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的专家也同样受限于当代的劳动现象，我们就得说服我们的中产阶级读者，他们是与时俱进的。”我从未尝自绝于劳动人民，据报纸上说，在每年的三大“黄金周”里“被迫离家出走”的劳动人民，其实也大有人在。不过，与其批评“政策长假”，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诚如巴特所言，假日就是一种“非常怡人”的社会属性。LV的怡人或曰“移人”之处不仅在于把上班族还原为放假族，把劳动人民还原为“不劳动的人民”，尤在于能双向地把作家还原为劳动人民，把退休者还原为上班族，并且让我这样一个“离不开的天堂就是地狱”的信徒改信了“一个不得不度的假期就是上班”。尽管我也以写字为生，但我并不算、至少不算是巴特所指的那种以纪德为例的作家。在把度假当成上班的人里面，我能够与之相比的，大概就只有那些搞“度假外交”的政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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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长城非好汉
自清兵入关以来，长城的功能 （依次）只剩下以下两个：一，被拆掉，作用是旧板砖的利用；二，被重建，作用是推动旅游业（含教育业）的发展。前后两者表面矛盾，本质上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使“拆”和“建”得以实现的一个重大前提，就是长城的继续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被看见”。
不到长城非好汉。“好汉”只有一种，“到””则有两解，一种是人到，另一种是眼到。我个人赞同的是后一种。长城在建筑上的特点，比较适宜“远观”，“远”不仅能看得更全乎，尤能观出其蜿蜒万里的雄壮气势来。近来，越来越多的专家也倾向于同意我二十年前的观点。据新华网报导，鉴于长城上的“亵玩”活动日趋放肆（包括假古董、假士兵、摊位游戏等等），使“长城作为城防工事应有的凝重感”被大为冲淡，专家指出，“游长城不一定非要登上长城。八达岭景区石峡关残长城维持原貌，采用辅助设施，使游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办法，在一味的‘修葺一新’、‘雄姿重现“之外，带来一种新鲜的启示，即创造条件，引导游客从保护文物的角度体会长城的价值，欣赏长城沧桑的美，即使保持一定距离却可以更好地感悟其文化底蕴。”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长城看来都是“距离产生美”的一个范例。故为文物保护及审美能力保护计，“不到长城非好汉”实不如易一字为“不见长城非好汉”更能与时俱进。值得欣慰的是，吾道不孤，赞同这一观点的远不止专家学者，例如竟能把长城视为“留在地壳头上”的“一道疤痕”之BEYOND，除了没大没小或者居心不良之外，就观赏的距离而且，显然早已比我们走得更远。当然，比BEYOND更Beyond的更是大有人在。比方说，自从太空人杨利伟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对央视主持人说出“（在太空）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这样的话以来，对于此事的质疑就一直未曾消停过。这些怀疑论者的感情可能很单纯也可能很复杂，但是，我始终相信的一点是，他们除了和我一样相信长城以远观为佳之外，更坚信成城之绝佳的观赏点其实并不存在于地球，而应该远在外层空间。
以我个人于这场争论的远观所得，“有没有见到”与“能不能见到”乃两大阵营激辨之焦点。当然，比“有没有见到”与“能不能见到”更为本质的，是“应不应被看到”以及“在外国人都看到了”的前提之下身为中国人的“应不应看到”。很显然，这不仅只是科学和审美的问题，而已上升为一个道德问题了。道德是心里的事，在太空科技突飞猛进的今日，其困惑程度似已不能再能与“星空”这类天上的事情等量齐观了。
到目前为止，从太空上看过地球的中国人只有杨利伟一个，对于“从太空中有没有见到我们的长城”，杨利伟拥有绝对毋庸置疑的发言权，不过，既然事情已超越了科学和审美，这次弟，怎一个“我没有看到”了得。古之饱学之士，俗称“天上的事情知道一半，地上的事情全知道”，今之饱学且撑学之士的标准，大概是“人虽在地上但是也能全部知道从天上知道的地上的事情”。事实上，有人甚至对杨利伟到底有没有上过太空也持怀疑态度。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先例。至今仍有部份美国人（也包括部份中国人）深信人类登陆月球一事乃彻头彻尾的虚构，此事是在美国西南部莫哈未沙漠架台设景上演的一场大骗局，目的则是要令地球人都知道美国的科技世界第一。据福克斯电视网2001年2月报导，“20％的美国人对我们是否真的曾经登陆月球存”（1999年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所得的数据为6％）。事态之严重，以致于NASA在去年秋季不得不考虑花钱做公关宣传，希望说服公众相信美国人真的上了月球。
虽然杨利伟在“我没有看到”一事上还没有花钱的必要，不过网上的争论确实进行得难分难解，与化解这场争论的难度相比，把人送上太空已让人觉得还算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Steve Mirsky在2003年3月号《科学美国人》上苦口婆心地开解道：“是时候要借用一下奥卡姆剃刀了。到底是哪件事情比较难：把人送上月球，还是要人相信真有其事？事实上，将人射上月球所用的强大推动力，是很简单的物理作用，只要有计算尺和电脑，便可成事。我知道你能做到，因为我们做到了。”结果是，动刀未遂，最后还是得动拳解决：当一位契而不舍的怀疑论者再次强烈指责第二位踏上月球的太空人奥德林是“贼匪、骗子、懦夫”时，72岁的太空人忍无可忍，朝37岁的怀疑论者的脸上一拳挥去。
我仍然不赞成以粗暴简单的手段来解决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要知道，任何一样物事，只要眼中无而心中有，“放不下”总归是难免的。人的正确思想，看来在包括太空时代在内的任何时候以及任何情况下，都是很难从天上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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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会有的，客就未必
在大城市争相高呼“建成像纽约那样的国际大都市”的同时，中国的有志知识份子也在为“建成中国人自己的《纽约客》”而孜孜不倦地努力。与那些的摩天大楼和玻璃幕墙相比，知识份子这一次倒是干了点实事，至少，我们已经有了一本除刊名和语种之外，从面目到栏目，从字体到文体，从气质到纸质都高度疑似《纽约客》的杂志。
可大伙儿依然余兴未了。我也看出来了，谈《纽约客》和办《纽约客》是两码事，那么，我也说两句吧。上星期，有个老朋友从洛杉矶回广州，出来吃饭时，扔给我一叠《纽约客》：“在飞机上翻了翻，都是近期的，扔了可惜。”此友居美十多年，在加州一所名校做终身教授，之所以是《纽约客》的老订户，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年度订阅每本可省两块九毛五，而是因为他发现这是一本“有用”的杂志，“ 有用”倒也不完全在于《纽约客》里的文字，而文字也不完全是因为写得精彩，而是这些文字里的“话题”和谈资。加州的主流知识份子圈里，各种名目的聚会不少，但缺的就是话题和谈资。
“政治正确”（PC）是造成“缺话题”的主因。性别，不好谈；宗教，不方便；政治——正是最容易导致“政治不正确”的高危话题。倒也不是知识份子一见面就非谈这些不可，原因恰恰是这些基本因素构成了知识份子话题的核心，就像我们用“ 拳头加枕头”来概括色情和暴力电影的共同本质一样。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无论观点还是用词，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歧视”——“区别对待”，这是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退而求其次，八卦新闻，加州从来不缺，但是知识份子不屑；谈篮球吧，一面倒都是湖人的拥趸，不可能出现“歧视”， 然而观点上不搞“区别对待”，谈话便索然无味。当然，若有个纽约客在场，至少篮球会谈得比较有趣。
既然如此，最安全、最不容易犯错误的事，就是谈谈近期《纽约客》里的话题，《纽约客》在知识份子里的作用，大概像一位无产者可以凭《国际歌》在全世界找到自己的同志那样。除此之外，围绕《纽约客》展开谈话还是双保险的——第一，其中所有话题皆经过东岸资深同行的严格把关，政治大方向基本正确，可以放心畅谈；第二，即使有政治问题，东岸的同行应负全责。《纽约客》的权威性及其做为“工具书”的“必要性”，盖在于此。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纽约客》改成月刊，美国知识份子的社交习惯则可能受到直接影响。就我的老朋友的个案而言，一旦回到祖国怀抱，“工具书”就可以暂时扔到一边，或者赠予我这种《纽约客》的崇拜者。
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PC虽不至于夏虫语冰，不过《经济学人》曾经郑重提醒过欧洲同行，其实美国有一座“不自由女神像”：“美国人享有的自由并不如人们想象多。法律和限制几乎无所不在，交通号志不断提醒人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食品标签上的说明足以满足以位科学家；阿斯匹灵的瓶盖紧到让老人家拧不开……美国的个人主义只能在限制中放纵，这都是宪法和民权法的功劳……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美国人打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被各种法规限制。早期的淘金辟土并非如漫画和卡通中所描述的完全不受限制，除了电影中让人崇拜的游侠，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纽约客》？朱伟先生曾经这样解释：“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消费指南、有文字特别讲究的小说、报道、专栏与幽默，不仅有思想，还有趣味与较宽的信息面。而我们好象很难把作为知识分子的高品质与消费联系起来—知识分子总是高高在上，不屑于人间烟火，于是凡宣扬自己高品质的刊物，好象总得不到大众认同。”朱伟还引用洪晃的话：“中国有那样的中产阶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