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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早自习，老魁进来，抬头一看，顿时面色铁青。他厉声查问是谁画的，命令坐在后面的周大背心把画取下，送往“当局”审查。当局极为震动，集中了一批教师去分析作品的思想涵义，结果谁也看不懂，只觉得此事十分严重，很可能是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挑衅进攻。我们被叫去逐个交代作品主题和创作动机。我很快过了关。张欣把上吊绳解释成“树上的果实”，说他画的是社会主义大丰收。这很难自圆其说，周校长说：“这个果实，我怎么越看越像根上吊绳呢？”张欣说他画的不好，那确实是果实。田风说他的画是批判江青，因为他痛恨四人帮。刘铁军说他的“人生之路”是让人脚踏实地的意思。当局对这些解释都半信半疑，但又不敢说出别的解释。最后的处理是班内批评教育，因为害怕闹大了，对谁都是个危险。
回到班里，老魁先逐个训斥一番。王老善声明是别人代他画的，不但没取得老魁的宽恕，反而遭到加倍的讥讽。老魁见大多数棍僧不卑不亢，就发动女生展开批判。课后让刘天越代表团支部教育我们，刘天越老奸巨滑，只说有的女生说我们是“无聊”。我们义愤填膺，都说哪个女生如此大胆，真是反了。以后的几天，我们吵吵嚷嚷要那个女生站出来，结果谁也不敢承认。画展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正在举国上下的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我们无意中成了时代大潮里的一朵浪花。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人民群众创造的，这的确是真理。
老魁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他只是出于自己的思维习惯，觉得事情重大，必须上报而已。平时班里的文体活动，都是由我们自由操作的。我们班无论运动会，广播操，集体舞，还是联欢晚会，文艺演出，征文比赛，都是学校的优秀集体和“得奖专业户”。我们教室内外各有一块大板报，每期出来，都引来一批又一批的观众。新年时门口的对联，也令全校称赞，连语文组的老师也跑来抄录。至于我们的新年晚会，就更是全班智慧的结晶了。
1983年元旦，是我们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新年。我们几个决策人物首先确定了这次新年晚会的主题是“热闹，伤感”，用田风的话说，是要让女生哭出来。我们把教室布置得花团锦簇，窗户上垂挂着大红团旗，用外班同学的话说：“跟洞房似的”。新颖灵活的结构，和谐杂出的主持，各显神通的节目，使整个晚会酣畅淋漓。特别是压轴节目“徒手乐队”，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十三棍僧都是很喜欢音乐，但都是声乐素质好器乐工夫差。大家受哑剧的启发，决定以徒手模仿的形式来“演奏”交响乐。肖麟担任指挥，张欣担任二胡，其他人分任小提琴、萨克司、长号、小号、洋琴、琵琶、沙校等。张欣对肖麟说：“我一操胡，你就开始指挥。”肖麟说：“到底是谁指挥谁呀？”演出时，张欣煞有介事地从兜里掏出一块抹布铺在膝上，模仿着瞎子阿炳，拉得摇头晃脑。其他人也各操着“皇帝新装牌”的乐器，群魔乱舞，演奏得如醉如痴，把女生笑得前仰后台的。可惜刚刚互赠完礼物，当局就通知各班尽早结束，以免狂欢过度，影响复习。大家都意犹未尽，想到这是最后一次歌舞欢聚，不禁喜极而忧，一刹那间感悟到许多人生悲凉，竞真有女生掩面而泣。那一年我只有18岁，但在那个晚上，我觉得自己体内有一种什么东西，忽地一下，就苍老了。
高三·八岁月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情感最纯洁的时期。高三·八给了我广博的知识，高尚的追求，自信的勇气，给了我师长的慈爱，集体的温馨，真诚的友谊，还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未能好好珍惜的几位女同学的特殊的感情。我孤身一人在北京干燥的空气里与无物之阵年复一年地搏战着，每当想起高三·八，就像孤狼想起温暖的狼群。我勉励自己要好好做人，好好工作，为了我们曾共同拥有过的理想，憧憬，为了我们曾共同经历过的清新刚健的岁月。我想感谢每一位高三·八的老同学，向那些被我辜负了的同学表示由衷的歉意。当我迎着新世纪模糊的曙光走向天边时，我不会为前途的明暗和得失而忧虑，因为在我心底深藏着一部水晶般的老片：遥远的高三·八。
知识还在，力量呢？
从小时候起，老师和家长就教导我，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开头楞不信，明摆着嘛，班里打架，学习好的总打不过学习差的；谁不知道张铁生是凭着白卷才当上大官的；领导们一讲话，全自豪地说自己是“大老粗”。而院里那些戴眼镜的，被小流氓笑骂一顿还要说“对不起”。可见谁有知识，谁是弱者。
老师和家长，全在撒谎！
但是谎话重复千遍，也会产生三人成虎的奇效。我终于还是上了大人们的贼船，像鸦片鬼一样染上了“知识瘾”，一天不看书就跟半年不洗澡那么难受。终于成为一个被人们看作“有知识的人”，考了重点中学再考重点大学、再考研究生、再搞学问、再天南海北地胡吹乱拉，有时发觉人们似乎很尊重我……我渐渐相信那句谎话里面有真理的成分了。
可是好梦没做几天，现实就把我冻醒了，揉揉沙眼一看，知识还是没力量。当年班里学习差的，如今腰缠万贯，鱼肉乡里；学习好的却面有菜色，连书都买不起。真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单位里，有知识的人要看没知识的人的眼色行事。社会上，除了金钱，别的爷爷一律不认。我的一位当律师的同学，有理有据，雄辩滔滔，可对方就凭着一台彩电把官司打赢了。我的一位老师，在学术界名满天下，可学校宁肯把房子分给一个科长而决不给他。我的一位考上博士生的朋友，在一次舞会上自豪地告诉舞伴他是博土生，想不到姑娘充满同情地叹了一口气：“唉，原来你也是个失足青年！”
有人说，知识分子要放下架子，我就不明白，知识分子还有什么架子可放。报纸上天天喊要尊重知识分子，可流氓们最清楚，打个教师、学生之类的，保险系数最高。继出国潮之后，如今又涌起了退学潮，已经发展到要政府采取措施的程度。在毕业分配方面，学历越高，就越难找工作。你有知识，你着作等身，你的发明在国际上获奖，可人家可以不给你出书，不让你出国，不给你房子，不给你户口，甚至不让你工作。你不是有力量吗？在哪儿呢？还是乖乖承认知识没有力量吧。在我小的时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现在大了，不知道知识分子调价了没有。自己能否等到那一天呢？妻问我：“咱孩子将来干啥最有出息？”我想了许久，说：“当文盲！”但愿我这只是一篇牢骚。
47楼207
“北大往事”，本来是我计划中的一部长篇的名字，现在忽然有人以此为名编一本书，那我的长篇将来出版时拟改名为《狗日的北大》，以表示我对北大无法言说的无限挚爱。当然，也可以叫《挨千刀的北大》或《老不死的北大》。我先把这些漂亮的名字公布出来，算是霸占一份专利，倘若有人侵犯了我的冠名权，那我将把“北大”二字置换为他的尊名。
现在，特从我的这部巨着中拈出一小节，作为北大百年校庆的一份贺礼。这一小节属于最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之一，因为那些比较精彩的乐章，我是舍不得在这个年头拿出来暴殓天物的。这里讲述的，只是80年代最后几年一条楼道里的一群研究生的凡人佚事，我尽量每个人都说几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与我久违了。我讲讲他们的一些无伤大雅的隐私，不是为了笑话他们，而是以此深深怀念我们共同奋斗、共同忍耐、共同享受、共同消磨过的那段神话般的岁月。
我1983年从哈尔滨考入北大中文系，住32楼416，那段岁月我将专章讲述。现在话说转眼到了公元1987年，我本科毕业。考入本系现代文学专业，跟钱理群老师读研究生，这便动迁到了47楼2072室；
47楼是80年代新建的几幢研究生楼之一，坐落于燕园的南隅。从八卦上讲，属于“死门”，主大凶。不过我当时不懂八封，相信“人定胜天”。结果终能死里逃生，得以今日坐在“生门”这里饶舌。
这几座研究生楼的形象和设施，在当时是颇令学生满意的，体现了党和政府重视知识分子的诚意。每座楼均为六层，每个楼门内的每层分为相对的两个单元，每个单元里有五个或七个宿舍。47楼207单元住有中文、东语、俄语三个系的研究生20人。2076是水房和厕所，不过有一次竟收到一封信，寄给47楼的2076号的刘洪波先生，大家以为是恶作剧，便有人拆信阅读。写信者是一位云南小姐，信中含羞带怨地倾诉了对“刘洪波”先生的思念，并说欲近日来京，问刘洪波“既然有窃玉之勇，有没有藏娇之屋”。我们读后齐声遣责这个化名刘洪波的家伙，实在给北大丢脸。那份信后来不知下落，但我始终怀疑“刘洪波”可能就是207中的某个人，这小于在云南偷了点荤腥，既不敢承担，又想留点余地，于是就给人家一个假名假地址。既不会牵连他，他又能看到信，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207的哥们现在大多已有了妻室，要他们站出来承认大概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又怀疑是208的那些哲学系的小子干的。
下面我分别介绍一下207的20位哥们。由于介绍的目的在于报述当日的人文气氛，并不在于为具体的人树碑立传，因此将其真名隐去，姑作假语村言。先说2071，此室住的是4位东语系蛮子，分为两类。朱、毛二人原系北大毕业生，现读波斯语专业，所以长得跟西亚人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