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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感激有朋自故乡来，像父母般地给我们这群海外游子，耳提面命，给我们一个深深反省的机会（不是闭门思过），的确，我们听太多奉承的话了，我们需要这样的棒喝！
柏杨先生以他史学家的眼光，总结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经验说了几句惊天动地的话。他说：归根究底，这些丑陋的中国人性，是因为中国文化里有一个根深的毛病，而这毛病不是别的，正是我们从小奉为圭臬的儒家传统。我没读过多少史书，涉世不深，但与其说这样的论断太有革命性，不如说太过大胆！太过大胆！
柏杨先生的语调充满无奈的宿命观，认为身在这种环境的中国人，受到这种丑陋的文化侵蚀，身不由己，就好像我们不能选择谁当爸爸一样。是的，我们诚然不能不要一个丑陋的爸爸，但我们还可以做个好儿子！
柏杨先生在9月24的演讲中，把整个中国人性的丑陋面，全归因于儒家传统，如果一般人这样讲，一点也不奇怪，反正《丑陋的中国人》总是喜欢人云亦云，然而以深研中国历史的柏杨发此议论，不得不令我讶异！
“打倒孔家店”已经是六七十年前的老调，在近些年来的知识界，已经不兴“这一套”了。我不是说不兴“这一套”就代表“这一套”不对，但是至少代表知识界在激情的“运动”“革命”行为之后，冷静理智思考的一种成熟表现。
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其社会、历史、人文的互动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任何人想用一句简单的口号或单一的原因，来解释所有的现象，都过于武断（逻辑上的全称命题在现实世界中，根本缺乏经验意义），更何况“五四”运动的时代价值，不在于它是否为中国指出一个正确的路向，而在于它提供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反省的动力。事实上，在“五四”时期批评儒家的人，根本就不一定懂得儒家，孔老夫子只不过是“革命行动”中争取群众的“替死鬼”而已！
儒家是不是该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所有的罪恶负责，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除非真正是研究儒家的内在精神，再加上了解历史的外在情境，否则很难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我认为柏杨先生只在历史的外在情境上打转，不了解儒家的真精神，所以把很多不是儒家的东西，都当成儒家。事实上这就是一般“治史而不治思想”的知识分子所犯的通病。
我建议柏杨先生研究一下余英时先生的《历史与思想》，以及熊十力先生的《原儒》，也许对“什么是儒家”，会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否则像柏杨先生这么知名人士，连定义都搞不清楚，就“拾人牙慧”，大放厥辞，岂不是又替“丑陋的中国人”添一脚注？
熊十力先生是民国以来相当有“功力”的思想家（当然这和相当“有名气”的思想家有很大的差别）。余英时先生是目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航人物，他们两人都共同认为儒家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历代政治舞台上以其真面目出现。熊先生认为“儒家经典迭遭窜改”，余先生则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所实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这种“阳儒阴法”的政治制度，使得儒家背了两千多年的黑锅！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比较相信严谨的学术性论者，而不相信情绪性的判断，街谈巷议的率尔之言。没有人会责怪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幼稚见解，但是人们可以鄙视他要求别人对他政治见解的欣赏。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懂所有的东西，“不懂就不要说”，这是对自己诚实，对听众尊重。如果柏杨先生只想当杂文、小说作家，我没什么可建议的，但是如果他想严肃地谈儒家传统这类话题，我建议他应多读点学术性书籍，以免有“不惜羽毛”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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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丑陋中国人余波
执笔者余波先生
文载1984年10月22日爱荷华《爱荷华大学中国同学会会讯》
中国人有一个特性，就是讳疾忌医——其他种族相信也许更严重，我不是研究人种学的，也不搞统计，无法提出这方面的证据——柏杨指出中国人的种种丑陋点，正是冒犯了这些人的大忌，难怪要挨骂。再说，他一下子骂了上万万的人，也活该被骂。上一期会讯里，骂他的人是个“后生小子”，年龄也许还不及他老人家岁数的一半，这种不怕“权威”（不是权势）的精神，是颇令人赞赏的。只是纵观全文，南日君所提出的批驳柏杨的证据，只是熊十力和余英时的论点。他说，熊十力先生是民国以来相当有功力的思想家，余英时先生是目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航人物！就凭一个有功力，一个领航，他就无条件接受他们的看法，利用他人的看法去批驳别人的见解，这不是又犯了迷信权威的毛病吗？熊余两人是何许人物，恕我孤陋寡闻，连听都没有听过，幸好我一不是研究哲学的，二不搞史学，三来身份属“东南亚华侨后代”，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了解不深入，按照“不知道就不要说”的原则，实在不该写这篇文章。只是我觉得南日君的火气旺了点，口气也很大，缺少儒家敬老尊贤、长幼有序的作风，因此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儒家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历代政治舞台上以真面目出现”、“儒家经典迭遭窜改”，这些论证的提出，并不需要有太大的功力，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点涉猎的人都懂，也非常有说服力，至于“余先生指出中国两千年来实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这个论证，就太玄得叫人难以相信，不知南日君能再为文解答此中玄奥之处吗？
我读过的“学术性书籍”寥寥可数，不过有关中国文史的杂书野史，倒是看了不少。据我的粗浅认识，中国不是没有民主的传统，尧舜禹汤实行的公天下，就不会输给现代的民主选举制度，战国春秋时代是个自由风气鼎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那种民主精神实在叫现代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后来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的民主就被锁进冰箱里了，中国实行的就一直是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封建主义法统。统治者高高在上，小民匍匐在下，听命于英明伟大的领袖，三呼万岁。小百姓似乎也习惯了，只要给点甜头，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当顺民，儒家思想在维持这种封建道统所起的作用，实在不能低估。
我说的是外行话，只希望能抛砖引玉，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实在没必要叫别人闭嘴不说，我很怀疑南日君在教柏杨先生珍惜羽毛，回去多读学术性书籍时，有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对方是不“学”无“术”，没读过熊十力、余英时这些人的大作？我觉得这一老一少看法的分歧，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别外，还有“代沟”的问题存在，年轻一辈虽然也知道中国人近几十年来所受的种种悲惨遭遇，但不是亲身经历，就无法“愤怒”起来。设若南日君也曾经历过柏杨先生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也许在鞭挞中国人的缺点上，会更激烈吧！柏杨先生也许太偏激了一点，但“爱之深，责之切”，我们能怪他吗？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实在该猛醒了！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要离乡背井，寄人篱下？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人才要“楚材晋用”？为什么东南亚的华人会一而再、再而三遭受排华的噩运？我们这些深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能不负起一些责任吗？
如何纠正死不认错之病
文载1981年8月12日纽约《华语快报》
台湾名作家柏杨访美，日昨在纽约中华公所，发表演说称，中华民族之所以一蹶不振，主要是由于死不认错的性格。柏杨这一看法，相当平实，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创见，倒也不失入木三分的道理。我们试想，近数十年来中国之误国误民措施，一意孤行政策，是不是由死不认错而来！恐怕虽不中亦不远矣。但是，假如我们更扩大来看，死要面子和死不认错，恐怕是全人类的通性，各民族的共同缺点。基督教《圣经》上说，每个人都有两个口袋，前面的口袋装着别人的过错，后背的口袋装着自己的过错。换言之，人们都喜欢议人之短，而不肯坦白批评自己之失。可见远在两千年前，死不认错的习性，已经是人们的通病了，不仅仅中国人如此。
或问，既然全世界人都有死不认错的习性，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仍然进步神速，而同样死不认错的中国人，独不能呢？这不是矛盾吗？我们的看法，答案应是制度问题。既然每个人都有两个口袋，装着别人过错的口袋在前面，装着自己过错的口袋在后面，则每个人背后口袋的所有过错，必然正好就装在别人面前的口袋中。如果准许每个人打开面前的口袋，公布袋中的过错，则所有人们背后口袋中的过错，必然会全部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无所隐遁，不承认也得承认了。这套制度，便是言论自由，便是民主。因此之故，自由民主是纠正人类死不认错通病的特效灵丹。反之，不实行民主，有权势者封闭无权势者的嘴巴，有权势者只看到他们自己面前的口袋，而无权势者面前的口袋，则被封条锁住。则有权势的错误，便永无暴露和改正的机会。只好一错到底，让整个社会跟着遭殃。
西方国家有没有错？当然有错，而且曾经大错特错，例如西方初期资本主义之剥削劳动者，初期帝国主义之压迫别国人，都是大错。但他们因实行民主，不去封闭别人的嘴巴。马克思可以在伦敦召开共产第一国际大会，发表《共产宣言》，而不受禁止，便是证明。因此，在民主与自由制度之下，他们的过错不断获得暴露与改正，议会成立了，保护工人的立法制定了，工人的生活获得充分的改善。两次大战的教训，殖民地也独立了。孔子赞扬大禹“闻过则喜”，又说“圣人之过，如日月经天”，而指出一般常人却掩饰过错。孔子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