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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社会的无为，并非仅仅指其一端，无为所带来的社会不进取，国家不进步，假若真如此，历史倒也可以在它的时间轴上歇息一番了，然而无为的真正结果恰恰远非如此，而是巨大的历史倒退。明朝万历之后，就已经是外忧内患不止了。外有西洋殖民者，有倭寇逞凶顽，还有由女真族崛起的满清，到崇祯皇帝时，继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就已是十分的强大，清兵叩关而战、深入明朝腹地而饱掠，以致明军只能尾随而不敢交兵，可见明朝之国之必衰之象。
明朝的内患，除阉党宦官外，更有一批无为而对搜刮民脂民膏而有为的论腐败官僚，而由之导致的民众反抗和起义也是此起彼伏，最后终于酿成了陕西米脂的李自成和延安的张献忠起义。从1629年开始，这场起义起伏辗转，最后于1644年以大军压境而占领北京明朝都城，该年三月十九日山崇祯皇帝拉着太监王承恩在煤山自吊而死，于是有着276年历史的明朝便一夕倾覆。中国的历史往往沉寂而漫长，在这种历史之中，一百年不会令人有什么感觉，一千年也只不过只是时间的延续，而无法对中国社会起到怎样剧烈的变化。然而，一当历史转变的时刻到来，这种变化又是何其之速！
明朝气息奄奄行将覆亡之际，在一衣带水的东瀛，则是日本进入为期268年德川幕府时代（1600年…1868年）的开端之时。对于这个幅员狭窄的岛国而言，德川时代的诞生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继它之后，便进入了现代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这个国家和民族，自隋唐开始就与中国形成了一种深远而特殊的文化、政治与经济关系，从德川时代末期之后，这种关系更使它与其所邻的巨大中国产生出后来缠绕一个半世纪的爱恨情仇。如果让时间回到17世纪，看看中国的明朝衰落，也看看日本德川时代的中兴，或许对于中国整体社会的无为以及其背后更为深刻的因由将有所参考。
无为的社会价值观（3）
日本德川时代所产生的国家中兴，不仅仅因为其历史中所汲取的中国儒学、佛学以及继中国宋代之后的理学和中华帝国庞大的政治与官僚体制，更得益于这个民族在其自身发展进程中不断重构所带来的社会成熟和民族心理和其文化的成长。德川时代，产生了日本的心学，也形成的日本国家的神道和国学，而武士道也在这一基础上成为了日本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独特精神表现。德川时代使日本拥有了更加鲜明的国家价值与政教合一的完整体系，“天皇”与“国体”构成了日本进入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这个“天皇”与“国体”与中国自秦以来所延绵了近二千年的皇帝和国家有着外表相似而实质则殊为不同的差别，甚至可以说，它们完全是两个正相反的社会组织系统。它们的相似处在于皆以农耕与封建君主集权的国家结构，而不同之处则在于它们各自的价值观：一个是独尊天下的私有价值观，另一个则是君臣同体和政教合一的致密紧凑的国家价值观，这是国家政治理性化的一个代表，这种政治的理性倾向在中国则显得十分困乏，中国的皇帝们更多是依据自己的喜好来处理国政，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的封建国家政治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一个很幼稚的低级阶段。这种幼稚，不仅今天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众多证明，在17世纪兴起的日本国学思潮中，对于中国的政治的批评和离弃也成为了日本国学派思想家们的一致共识。
日本国学思潮几乎可以视作为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到来之前的民族思想启蒙，同时也极端排斥中国的风习和观念学说，就连儒学和佛教也没有例外。这场最终引至日本进入到现代国家的前沿思想整体启动了日本的政治、宗教和社会整体组织肌理，而对于中国的比照似乎也客观地成为这一思潮迈向自身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佐证（中国这个大国的兴衰史成为了日本国兴起的很好教材）。以贺茂真渊所阐释的日本国学派的一些论点中，专门谈到了日本与中国由借鉴（甚至是某种依存）到最终决裂的关系变化，他是这样评价中国在历史上对于日本的影响的：
……中国在过去多年间一直都受各个不同王朝的统治，而日本则忠实于万世一系的统治。中国的历代王朝均构筑于反叛和弑君之上。……8世纪，中国的服饰和礼仪被宫廷（日本）所采纳，这种外来的壮丽华美之风欲使男子的精神迅速堕落，造成了帝王与臣民之间的巨大鸿沟。……自中国的风习传入以来，统治者居于威严森森的地方，已堕落到妇人之智的境地，权力旁落臣下之手……帝王则成为仿佛完全无足轻重的人。
而另外一位18世纪的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在反思中国儒学与礼教文化时，也是采取了一种理性的批判态度的：在古代，日本虽然没有散文的学说体系，但也不存在民众的###，帝国统治安宁。因为日本人的行为就是真正道德的，不需要任何道德理论。而中国人的理论道德方面所造成的混乱，就是由于他们在行为方面的疏忽。
我在此借日本17世纪德川时代的中兴与这个国家的思想家们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观的评价来一述中国自己，并没有除此而外更多的意思。在21世纪的今天，我想，这种相互借鉴和互以为镜的方式将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历史看得更加真切，也更加客观和理性一些。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可能过于浪漫了一些，浪漫得与社会没有太多关系（尽管这中间有着封建专制的根本原因），而思想史则又显得十分苍白，几乎乏善可陈（奉迎专制王权以及在虚空中制定三纲五常之道的那些思想除外），科学史则是廖若晨星，以致于我们今天都还只能谈谈很久之前的四大发明，而政治史则在以上所列的几项之下，于悠久历史中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也正因为如此，当这样一个庞大的单极国家在另外一个更加恢宏的客观历史规律之中，它的形成与倾覆就显得是如此轻易，而倾覆的速度才会如此惊人。
这样的速度，并非是中国社会自身所给出的力量所导致，而是外界更为强大的力量对这一社会系统的作用结果。在中国社会历史中，这种由外来力量施予而致中国社会发生内变的史实几乎成为了一种规律。这令我想起了海洋中的某些甲壳动物，它们几乎有着一致的系统保守性，它们的系统很完善，同时也很局限。它们的完善缘于它们对于自身系统的千百年的苦心营造，而它们的局限也同样因为它们仅仅只拥有这样一个单极的系统。所以，一当外力介入之际，这样的系统根本无法有所反抗（它们唯一的反抗就是龟缩在自身的系统中），直到这个系统被完全破坏。
所以，这里的无为，并不是指系统内部的无为，该系统在其内部，是苦心而为之和努力钻营之，这种苦心钻营的结果，就是使这种单极系统内部的生命在未受到外界干扰之前而拥有其十分独立而长久的生命史。这就如同一只漂亮的鹦鹉螺会将它的躯壳营造得完美无瑕，令人类惊叹它的鬼斧神工，而它之于我们的价值，则是被人类发现并精巧的解剖，以使人类造出更多好的东西。中国传统历史当中所存在过的许多东西，大多都有着同样类似的价值：庞大的文官官僚体系、严谨而独尊的君制宗法、完备的社会礼教文化、精于匠心的四合院落，以及浩如烟海的儒家传统，等等等等，都是21世纪人类必须认真察阅并体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其最大的启迪应当就是：一个有着单极价值观的社会为何会经历如此之悠久的时间？而一当外来的力量介入，这个系统的承受抗压能力又是如何惊人的脆弱？事实上，对于中国的解剖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她并非是心脏输出型的强劲文化，而是一种人类都具备并由中国保留得最为完善着的积弱文明，这种文明解剖透彻了，则可以很精准地对症下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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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的社会价值观（4）
这种社会“无为”的价值观，反过来，也有着惊人的反能量，即对这个系统中所产生的一切“有为”观念和行为都将采取抗拒和排斥甚至消灭的方式。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中无数次变革而难兴的根本因原与症结所在。
人类社会学的一代宗师马克斯。韦伯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就经济与社会组织以及宗教与国家、文化与政治等等构成社会整体发展要素的各个动因均进行了系统论述，其后继的美国社会学家们亦在韦伯的理论基础上就社会学这一宏大课题进行了方法主义的理论框架性研究，方法主义的社会学所关注的并非是时间嬗递上的历史演变，而是“要素结构”体系上的相互作用，这一实验将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和思想要素统统列入到一个精密的社会学科研系统当中，并在各个维度之间寻求其规律和答案，在此之后，研究将重新与历史的过程结合于一体。这是一门全新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角度，也完全超出了中国看待自身历史的传统标准。
我在谈到中国明代所形成的社会性的无为价值观时（实际上这一社会集体式的价值无为观自中国宋代以来就开始形成了），有必要在此将韦伯学说的继承者帕森斯社会学派所探求的“社会价值取向”的“模式变量”与贝尔斯所研究的“社会相互作用过程”图式综合而成的社会价值系统“类型变量”学说作一个简单说明和示例。
帕森斯所倡导的类型变量的社会学行动理论认为，滕尼斯的“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韦伯的“传统权威与理性权威”以及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二分类型社会学观点，对形成解构人类社会的“类型变量逻辑”提供了科学的要素。在传统主义的共同社会中，社会的诸关系被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