”两法俱全，以概律论，两者应验的机会也是均等。但在上述众说纷纭的“抢云事件”之后，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偏见，因为一个地区以人工降雨局之法至少是能为一个地区实行人工止雨的。
人云我亦云，没性格；人云亦我云，有道理。我想象不出立法如何能制止“抢云截雨”。其实无论是天人感应还是男女关系，慰藉解脱之道，莫过于写诗：“我是天空里一片云，偶尔投映在你的波心，你无须讶异更不必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新月同志陈梦家谓此写出了“微妙的灵魂的秘密”。微妙者，无非“谁之波心”也。从林徽音，陈衡哲到陆小曼甚至巴黎咖啡馆邂逅的黑纱女郎，文人史家狗仔队聚讼不休。就象征主义而言，“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心中的小气候，天上的大气候，不妨以“谈天气”之作视之，也就是说，云之有无由概由当时大气环流形势决定，一片云是以降水的方式“投映”在你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