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知识太少，就只能干最初等的活，这是注定的。他有时候说头很痛，有时候又瞬间精神焕发。拉货的时候他总向前飞跑，仿佛那两板24箱货物根本没有多重。每天他都会爬上两三米高的货箱去盘点账目，也会钻到夹缝里去检查标志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卖命，他并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声：‘救命！’”
“他大约也不知道刚才自己说了什么。”
“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卧底记者感受到了真正的无奈。
1996年美国杂志《生活》刊登的一张照片：
一名12岁左右的巴基斯坦童工蹲着，正在手工缝制精致的耐克足球。他每天的工资仅为2美元。在网上搜到的相关报道说：“昨晚你可能花150美元买了耐克鞋，做鞋的人是12岁的巴基斯坦童工，他每天只赚2美元。”
一向光鲜的耐克公司被爆出“童工门”后，全球兴起拒买运动，舆论一致指责耐克压榨童工。由此，耐克公司遭受了沉重打击。此后，耐克脱胎换骨，成为最热衷于公益活动的公司之一。
而富士康里面的员工正在接受着巴基斯坦童工的薪酬待遇，900元的工资甚至都不能够达到深圳的最低工资水平。
甚至为了维护企业的利润，富士康的福利在执行中会被削减。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富士康科技集团2004年在烟台经济开发区筹建科技园区，2005年7月正式投产运营，当前园区内员工总数高达8万人，是山东省产出规模最大的外贸企业。如果为所有员工缴存公积金，根据山东省烟台市的一般标准，烟台富士康每年需要支出资金2亿元左右，这将对作为上市公司所属企业的烟台富士康形成不小的盈利压力。
据悉，有员工曾向公司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公司能帮他们补缴公积金，但得到的答复是：要住房公积金，还是要工作岗位？
他们不是“杜拉拉”
在富士康事件发生的同时，当红女星徐静蕾自导自演的电影《杜拉拉》也正在热播中。电影的光影效果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杜拉拉也是一个打工者。她从为民企打工转战世界500强跨国企业，几年间历经职场磨炼，在求取生存、提升的路上努力奋斗，终于在30岁出头时就爬上公司高管职位。
富士康的打工者或许连杜拉拉都没听过，更没有想过这样的打工生活。
而对于千万身处富士康相类工厂的打工者来说，何曾没有梦想？当初满怀憧憬走进大都会大工厂，期待的绝不是无休无止的加班，拥挤嘈杂的集体宿舍，单调枯燥的机器人生活。也许，偏远家乡还有贫病的父母，幼弱的弟妹，积欠的债款，正寄望那来到大都市的支柱，而他们抬头却看不到一丝日光。于是，越是挣扎、恐惧，越是无助、害怕，当他们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原动力时，别无选择。
这是出产巨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国的现实，不止富士康独有，不止深圳独有。杜拉拉们为时下中国描绘了一幅幅绮丽美景，引诱无数青年竞折腰。无数来自远古野火丛林的年轻人，却在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中轰然裂成碎片。
透视都市里充斥着的打工仔身影，不同的是出身、学历，相同的是无所不在的竞争，无处遁形的压力。当自我价值失去方向、无从寻觅，其实，身心早已陨落。富士康诉说着决绝的宿命，他们不是一个层次的打工者，注定命运也将走向两个轨迹。
在深圳高楼大厦的背后，是一群迷惘焦虑的年轻人。
2009年，“中国工人”入选《时代》杂志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他们制造了光鲜，但是他们却从来都无法享受光鲜。
新开的手机店门口，销售员洋气地向围观的员工们展示着iPhone，事实上，那“新奇”的机器每个部件都来自这些工人之手，只是他们从未想过拥有最终的成品。现在，这些成品就以略高于他们一个月工资的“惊爆价2198元”出现在眼前。这是一笔昂贵的购置，所以他们只讨论着怎样花几百元去买山寨手机。
自杀原因，疑云重重（1）
从今年1月23日到5月27日，在短短的4个多月时间内，富士康已经连续发生了12次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其间，还有一名员工割腕自杀未遂。这一连串的恶性事件，别说在国内，就是在当今世界上也不能说是一件小事。然而就是这样大的事件，至今富士康集团和警方也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各大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时，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失去了以往在报道重大恶性事件时那种义愤填膺的鲜明态度。从主流媒体目前透漏出的信息来看，确实疑云重重，让人不得不进行深思。
自杀事件为何频繁发生？
在一连串的恶性自杀事件被众多媒体报道以后，富士康受到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各种质疑接踵而来。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些年轻员工自杀的原因。
为此，富士康向媒体提供自杀员工的工作记录并表示，自杀行为与工作压力可能并无直接联系，轻生员工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也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造成情绪低落。
有人认为，是代工模式瓶颈和成本压力导致了富士康目前的困局；有人认为，是制度执行有余，关怀教导不足，导致了富士康员工选择以这种极端方式进行表达；还有人认为，是巨大型企业管理机制不能有效传导，使得上下级管理脱节进而产生了误解和伤害……
“除最近一位坠楼员工警方还在调查外，前八位员工的加班记录和考勤记录良好，也没有发现向工会投诉和向‘关爱中心’求援的记录。所以，员工坠楼和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坠楼者主要问题出在自身。”富士康的管理层如是说。
曾红领（第7位坠楼者卢新的工友）：我觉得企业不好可以走人，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卢新太要强，因为家里困难，父母借钱供他上学，他常说要赚钱回报父母，想法也很多，但是都不太现实，所以没有方向感，后来就说总感觉有人在追杀他。我觉得他跳楼还是个人原因。
程林（富士康员工）：富士康讲的是“速度”和“效率”，在生产线上，员工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而且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对普通工人很不客气。一个人如果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如果再挨到主管骂，很容易想不开。
作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肖水源，曾赴富士康对坠楼事件进行调研，他认为：通过富士康的案例报告可以判断，至少一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障碍。但目前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很难形成员工之间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
卢新死后第二天，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长吕秋云教授等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
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由于时间仓促，自杀的原因还无法明确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
2008年，中国大陆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
但是，这样的数据是冰冷的，解释也是牵强的。代工厂在深圳如此多，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富士康事件？富士康事件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发生？
专家们的言论一出，立即受到了公众的指责。大家都认为是郭台铭请来的专家必然会有某种内幕或偏向。
自杀原因，疑云重重（2）
就事实而言，郭台铭请心理专家会诊自杀事件并不能让人诟病，应该算是积极的应对措施，同理，就专业而言，心理专家的言论也只是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调查。
但是，无论调查的结果如何，员工的心理如何，许多疑问让富士康无法逃避和推脱自己的责任。
自杀事件跟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和它的军事化管理是否有直接关系？为此，媒体开始做好了深入报道的准备，甚至有媒体把富士康事件按照血汗工厂的思路展开调查。网上有人指责是富士康的管理将人逼死。
早在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因为报道称富士康为“血汗工厂”，披露了富士康公司剥削员工的内幕，富士康向该报两名记者索赔3000万元人民币，最后迫于舆论压力撤回起诉。
但是这次媒体最初的思路和后来呈现出来的报道完全不一样。从严格的理论层面上来说，这个假设被否定了。至少富士康的工作时间是受到认可的。
不过，公众对于富士康内部的管理却疑虑重重。
在网络上，从孙丹勇的遗言中也可以看出，富士康内部存在暴力管理。
自杀？他杀？社会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富士康一连串的员工自杀案件发生后，尽管媒体和有关方面都低调处理，但是有关内幕消息还是不断有人透露。有说富士康的保安经常打骂员工，有说某个员工是被逼死的。这些消息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但是，不管是真是假，有关部门都应该加以澄清。毕竟，小道消息也是弄清真相的重要线索。
在外界对富士康“N连跳”的评论分析中，诸多是对于员工自杀原因的一种猜测，其真正病症其实并不清楚。当然，我们都怀有一颗对于生命的敬畏之心，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个生命在瞬间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