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富兰克林写道：“那个内阁声称在美国的战争是为了未来，是防御性的。我希望我们得小心在意，对这一宣言不能有丝毫的信任。”
第二天，3月5日，康维在下院动议，应作出决议，并使决议生效，即任何倡言或企图再对美洲大陆打一场进攻性战争的人应被视作英王和国家的敌人。动议被通过了。
到了7日，在诺思已经私下通知了英王，他不能继续任职以后，富兰克林仍对英国的有关战与和的反应十分警觉。他告诉人们，“我们一定不要为这些表面现象所惑。那个国家是多变的。尽管目前多少有些不那么自大了，但一点微小的成功又会使他们像以前一样傲慢无礼。”富兰克林认为，如果不是被打得没有招架之功，这个国家是不会认输的。
★生活在法国友人中
除了繁忙的公务以外，富兰克林的生活中总是有许多的朋友，有着广阔的社会交谊，也有亲密的私人朋友，还有他在帕西的家。
富兰克林在巴黎参加的俱乐部是共济会的“九姐妹”寓所。1777年，这家俱乐部接收他作为会员。1778年11月28日，他参加了这家俱乐部举行的一次典礼，主题是纪念5月间辞世的伏尔泰。在典礼完毕后的宴席上，200名来宾为美利坚合众国和它伟大的使者干了第一杯酒。第二年，富兰克林被推选为这个俱乐部的“大师”。在他健康许可的情况下，他总是主持那里的聚会。1783年3月6日，在巴黎的新共济会大厅里举行庆典，富兰克林的胸像在音乐声中隆重揭幕。
法国的共济会和美国的有所不同。在美国，共济会只具有社会性和地方性的意义，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在法国，它却带有自由思想、反对专制的鲜明特征。“九姐妹”俱乐部欢迎富兰克林成为他们这个派别的兄弟，在他们眼中，富兰克林已在他的国家里实现了它的改革目标。“九姐妹”俱乐部在富兰克林心目中则犹如费城的共读社，他在这里活动，如同他在青年时代贫穷、默默无闻时参加“皮围裙”俱乐部一样。法国最著名的共济会所在为新的共和国服务方面，成了他的非正式的同道，会员们成了他在一个对他极为友好的国家里的一群宝贵的亲密朋友。对于会员们极为关注的法国的事务，他自然不便去发议论，因为身为一个国家向法国国王派驻的官方大使，他不能不谨慎。然而，他是他们中的一员。由于他的建议，拉·罗其福考尔·丹维尔将美国的州级宪法译成了法文。
在“九姐妹”宅的共济会员看来，美国的宪法成了他们学习实践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启蒙课本。这是些立宪主义者，他们想用宪法限制本国的君主。他们中有几个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成为革命的温和派——吉洛特派分子。在暴力革命发生前，他们和这位科学家、思想家谈论宪法，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他用可敬的智慧制造了一场革命，这符合他们的口味。
显然，富兰克林也觉察不出法国的革命会走一条同美国不同的道路。数年来，忙于外交事务的富兰克林，足不出巴黎和巴黎近郊，出入于富豪和特权者的圈子，没怎么注意到法国人民悲惨而绝望的处境。因而他同意法国立宪派关于法国所需要的不过是一纸宪法的主张。他所知道的罗伯斯比尔只是阿拉地区的一名年轻律师，在1783年10月往帕西寄了一份他在法庭上的答辩词，反对一项禁止在圣奥马尔教堂使用避雷针的法令。富兰克林知道的马拉也只是一位不著名的关于火的性质的研究者。马拉在1779年请求富兰克林帮助他将他的有关新思想在皇家科学院提出来。富兰克林给了他帮助。他何曾想到，这两个当时的小人物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成了叱咤风云的领袖。
富兰克林对探索大自然的兴趣从来没有减退，但自从来到巴黎以后到参加缔结和约的几年中，他却抽不出时间作研究。对此，他颇为沉痛地写信告诉普利斯特里说，“假如我有闲暇和你一道探索大自然的产物我就太高兴了。我指的是无生命物，而不是有生命物或道德方面的内容。对前者我发现得越多，我便越赞美它们；对后者我了解得越多，我便越厌恶它们。”
就在他这样写的前一天，他在皇家科学院目睹了拉瓦泽①演示关于氧气的实验。其后，他访问了正在实验室里的拉瓦泽。他还常常参加皇家科学院和皇家医学学会的会议——1777年他当选该学会会员。他的老友勒·罗伊是国王在拉·米特的实验室负责人，拉·米特是在帕西的一所皇家城堡。富兰克林常去那里，也去勒·罗伊的家。正是和科学界人士的频繁接触，才使他痛感自己荒疏了自己热爱的自然科学研究——
①拉瓦泽（1743—1794），法国化学家，近代化学的创始人。
然而，他在一些领域仍作过观察和思考，也有所发现。
1777年4月26日，在给英根豪斯的信中，富兰克林评论了莱顿瓶和伏特①的起电盘之间的明显差异。到1778年12月，他完成了《论北极光》的论文，论文于第二年的复活节后在皇家科学院宣读，并用英文和法文发表了。1780年富兰克林痛风发作，他在养病期间于11月13日给伦敦的一位朋友写信在谈到对伦敦、费城和帕西空气闷的观察的同时，谈到湿度表。1781年5月1日，他对图戈特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即对10年前他发明的一种耗烟炉作了补充说明——
①伏特（1745—1827年），意大利物理学家。
在同年的5月7日，富兰克林在一封信中触及到了美国的语言问题：
“由于印第安人没有字母，他们就没有拼字法。特拉华语言在弗吉尼亚人那里就有不同的拼法，这可能并不总是因语言的不同而引起的，因为学习某一印第安民族语言的外地人，发现其语言没有拼字法，而是用他们认为能最好地表达那些单词的发音的字母组合来自由地书写该种语言。我观察到，我们的学习同一种印第安语言的不同民族的欧洲人，按照赋予他自己的语言的字母的通常发音，形成了每一种他自己的拼字法。因之，同样的莫霍克语言的单词，被一个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翻译写出来，在拼法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而不了解字母在翻译的语言中通常所具有的作用的人，不可能了解印第安语言的语音”。
在忙过了和谈的紧张阶段——1782年夏季以后，9月22日，由于深受持续不断的结石疼痛之苦，富兰克林对地球的地质结构进行了思索。他注意到英格兰的地质，因为在英国的怀特黑文、德比郡的奥伊斯特等山区富有煤矿，他相信在这个岛的地表曾发生过巨大变化。“在我看来，假如地球一直到地心都是固体的，这个球体的表层部分的如此变化大概就不会发生。所以，我想象地球的深层部分可能是一种比我们熟悉的任何一种流质更为浓稠、有着更大的特别的比重的流质；因此可以在它里面游泳或浮在它的上面。因而，地球的表层是一层壳，可以被它复在下面的流质的剧烈运动所打破或搅乱。……你看，我放纵了我的想象力；但我对你的哲学性的研究方式要赞同得多，它进行实际观察，从事了收集事实，结论离事实所保证的就不会远了。”
这些才是真实的富兰克林的科学研究与观察，而不是如有些人那样把富兰克林想象成了超自然的怪异。按1788年2月27日霍拉斯·瓦尔波尔的说法，连一些英国大臣也具有这类迷信心理。“一些掌权的自然哲学家相信，富兰克林发明了一种机器——大小象牙签盒那么大——和物质，可以使圣保罗大教堂化为一掬灰烬。”但富兰克林作为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名气增长得更快。他的《政治、哲学论文杂集》于1729年在伦敦出版，出版者本杰明·沃根在扉页上称富兰克林是“美利坚合众国驻巴黎王朝的特命全权大使”，尽管当时英国政府还没有承认“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1780年，杜勃格翻译的法文版的资料和沃根版本的资料被译为德文，作为三卷本的富兰克林选集在德累斯顿出版。意大利文的译本在帕杜亚先后于1782年和1783年出版了《哲学文集》和《政治文集》。
在已经成为费城、伦敦、爱丁堡、格丁根、鹿特丹和巴黎的学术团体成员后，1781年，富兰克林被接受为波士顿的美洲艺术和科学院成员；1782年，他成为帕杜亚的科学、文学和艺术科学院的外国会员；1783年，成为都灵的科学、文学和艺术科学院的外国会员，而他的《致富之路》在1777年以后继在巴黎（1年内发行5次）、都柏林、伦敦、佩斯利、坎特伯雷、爱丁堡等地再版发行。
1777年，富兰克林在帕西设立了一个私人印刷所，他的初衷是用它印一些在法国的外交使命所需要的官方表格和文件。现存标有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是一张邀请赴宴的请柬，日期是1779年7月5日。那是为了庆祝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一周年，5日正好是星期日。就是在这个印刷所，他印刷了他写的一些散文诗，印了《富兰克林和痛风的对话》，印了他在帕西的主要作品：《波士顿独立报增刊》、《移民美洲须知》、《评北美洲野蛮人》。还免费帮一位获释的划桨奴隶彼埃尔—安德烈·加尔加兹印了他的《关于建立永久和平的方案》。
不应该忘掉的是，上述这些繁重工作以外的活动都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所为。
富兰克林在抵达巴黎时就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从1777年小科欣为他画的肖像看，这位哲学家看上去像个狡黠的农民，头戴毛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一张嘲笑人而又果断的嘴。画得更像的是第二年杜普利西为富兰克林的房东乔蒙特画的一幅。在这幅画上，富兰克林薄薄的头发从他高而宽的额头朝后梳去，直直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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