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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文化大时代开始之际的背景轮廓。而中国，也是第一次使一位汉朝的开国之君看到了一个充满可能的未来大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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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复兴与国家兴起（1）
对于一个泱泱大国的蓝图勾勒是需要想像力的。而这种想像力之源，则需要一个国家的文化来支撑。这种支撑需求，为儒学思想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唯一的历史问题是为什么仅仅只是儒家兴起）。
汉朝的产生，是藉以秦朝在度量衡以及一整套社会制度和一个统一国家的理念作为基石的，因而也为文化的大统一提供了强大的国家支持。以人类的角度来审视文化，一般说来，可以得出当人类自身元气大伤之时，同时也是文经低迷甚至消亡之际的结论。战国未期，最早诞生的文化思想渐次被列国征伐所替代，至秦则更是使文化横遭屠戮了一场，随即而来，便是长年征战，所以，仅仅一百年时间，上古中国所建立起的卓越文化就被折腾得所剩无几了。积累时难耗散太易，今天的年轻人们，从幼儿到大学花去的时间和金钱已是不少，然而要丢掉那些并不容易积累起的文化和知识，却可能只是几个月的片刻功夫，这一点，我也是要向亚马说清楚的。
现在，从先秦的漫长纷争到一个强权与高度垄断帝国的建立再至一个新王朝的诞生，汉朝是在一片金戈铁马之中到来，这么一个新兴的国家，在历尽疮痍之后，一个社会喘息和文化治世的时代也将随之而来。楚汉相争之后，汉朝平定天下，汉高祖刘邦回省家乡，就情不自禁吟出他这一生中唯一创作的诗句来：大风起兮云飞飏，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从这一感叹中看得出来，这定是这位大汉朝开国皇帝在历尽一番风云血战之后的由衷感慨， “威加海内”四个字，显示出这个行将大大影响后世的赫赫皇朝的端倪，而“安得猛士”则表现出这个从兴义抗秦又再度自相残杀而至最终统一帝国的创始者对于人才的倚重。不过很快，这位帝王在创业与守成之间迅速找到了新的平衡。下面是公元前196年（距2006年的今天2212年）的一封诏书，是高祖为初建的汉朝招贤纳能，之中就含有了文化兴国和贤明普世的意思。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
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之，可乎？
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候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汉高祖刘邦，是一个颇有传奇的人。他的出身一般，秦朝时当一员小吏，却颇得朋友相助，尔后与西楚霸王项羽争雄，这些结交的朋友开始帮了他的大忙，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刘邦是一个通晓俗世道理的人，尽管免不了争强好胜，然而还是更明白天下之道的。从这封诏书里，可以读出这位新妆帝君的心态以及求贤似渴的心情，甚至，完全可以将之理解为周围辅佐他的那一群智囊团的集思。而也就从此际开始，一个新王朝也就迈出了贤明治国的步子，这道诏书之中，可以依稀看到儒学思想的一些踪影，而更多的，则是流露出帝王专权的思想。然而，即便是在今天，将它改换成为白话文的招聘广告，这种文化一脉的传统还是会吸引很多人投递简历的，甚至可以包括那些海归派们，许多人都是会奔着“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这句话而来的。
汉朝文化的普世，在高祖时期似乎还没有真正到来。多年战事频靡，让全国民不聊生，使这个新生国家的精力都花在了经济民生的恢复与治理上（还有一大批拥有战功的王侯等着封赏），刘邦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且还要防止拥兵自重的统帅们倒戈背叛。
让汉高祖由一个对儒家学说毫不感兴趣转而变成推崇儒学思想和讲求礼制规矩的皇帝（这也难怪，战国末期礼制崩坏以及后来的讨秦与楚汉权力之争使刘邦没有闲暇功夫讲究任何礼仪）是因为一个叫陆贾的书生，陆贾对高祖说：马上行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乎？这一句话，提醒了刚刚坐上皇帝宝座的刘邦，恢复纲常礼制，对于一个长期战乱的国家政权巩固和统一是必要的举措，更何况，刘邦在四十八岁时起兵背秦，到建立汉朝时已经五十四岁了，这种年纪，按儒家圣者孔子的话说，已是天命之年，所以听明白了陆贾的话。
儒学复兴与国家兴起（2）
汉高祖明白了这个道理：在解决人民吃饭的同时，还需要解决这个国家在文化理念上的空白。秦朝的独裁和暴政，使之迅速灭亡的并不仅仅是这些行为本身，而是源于这些行为之后的独尊与背民思想。当时秦朝重用的韩非子，就专门针对战国末期的诸子思想提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的严苛主张，致使演至了秦王的焚书坑儒之举（这是人类历史上对于文化思想的罕见暴行。然而在中国竟不绝于历史）。所以，当几十年之后一位叫董仲舒的儒者出现在大汉天子的殿堂里就成为了这段历史演进中的一个必然。
秦朝时期人性所受的苛待和严酷压制，在一场天地巨变之后的汉高祖手里获得了缓和。这一点，与秦王们历代为王只图国家霸权到刘邦出身闾里并刚刚从草根坐上皇上位置也有很大的客观环境关系。开国的帝王们，在中国历史上都似乎有这么一个传统：体恤爱民。这与他们来自不同时代的社会底层以及在时代巨变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国难不无关系。所以，汉朝刚一建立，尽管国家政权的律法都几乎是承袭秦朝之外，在苛政上却是完全减免了，采用无为而治的方法来养息民众。
在先秦时代，儒学不过只是许多门学术思潮中的一支而已，至多也只是获得了“显学”的称号，至秦朝，这一学说开始受到压制，一些儒学之士见势不妙，便归隐了，这中间，自然对出世的道家思想也就有所涉猎，到后来董仲舒的出现，新的儒学之中已经融合了不少道家的神秘主义，或者，是新儒学将道家思想中的玄学部份嫁接到了儒学之中，从而为新儒学提供了一层神秘主义的保护色彩。陆贾的一个提问，将一个朝代的方向轻轻扭向了儒学，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悄然将儒家思想以及它的学术理论作为一个软驱嵌进了中国第一个稳定国家的巨大身躯之中。在“儒以文乱法”的告诫之后，汉高祖以秦的二世过早灭亡作为事实依据而将之彻底否定了，由此而得出的结果就是：兴儒学，尊孔孟，行黄老之道。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地方，而且发生得总是踏雪无痕。一个在不久前被一位君王坑灭的学术思想，在另外一个接踵而至的君王手中得到了复活。这个平反诏雪的时间很短。从这一点上看，这场拨乱反正的文化大改变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快的一次，而且干净彻底。
经过一番休养生息的铺垫和儒学的起用，到后来的文帝、景帝时，汉朝已经基本太平，政权也更加巩固（有好许多次王侯的内部之乱被及时平定了）。所谓的“文景之治”，就是说的这两任帝君时期。也就是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中国第一次迎来了和平与稳定，通过从高祖开始并至文景两帝的休养生息的国家政策，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与大繁荣，并为汉武帝的兴兵强国作出了重要的国力铺垫。
董仲舒与司马迁同期，比司马迁稍长一代。这个汉朝的儒家学者，所做的事与司马迁则完全不同。他在汉武帝时候通过举贤良文学之士而到达了朝廷出任博士，基于他个人的思想和学派，他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汉武帝所采纳，从而形成了自汉代起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一种全新的儒家学派垄断的政治文化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成为了后来中国文化2000千年所沿袭的主要脉络。
董仲舒的思想中究竟是因为什么吸引了皇帝？我们可以看看，他是怎样将儒家思想阐发成为一种新的帝王宗法思想的。他把孔子的儒学中关于国家、礼教、行为规范的部分提取出来用于游说，同时又集约了道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当时可以说是创造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儒家宗教体系，并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作为四位一体的宗法体系，达成了当时帝王们十分渴求自身地位获得强化，神化和天命的至尊价值确认则大大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在这一体系中，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并将帝王的尊贵直接诠释为“君权神授”，同时他还很巧妙（抑或是他自己确信）地引导汉武帝相信“上天”对地上统治者所拥有的指引和授意权力（他借用了常见的自然气候与天象来象征并说明这一上天符瑞、灾异的愿望或谴责，这在当时人类还无法解释天象的时代十分凑效）。这位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中，沿着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更把自然宇宙的“天道”与国家帝君与人事作出了更加具体的比附，从而论证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在孔子的礼制基础上，他还进一步创新发展出 “三纲五常”的社会、国家、家庭和个人必须遵守的伦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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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复兴与国家兴起（3）
今天来看，董仲舒的儒学加经学的思想只不过是在孔孟的思想体系中再糅合了道家“天人合一”学说和先秦学说中但凡对他有用的思想杂货店，并将“天”的莫测与人事巧妙地纠合于一体，藉以增强说服力，比起孔夫子单纯的推崇周礼和孟子的质朴良心，董仲舒更多了一层学术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