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只有宇秀真正知道露丝玛丽在这个表面华丽的店堂里到底有几分优越感。我忽然为露丝玛丽冲老颜的那一笑感到可悲与可笑。
八
皮草店销售小姐其实并不像外人以为的那样，只是像模特一样漂漂亮亮地与那些华丽昂贵的貂皮、狐狸毛站在一起，她们除了高跟鞋里的脚痛以外，还有一些粗重的活也是她们要做的。当然露丝玛丽是新来的就更要去做了。
记得第一次盘货，我不确定登记册上的那件海狸毛夹克是不是货柜顶上做展示的那件，就问经理。经理就说不能猜测，要我搬梯子爬到上面对一下货品吊牌上的号码和说明。经理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是一口一个HONEY的，她总是用HONEY（甜心、蜜糖）来替代叫我露丝玛丽。
那个梯子？我愣住了———那是一架工程梯哎，它马上让我联想到穿着肥大的工装裤、身材健硕胡子拉碴的男人。经理不是叫我HONEY吗？HONEY是甜心呀，是被宠爱与呵护的呀，怎么可以让“甜心”去扛那钢筋铁骨的家伙呢？经理看我犹豫着，立刻噔噔地跑到后门扛了那工程梯雄赳赳地走出来。那冰凉的钢铁与消瘦的骨头碰撞在一起，在我心里就响起了咯咯吱吱被粉碎的声音。经理显然没有在乎她的骨瘦如柴的肩膀，她很熟练地将梯子的两只脚叉开说：“Honey； go ahead！”（甜心，上去吧！）
因为经理的以身作则，并不像国内单位里的领导只是动动嘴，当我把那梯子搬回去的时候，心里倒也平衡了。只是我很惊奇自己居然也能把那沉重的梯子扛回去。不过我基本上不是扛，是拖的，绝没有经理雄赳赳的姿态。梯子事件后，我忽然明白露丝玛丽是不能像写诗的宇秀那样顾影自怜的，露丝玛丽必须把多愁善感的小资情调扔到太平洋去。对了，温哥华就在太平洋岸边，从我上班的地方到连着太平洋的海湾也就几个街口。
两个本土的洋女人辞工之后，露丝玛丽就是店里资历最浅的了，似乎谁都可以差她去做点什么。不过，人家话都说得很客气，“If you don’t mind……”（假如你不介意的话……）琳总是这样甜甜地跟我说。对于新移民集中的温哥华，工作机会总是僧多粥少，大把人在门外排着队，我能MIND吗？我来这里刚一个月就碰到不少移民亲自来送简历和求职信的，几位华裔女性都是鼻梁上架副文绉绉眼镜的。
琳是助理经理，经理不在的时候，她就不断地发出指令。当然永远是带着甜美的笑容的。即使她说你的不是，说完之后还是不忘送上一个一如既往的笑靥。不过我知道如果我拒绝琳的话，经理马上就知道了。一位突然辞职的西班牙裔女孩曾跟我说，跟琳搭班可不要放松神经。实在没事情做，就把货架上的衣服弄乱再重新叠好重新摆放；或者随便擦擦什么地方，总之别让她觉得你闲着。
当宇秀是露丝玛丽的时候（11）
于是，露丝玛丽一会儿被叫去裁缝那里取回给客人修改的衣服，一会儿又被差了去把那件美国客人要求邮寄的大衣装箱打包送到邮局，刚转回来躲到柜台后面把一只脚从高跟鞋里拔出来舒展一下，那可怜的脚刚刚要落到地毯上，就又听到叫露丝玛丽：如果没有事情做的话，就去擦擦玻璃架子上的灰。
鬼才看见灰呢！宇秀心里恨恨地想。
真的，我家那书架上的灰都快可以写字了，还没顾得上擦呢。搬了新家都快两个月了，一个个纸板箱还堆在客厅和书房里，像卸在码头上的货一样。打开的几只书箱里的书一摞摞地摊在桌上和地板上。一想到那些书，我心里就很烦，有好一段时间都没有在书房里坐定下来了。以前在上海单身时候的家里，一面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面墙的工作台放着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电话、文稿等，还有一面墙贴满了各个杂志社的稿约和待写的文章标题。而现在的冰箱上贴着的是皮草店上班的时间表，露丝玛丽的名字蜷缩在那些小格子里，名字后面注明着钟点。
突然想起许多年前的令我羡慕又叹息的校友。
她是当年大学里的一位高年级女生，人长得白白净净像朵水莲般娇羞，常常和一个风度很好的数学系男生牵着手走在校园的林阴道上，后来两人都读了博士，那漂亮女生还是当初国内屈指可数的美学博士呢。再后来两人都去了美国，但彼此分道扬镳。据说那男生在专业领域里谋得蛮体面的职位，那美丽女生就在花店里卖花。中国的美学女博士在美国的花店卖花的消息传到国内同学的耳朵里，有人扼腕叹息，有人戏谑说，美学与鲜花还是有点关联的嘛。我当时很替女博士伤感。
宇秀托着卖皮草的露丝玛丽的下巴沉思的时候，心情比当年听到女博士卖花要复杂得多。当年为女博士卖花而伤感的心情，现在想来是很幼稚的。作为露丝玛丽所学到的、体验到的，包括那些难堪的经历是以前的宇秀不可能想像与体会的。有不少时候我庆幸自己现在是露丝玛丽而不是宇秀，正因为是露丝玛丽才可以承受那些不堪的时候。
皮草店没有设专门的收银员，因为这里不像超市或杂货店人家排着队等付钱。销售小姐要自己收银，轮到任何人晚班都要自己在电脑里轧账。露丝玛丽最怕数钱，一是加币的五分硬币居然比一角硬币要大，两角五分的硬币与五分也很像，常常令露丝玛丽脑子短路。二是用英语数数的时候，数字一大她就糊涂了，非得在心里翻成中文才确定。其实，当她是宇秀的时候，每每购物人家找她零头时，她从来都不数那些零钱，只要大数不差就行了。这倒不是因为她大方，主要是因为她心算很糟糕。如今却不能差之毫厘。露丝玛丽常常数了两三遍，竟然结果都不同，不是多出一元，就是少了一分。有一点她实在是不敢让店里人知道，她一数营业额的时候，脑子就莫名其妙地开小差，开到很遥远的地方，开到露丝玛丽是宇秀的时候。
那时候宇秀做电视导演和制片，没少跟投资方谈合同，当然要谈到钱，但那时候有人具体数钱、管账，不需要宇秀去做这些琐事，宇秀要考虑的是思想是艺术。但是现在没人需要露丝玛丽考虑那些有关思想和艺术的上层建筑的事情了。
来皮草店上班的第一天就与经理搭班。一开门，经理就让露丝玛丽去数两只收银抽屉里头天晚班预留的金额，然后在计算器打出的单子上签名。露丝玛丽数了两遍却不是同一个结果，急得鼻尖上汗都渗出了。经理看了看计算器里打出来的两张不同结果的单子，就亲自去数，她的手指像跳快步舞一样很有节奏地在那些硬币与纸币上滑过，结果当然分毫不差。经理皱着眉头问“What’s Happen？”（怎么回事？）在老外眼里中国人的数学都是很出色的，怎么露丝玛丽连数都数不清呢？我再次觉得丢中国人的脸。那一刻，我真后悔我在简历中透露的学历和干过编辑、导演、出过书等经历，还不如就说自己以前是卖咸鱼的。不过卖咸鱼的一定数钱很利索，绝不会像我笨手笨脚的，好几次钱都掉到地上。幸好是地毯，那硬币掉在地上不会有引人注意的音响效果，我赶紧撅着屁股把那不听话的硬币拾起来。
当宇秀是露丝玛丽的时候（12）
在我是宇秀的时候，捏不住钱掉地上的时候，人家就笑我，不过那笑里面的意思是说这个女孩子比较可爱比较没有铜臭气，难怪会写诗、写文章。但是当宇秀是露丝玛丽的时候，数不清钞票就是羞耻。没有人笑，人家皱皱眉头，宇秀就很难堪，侥幸躲在“露丝玛丽”的背后。
做了露丝玛丽后，我由衷地感觉到宇秀有太多的缺失，数不清钱的时候，再也不敢打着文人的幌子心安理得了。我熟悉的本地华裔作家，像著有《蝴蝶回忆录》、翻译过电影剧本《白求恩大夫》的刘慧琴女士，退休前就是在洋人公司里担任职业会计的。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她曾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曾经是随同茅盾等一代名家出访国外的专业翻译。可移民加拿大，在打过种种零工之后，面对三个年幼的子女，她选择了与她的原本专业和兴趣毫不相干的会计课程。因为会计在加拿大容易就业，专业的会计更可以谋得高收入。做了会计的她依然保持着作家的笔耕，退休之后任职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会长。在她面前怎么能够把写诗写文章当做数不清钞票的合理借口呢？在海外谋生，能够准确快捷地把钱数清楚，甚至能够又快又干净地把碗盘洗干净，都比会把方块字舞弄出思想和情趣来要有实际意义得多。
做过了露丝玛丽的宇秀即使回到书房坐在电脑前，却也不是以前的宇秀了。到底“露丝玛丽”不是一只简单的橡胶手套可以从宇秀的手上轻易地脱掉的。部分的橡胶已经开始变成皮肤了，尽管那皮肤有点异样，但宇秀不能把皮肤撕掉。
九
金色短发的侍者送来咖啡的账单，总共是元。我加了一块钱小费，这样比较容易算账，要确切地给出15％的小费，我还要想一想。好在不是在皮草店里找客人钱，多给了人家。给小费是很惬意的事情，不仅仅是让人家侍者开心，更使自己感到一种满足，特别是在一个高级的场所。以前在国内宇秀是不懂得给小费的，不给小费是中国国情之一。很多年前，陪同一位香港朋友在内地一家歌厅消遣，刚刚两支歌唱完，香港人就抽出一张五十元人民币给歌手，宇秀背后赶紧拉了一把，还笑话朋友是“港督”（谐音上海话“戆大”，就是傻瓜的意思）。
当我起身离座的时候，那个长长的黑发在背后绾成一个结的墨西哥女人还是看到了我，隔了几张台子跟我示意。今天CAFE BREAK（上班当中15—31分钟的休息时间），她跟我在员工餐厅同一张台子上喝咖啡聊天，听说中国普通女性上了五十岁就该退休了，她就瞪大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