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读孟子的文章，与其说被他的智慧与文采吸引，不如说是总被他的思想所深深打动，触及到孟子流淌于内心的那份悲天悯人的博爱之心，可以感到了这颗心灵的神圣和伟岸。孟子的仁与义，已远不是一个仅仅用来教导学生的学术说辞，而是一个源自内心的理想和信念。有足够证据表明，孟子是为这一个人类大同普世的信念而生的。想一想看，要在一国之君面前说出君为轻，是需要何等的勇气！而孟子则毫无惧色，更没有半点谄媚，这表明孟子的人格品质的高贵，以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强烈使命感。
对于仁义，可以说是中国儒学的立基之本，这两个字的含义很广，运用到具体的事物上有着不同的解释。以同时代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基石相比较，意译过去，与真善美三个字的意义十分相近，甚至可说是一种异曲而同工的定义。与孔子的仁义之学有所不同的是，孟子的仁义思想直接取之于民也直接用之于民，同时，更没有在施仁的对象上有所区别对待，更没有将这两个字作为一种规矩而使用，而是采用以身垂范和大道普民的作法，施行天下，再加上母亲的影子，所以使孟子的仁义思想更加有血有肉。
有一段《梁惠王》可以看到孟子对于仁义的施教，在这一点上，可以将孟子等同于释迦牟尼佛的品行和德勋了。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员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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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民本思想的仁义之师（2）
这是一段孟子式的智慧对语。文辞未见华丽，想象力不比庄周，然而言辞凿凿有声，论辩绵密谨慎，推理大度开阖，寥寥几句，就让一个国君的利益唯上观分崩离析，甚至惊出一身的冷汗来。同时，这一段对话也有表明，即中国的“唯利”思想，事实上渊源甚久，从战国之际就已经发轫，而且一发而未收拾到今天。而孟子先义而后利的思想，即是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直到现在，这场义与利的思想和论辩仍在进行，从表面上看，“唯利”始终都占有着这个社会的上风。
对于“唯利”思想的渊源，在西方发展史中也同样如此。在昏暗的中世纪，所有的财产以及权力都归属于教会和皇帝，“利”对于民众是不存在的，生存是唯一的条件同时也是最高条件。这样的一个格局在思想启蒙之后获得了打破，首先是“人”作为社会的一切基石和创始条件而获得了其地位的复苏，之后一系列的关于“人”的生命以及财产和思想的保障迅速成为新时代开端的话题。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诸如无政府主义、自由流派和全新的政治哲学。在这一风潮中，英国哲学家以及温和的社会变革家洛克集约了这一时期的各类思想大成，在他的《人类理智学》、《论宽容》以及《政治论》中，他指出了人类自我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的远虑，在洛克看来，“远虑”是值得倡导的唯一美德，而以自身的长远利益作为指南，人类道德才有可能获得保障。这种调和公私利益的思想，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开端。继洛克之后，他的学生休谟推出了《人性论》，而休谟的一位要好的朋友亚当。斯密，则在这一系列思想的影响下发表了《道德情操论》，从“唯利”思想体系中提出了“利他”的人类道德与伦理观，亚当。斯密试图从人性的本质中将“唯利”划分出“利他”与“利己”的两个支点，以期获得由人性出发的合理社会秩序的科学建立，这一点，他甚至借鉴了当时代牛顿所发现并建立的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后来尽管亚当。斯密又从“利己”的角度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之后，人们都忘记了他所倡导的“利他”道德情操观，然而，这一高尚利他的情操毕竟铸就了西方契约的基础，从而使“唯利”得到了哲学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法规和秩序的完全建立。
我试图通过以上的东西方思想连接和时空上的浓缩而得到一个关于道德和唯利之间思辩的共同结论。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8世纪，这种跨越二千余年的时间鸿沟并没有阻绝人类思想者们在同一个命题上的相同探索，当然也更没有阻绝人类自诞生以来对于“利己”之私的天然延续。我在思考“仁义”这种中国式的“道德情操”模式之所以未能解析出以“唯利”为基础的“利他”与“利己”理论的原因时，会发现，“唯利”论不仅仅是在中国的道德思想上被忽略掉（抑或是一种人为的否定掉）而没有能真正诞生，同时更在漫长的封建君主时代以王权完全抑制了民间唯利思想的生长，重农抑商不仅表明出中国作为农耕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史特征，同时也客观上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权唯上的事实相应和，所以，“唯利”在中国的文化中几乎是一个完全被历史边缘化的东西，它甚至无法出现任何思想来予以哪怕最小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孟子的唯仁义道德观，从根本意义上来解析，所依托的是仍然是“君权思想”。
我想象，如果在孟子时代，能够针对梁惠王以及由大夫和士庶万民已构成的唯利现实中，进行一番深入的讨论，并结合孟子自身所弘扬的“仁义”来作本质的思辩，是完全世有可能论证出基于社会仁义道德理想基础之上的“利他”与“利己”的双重唯利观的，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道德倡行，同时也能够使百姓获得安身立命，在利他与利己之间寻找到一个符合中道的黄金点，以此而解决民众近期利益与国家社会长远发展利益的矛盾冲突。在此，我们可以不谈孔子的中庸之道，而几乎与孟子完全同年的亚里斯多德则已经开始考虑到这个“中道”的问题：他在《伦理学》中和中国同时代的孟子一样，推崇人类的善与德行，而在另一部《政治学》中，则将伦理和政治结合到一起，并提出善与德行的目标应当就是追求整个集体甚至全人类共同的好处。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当中，他率先提出了国家“有机体”的概念，并推导出“国家的目的是善良的生活”，进一步，亚里斯多德还指出“国家就是家庭和乡结合成为的一种完美自足的生活”。在这一基础上，他又指出，在国家这一基础上，如果失去法律的约束那么人将成为最坏的动物，在这里，亚里斯多德强调的西方文明中最早的国家律法思想，这一思想，成为了后世人本社会中达成社会道德与个人私利之间平衡的重要保障。亚里斯多德赞同国家公民们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同时，他又强调应当以仁爱来教导人民，这样使社会财产的大部分能够成为“公共”的。而在稍早之前，亚里斯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则在他的《理想国》中更强调了国家的正义、勇敢以及共产主义，试图以共产的方式来解决财产的争端，而亚里斯多德则在他的论说中否定了老师的这一观点。当中国处在一个王朝覆灭而群雄诸国争起之际，一个关于社会伦理和民众幸福以及国家强盛与个人财产私利的巨大话题中，孟子为什么没有在这一体系上再落力下一些功夫呢？是什么阻碍了他？或者是，那样一个时代的客观局限性限制了孟子伟大仁爱思想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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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民本思想的仁义之师（3）
在人性、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直至最终的社会契约和法制确立的漫长文化链条中，中国仅仅是生产出了最初的几环，并在几个紧要而关键的环节上出现了缺失，从而导致今天整体社会信仰和道德基础性的缺失。所以，一当仁义消亡或式微，天下的唯利是图便蜂涌而起，直至今天，短视与投机取利仍然大行中国之道，以致于干扰并影响到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战略进程。
参看孟子几篇中的对话与独白，我们可经依稀找得到这个巨大历史问题的一些答案踪迹。这样，也使我们能够对中国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得出一些新的认知。在孟子与齐宣王的几次对话中，宣王的思想和愿望颇能折射当时代诸候列国的君王心态。这些心态中包括了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1、治国制民的之道
2、强兵称霸和攻城掠地之道
3、虐民而利己之道
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各国诸候都日兴甲兵，相互觊觎。这样的事情，究竟是不是每一个做君王的人心中所快意的事呢？孟子也问了宣王，宣王则回答：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我哪里以此为快呀，只不过是追求我心中的大愿而已）。当孟子追问这个心中的大愿时，宣王便笑而不答了。于是，孟子便帮宣王分析了出来：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
这便是所有诸国君王们想干的大业了。这一点，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斗争史十分相似。不过，古希腊的政治权势的构成要比中国春秋战国的诸候列国复杂得多，从占有土地的贵族（这一点类似于中国采邑制下的分封列国），到地中海沿岸渐斩形成的商人财阀，再到由民主党派支持下的僭主政体，而使古希腊的政治形态变得丰富。尽管当时还有许多未能进化到文明时代的野蛮民族的侵袭（后来希腊文明果然被这样的民族所击溃），但是这种政治上的丰富性使西方文化史由此而具备了多元的基因。这种多元性表现在今天，成为了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基石。
战国时期的中国诸候，从国家生态上讲，颇有一些近亲婚姻的特点（这种近亲政治在后来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