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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的眼睛（4）
的确，我住在城里，居住坏境比较好，加上刚搬进新房，家里的摆设及用具全是新的，论条件，明显比黄岩的亲戚要好，而且，即便跟台湾的亲戚们相比，想必也差不多。
但四舅他们终究没有来，一周过后，他们在母亲的陪同下，租车匆匆游了一圈雁荡山便回转黄岩，翌日又急急踏上了返回台湾的路程。
几年过后，我在上海二舅家又了解到一个情况。原来，除了四舅、五舅，在台湾还有一位大舅，他是外公第一个老婆生的，已早死，可他的儿子陈某还健在，现已九十余岁。二舅还告诉我，这位高龄表兄是蒋纬国的朋友，是台湾黄岩同乡会的会长，颇有威信，去年他曾率领同乡会一干人回大陆探亲，并顺便访问过乐清。二舅问我，这事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很吃惊。我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母亲恐怕也不知道。说真的，台湾对我们来说，情况太复杂了。而且，我在乐清市委办公室是兼管接待工作的，而我这位高龄表兄率队在我的眼皮底下访问乐清，我竟毫无知晓，这太意外了。
不过，我细细琢磨这件事，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的确，我这位高龄表兄既然率队前来乐清访问，那么他抵达乐清后，为什么不寻找我？为什么不通过黄岩的亲戚而跟我取得联系？因为我是他的表弟，而且就在乐清市政府大院里供职啊！当然，这里头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他对我的情况确实一无所知；二是他明知道我的情况，却故意回避。
但我坚信，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的情况，他就是在故意回避。至于他为何这样做，我知道，他心里有愧、有痛，台湾的四舅、五舅，心里也有愧、有痛。
五
我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真诚的过错》，讲的就是“我被台湾表兄说成是共产党特务”的故事。我原以为，扯到与台湾、金门沾边的事，这个故事够好玩、够专利的了，但没有想到，文友们告诉我，这些故事同样发生在他们的身边。
典型的故事有两个。
一个故事的主角叫崔宝珏，蒲岐人。崔宝珏擅长写寓言，偶尔也写诗歌和小说。他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位罪犯，其坐牢真可谓坐出了委屈，坐出了牢骚，也坐出了满腔激愤。这个罪犯，其原型就是崔宝珏本人。原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崔宝珏所在的渔村，严重缺粮，不少人饿死，于是有人策划坐船逃往台湾，为首的亲自上门动员崔宝珏入伙，可崔宝珏没答应。后来东窗事发，公安部门找崔宝珏作证，崔宝珏却死活不肯说出那些人的名字。但没有想到，人家却主动坦白了，所以，崔宝珏犯了包庇罪和作伪证罪，被判了十五年刑，也嘭的一声被关进了监狱。回想起这件事，崔宝珏一肚子委屈，他恨共产党不得，恨国民党不得，恨朋友也不得，恨来恨去只恨自己生不逢时——的确，要是在今天，他就是入伙去台湾而被抓住了，那又怎么样？难道人民法院也要判他坐十五年的牢？如果真的是这样，两岸的老百姓就是打死了也不会相信中国会统一啊！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有两位，他们是贾鲁生和鲁娃。贾鲁生男性，是山东人，作家，职业不明，鲁娃女性，祖籍山东，住在温州，是温州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贾鲁生和鲁娃合写过一个长篇报告文学，是反映温州乐清抬会崩溃事件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贾鲁生兴奋不已，又跑到温州，与鲁娃等人秘密策划，欲组成大陆第一个赴台民间记者采访团，租船前往金门，然后转道去台湾。显然，记录台湾之行及见闻的文章明天分别在海峡两岸的报刊上一发表，等于引爆了重型炸弹，他们可就出大名了！于是，他们一行五人，互相打气，壮着胆，借着夜色和风浪，坐船从洞头县某岛屿偷偷出发，并躲过解放军巡逻舰的海面搜索，顺利地驶向金门。然而，命定注定他们倒霉，台湾国民党主席蒋经国早不死晚不死，偏偏那天死了，台湾、金门当天实行了*令，一切来自大陆的船只都被严禁靠岸。因此，当他们的船快要靠岸的关头，岸上警告的枪声便明白无误地响了，而枪声一响，大陆的解放军便醒过神来。很快，他们在海上被解放军所扣押，继尔被送进了福建某地的公安部门。他们在公安部门被拘留、审查了好几天，最后，在分别写了检查书，并取得各自单位负责人的担保书之后，他们才狼狈地被放回家。他们回到家，各自单位的纪检组织也没有放过他们，一会儿开会，一会儿个别谈话，又狠狠地修理了他们一番。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贾鲁生失魂落魄，写作热情一落千丈，他回转山东，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而鲁娃在温州日报社受到了处分，差点被开除，她情绪一直不好，一度不想嫁人，后来她无法在国内呆下去，便通过亲戚关系辗转去了法国，并在巴黎成了家。去年，鲁娃回温州探亲，我们一班文友聚餐，席间有人又提及此事，大家都说好玩好玩，可鲁娃却嘿嘿笑，并不搭话。显然，她心有余悸，心里有话不敢说，也不想说。
在厦门湾坐船看金门，活动很快便结束了，但金门的眼睛却深深地留在我心中。听说，福建籍居民凭身份证就可以申请去金门探亲或做生意。对此，我很羡慕。近几年，市机关有好几位干部考察了台湾，今年，我单位有位同事也去过台湾。我也很羡慕。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台湾可以去的话，我也去看看。”母亲的话其实没说完整，她年事已高，很想在有生之年再见一见台湾的兄弟。母亲的心情我完全理解。然而，说真的，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也有机会去台湾或金门，并且可以带着母亲一同前往，那么，我可要犯难了。犯难什么呢？这话我不想说，也很难说清楚——正如金门的眼睛，正如我上面讲的那些故事，它们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恐怖也好，荒唐也好，辛酸也好，痛楚也好，好玩也好，所有的意思，所有的况味，所有的感慨，尽在不言中。
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于乐成马车河
我有一把手枪
我有一把五四式手枪，半新不旧，是捡来的。那天，我在老家的天后宫里，整整看了一天的批斗会，很乏，便靠在宫后的稻草堆上睡着了。我恨死了“牛鬼蛇神”，在梦中也高喊革命口号。我甚至梦见自己抓起一把手枪，对准一个走资派的脑袋——我想开枪，但不敢扣动扳机，正犹豫间，我醒了。令我震惊并恐惧的是，我发现自己手中竟真的握着一把手枪，而且，是真家伙！
一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把枪是某造反派头头丢失的。这位造反派头头，做人很横，平时爱将枪塞在宽宽的皮带间，谁见了都害怕。他的枪为什么丢失在天后宫的稻草堆里，这是个谜。
我把枪藏了起来。
我的母亲是黄岩人，她出身于大户人家，在芙蓉街上开杂货店，手头有几个钱。各路造反派都指控她是地主，争先恐后抄我的家。我恨死了地主，恨死了母亲。母亲会喝酒、抽烟，我觉得母亲更像美蒋特务。夜里，我常常掏出手枪，捏在手中，暗中监视她。
这自然是“*”中的事。在这之前，其实我早拥有四十多把手枪。这些手枪都是匣子枪，我曾出租给芙蓉的大众剧团，供演员们演出现代歌剧《江姐》之用。那时，我才十岁。我站在戏台下看演出，关心的并不是剧情，而是演员特别是双枪老太婆手中的手枪。这些手枪都是我造的，尽管是木枪，表皮涂着墨水，脏了演员的手和衣服，但枪一“响”，戏台上的坏蛋，不是倒地毙命，就是狼狈逃窜，还是挺“杀甲”的。
贾平凹说过一句名言，说天下的儿童都一个样，天生爱枪，爱杀人。的确，哪个儿童不爱枪？我们见惯了这样的场景：儿童们常常眯起一只眼，用指枪或玩具枪，嘭嘭射击人，不管你是坏人，好人，不管你是兄弟姐妹，还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其枪一“响”，你必须倒地“死”去，你不“死”，他们就倒下地去，大哭大闹。
我当然也一样，儿时也爱杀人。我爱看枪，画枪，剪枪，买枪，玩枪，梦枪，还造过大量各式各样的枪。我为何少时眼睛一只粗，一只细，为何用弹弓弹鸟出奇的准确，为何爱上投掷手榴弹，并分别创造了少年和民兵手榴弹县纪录，为何喜欢下军棋和玩“打啪啪”的游戏，为何两次参加干部步枪射击活动，一次名列第二，一次名列第三，为何单身走夜路，特别是走巷弄，总爱右手提着虚拟的“手枪”给自己壮胆，为何几十年如一日，爱打炮仗，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儿时我有深深的“爱枪”情结和狂热的“玩枪”经历。
当然，玩真枪跟玩假枪，感觉是大不一样的。真枪沉手、冰凉，握在手中，心中充满了罪恶和恐惧感，尽管它膛中没有子弹，我也不敢将枪口对准人，更不敢扣动扳机——我对待母亲也一样，尽管造反派们说她是地主，我恨她。我想，玩过真枪的人，大家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吧？我常常问自己，你为什么玩假枪，总爱乱杀人，而玩起真枪，却害怕了，心中找不到真正要杀的人。
贾平凹说儿童天生爱枪，爱杀人，他所要强调的思想是，人是“性本恶”，而不是“性本善”。我对这个哲学问题不感兴趣，不过，我有理由怀疑，贾平凹儿时没有玩过真枪。
真枪是断断不能示人的。当“*”转入派别斗争时，我便将那把真枪连同它的神奇来历彻底藏了起来。后来，我裤袋里常常塞着一副弹弓，再以后，塞着一颗假手榴弹，借以寄托和消解我对那把手枪的想念。
二十年前，我们全家迁进了县城。在县城，我发现人们都很忙，说话、走路、办事，节奏似乎显得特别快，而人与人之间，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