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特别真诚，特别认真。他们之中有左翼，有右翼，也有好人。并不都是军国主义。
女生除普通课程外，还有缝纫课，我至今依然记得当年学过的日本休闲和服的缝制方法。
每天中午，由分到烹饪课组的学生负责做饭，厨房很大，非常干净，学生们一般制作的是营养搭配合理的，比较简单的西餐。
我在哈尔滨俄侨学校读书时，学校的清洁卫生完全不要学生插手；而中国学校则大都每周或过一时期便组织学生突击大扫除。在自由学园，却是每天放学前都要做大扫除的。全体学生被分成几个小组，有的擦墙，有的擦玻璃窗，还有的擦地板，每人手中握着一块沾有专用清洁液的抹布，在组长“一二！一二！”的口令声指挥下，动作迅速地擦拭那原本就已经很洁净的墙壁、门窗和地板。快极了，各人分工，每人就擦一小条。
擦地板必须跪在地上擦，学生排成一排，跪在地上，在口令声中整齐而飞快地边退边擦地，直擦得地板一尘不染，光可鉴人。
不用说，校园也宛若一座小花园，日式的庭院布局映衬着整洁的校舍。
这就是留在我脑海中的我的学校，自由学园的形象。
第十五章 幼稚爱国的代价
翌年，我回国探亲，一想到暑假后需要重新赴日继续我的学业，就有一个使我非常难受的问题，耿耿于怀，无法摆脱。
那便是，轮船抵达神户港，上岸之前必须接受登船海关人员的询问，当问及国籍时，我不得不说：“我是满洲国人。”
我感觉，这等于是说：“我是个亡国奴”，真真是奇耻大辱，令我难以启齿。
我有个姓徐的小（学）同学，她父亲是当时的北京教育厅负责人，于是我便“灵机一动”，想出个“妙招”，借去北京旅游之机，找到那位同学，求她父亲给我办了个中国留日学生证，天真地以为，这样一来，我便可以以中国人的身份到日本读书，船靠日本时，我自然可以挺直腰板说：“我是中国人了”。那时候挺天真的！
开学前，我带着中国留日学生证乘海轮再一次抵达日本神户港。
面对登船检查的日本警察的询问，我坦然回答道：“我是中国人”。
在今天，这是何等理所当然的事实，但是在那六十几年前，我们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我是中国人”这表明真实身份的五个字，却给我这个可怜的中国人带来一场灾难。
日本警察盯着我打量了几分钟，一甩头说：“你站到那边去”。
接下来，警察宣布不准我上岸，并且把我关在船舱里软禁了三天，随后便原船把我押送回国了。这便是我幼稚爱国的代价。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能说！读者也许不明白，既然这样，那我为什么还要到日本留学呢？因为当时我到日本去以前，我能够分清楚，日本帝国主义和善良的日本人民不是一码事，日本的左翼和右翼不是一回事。
今天想起来，我那次的举动实在太幼稚了，因为当时沦陷的北京，与伪满的中国人岂不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北京的中国人与伪满的中国人同样忍受着国耻之痛苦。
很多中国人，都在这种痛苦中找出路。
听说，就在我被押送回国的同时，伪满“驻日大使”的女儿是带上手铐，被日本兵押送回国的，可能她的“罪行”比我还要大吧！这个大使姓冉，我想因为女儿的缘故，这位大使后来也一定不会得到好的结果吧。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人悲惨的命运，当时中国人走到哪一个国家都是不受尊重的呀。我深深体会到国家的命运就是个人的命运，国强国人才强，国弱国人就抬不起头。
回到哈尔滨家里后，我当然只有听天由命。
结婚，生孩子，一天天精神空虚地过着平庸而无聊的小日子，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