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下（我指的是缺乏其它外来干涉或正确指导的因素），盲人的时间与直实时间的错异会通过时间的不断延长而变得越来越大。
之所以会想到以这样一种结果来作为对中国历史的评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过往发生的历史与“盲人之钟”有十分相似之处，而在现代中国社会，这种“盲人之钟”仍然可以在许多中国人以及中国事件上得到表现（我不能不对这一事实感到沮丧和悲哀）。在此，我还可以强调并解释，这个盲人最先是并不盲的，只是在后来的某个时间开始，他的视力消失了（这与他的学习和进取以及梦想有关）。即便他的梦想消失，然而他仍有生命并必须活在时间中（他的客观存在价值），所以他便只好采取了与真实时间产生错异的存在方式。我在想，这种盲人与真实时间之间的错异需要达到何种值时才会让盲人惊醒？或许，这种错异会任由它越来越大？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进程以一种渐行式来到中国时，中国的满清王朝还是有所知觉的。甚至，就连英明的康熙皇帝都颇为喜爱那些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将他们收纳在身边，听取他们讲解自然科学的知识。很可惜，这种科学的简易知识并没有一个社会性的承接，而康熙皇帝也只是停驻于纯属自己的个人爱好之中。他还要忙于这个国家很多的事务，譬于立太子、譬于削藩、譬如收复台湾以及平定中俄边疆还有提防文字上出现的反清之逆等等。总之，这个大帝国的事务繁多，而危机总是四伏。这种态势下，往往是一个国家开始重新审定自己的未来道路之际，然而，康熙皇帝们都停留了下来，他们所思考的，是如何保持住他们祖先打下的江山。关于变革，在崇尚祖制的中国单极社会中，是任何人一个念头都没有闪现过的。
我和李一道长在缙云山绍龙观中坐而论道时，也谈到了国运的话题。道长也感叹这个时代的过于浮躁喧哗，而国运中兴，他也有同感。他还谈到了国运与道教之兴衰的辩证之理，国运兴则国教亦兴。我认为，将道与国相统，应是道教与国学、国教与国运亨通的原理。道长表示了赞同。我想起日本德川时代兴起的神道，也是开启国家政教一体的发端。当然，现代社会的中国，将更加注重科学与经济的发展，然而，作为一国之学以及国家的信仰之本，国教的兴起亦是一件甚为伟大的事情。2007年的春节，阳光明媚，几乎是一种初夏的感觉了。在缙云山上，也颇有一些游众，道观里也是香火旺盛。道长谈到国学时，也指出，自宋以来，中华国学就已近乎停顿了，而至明则几几乎消亡。这一点，与我考察中国华文史的结论几乎相同。若以此计算，中国之文脉断裂，则有千年之久。这一裂隙，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巨大空虚。
在读到满清皇帝们严令海禁以及仅仅将广州作为对西洋的唯一通商口岸时，就很是无奈地笑了。我试曾想，假若我是当朝的皇帝，又将如何面对那个来自世界之端的消息？将广州辟为口岸，绝不是因为通商的便利，而是需要虑及帝京的安全。这一动机，与明成祖派出郑和下到西洋应是相同的心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皇帝们在世界化进程面前的无奈和权宜的心态，稍微推理并论证一下，后来发生的鸦片之战以及圆明园被焚也就可以预见得到了。换句话说，中国在十八、十九甚至二十世纪这接连的三百年中几乎对全球贸易均处于丝毫无知的状态，它除了搜刮国民和维护自己独尊的统治之外，几乎不能再做其它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一千年以来的一位罕见的盲人，处在世界的亚洲大陆东岸，拥有巨大的幅员和人口，在真实的时间中过着纯属于自己的自得自乐的时间，直到被这个世界更为强大的种族和文明所发现。
这只旷世的盲人之钟，渐渐停止在了它自己的尽头。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无力来为它上发条了。世界给中国换了一只钟，世界时，也没有再管中国人是否适应这就如同满清入主之后的“剃头令”一样，没有管中国的汉人是否适应。
就在中国衰落的同时，远隔太平洋的彼岸，一颗未来大国的种子也在这个时候被一只叫作五月花号的帆船抛撒到了北美洲的大地上。这是继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后发生在十七世纪初的事件。这片大陆在1776年成立了她的国家，迄至今天，这个国家的历史也不过为230年，然而，她却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发育成长为世界的超级大国，无论如何，这都会让一个稍稍懂得一些历史的中国人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而中国对于美国的研究，严谨来说恐怕只有三十年的时间，而更早一些时候，中国习惯上将这个国家视作为意识形态中的对手，因此，所有的研究都只是针对性的、单极的、封闭的课题，对其生成的文化和精神以及更为广泛的民众思想绝无涉及，所以，在此也就不计算在内了。进一步，真正系统地研究并学习这个国家，恐怕又只是近十年的事情，一个五千年的大国，终于将目光投向一个或许仅仅只有她的年龄的二十分之一的年轻国家，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尽管直到今天中国还有绝大部分人依然对这种学习与研究抱着不屑的态度）。
全球化之盲（2）
其实学习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个年青的人来说。在此，我再一次指出，中国大可以变得令自己变得年轻起来，而无任何必要抱住自己的祖宗不放。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的不善不学习，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国家所惯有的普遍的思维懒惰，以致于人们无法获得更快的进步和本应有的发展。
在研究美国的国家精神或者说国民文化中，包括传统的欧洲人在内，都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迷惑。产生这种迷惑的原因也很简单，就如欧洲人如同中国一样抱有着自己的传统观念。然而持续不断的美国创造力让欧洲人以至全世界都为之震惊，这不得不让人们开始重新来思索并考察这个国家神奇的所在，正如二战之后美国所兴起对日本国家的研究热一样。人们发现，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并非是简单意义上对于欧洲文化的遵循和继承，而是一种革命性的自我改变，欧洲的传统，在这里成为了改变的一个很好舞台。
这种改变的剧烈性是传统欧洲所无法想像的，当然，也更是传统中国所无法想像的。如果欧洲人认为美国就是欧洲更主要是英国的一个翻版，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些移民至北美大陆的欧洲人早就淡忘了欧洲引以为豪的陈旧观念，并对这种淡忘毫不惋惜。这种淡忘之后，一个巨大的创新成为了这种国家的主导精神。因为没有传统，所以一切必须从创新中获得。因而梦想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可以说，没有梦想的人很难成为美国人，而要让美国人失去梦想，则如同要给他们戴上锁链一样会感到身心的痛苦（他们就会起来革命）。
在美国，各种民族混杂在一起，汇聚成为一种新的包容体。这是让所有传统国家与传统文化所无法理解的。对于美国而言，她的诞生仿佛是一个世界的重构，这就需要一切的勇气和想像力。这种从新开始的大规模建构是无法按传统和常规意识来作出任何判断的，因为她的一切都意味着将是新的。由于疆域阔大，美国人形成了北方人、南方人、东部人等等地域差异，地域色彩浓郁，南方美国人喜爱高山峡谷和丛林，中部的美国人则依恋他们的大草原，但是，如果认为地域性决定了美国的整体国民性，那又会发生错误。在美国，各个地域环境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和流动的，这块土地上所流动的，是他们乐观、开拓和进取的自由风尚，也是独立的精神。这与传统中国和欧洲恰然相反。在中国，各个地域的封闭特性十分强大，而传统欧洲也总以局部为先，这种局部的单极意识代替了整体意识，乃是传统封闭的特征之一。而美国之所以成为国家，乃是以整体意识约束局部的意识，这种整体性的开放意识带来了丰富的文化、思想的交融，反过来，又形成了整体社会价值的高度稳定和协调。在人类五千年以来的国家历史中和民族意识形态中，这样的浩大的整体意识几乎是唯一的，也是从根本上包容的。可以推测到的是，这种包容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造就了一个大国的思想和精神气质。我们姑且不评价美国各届政府的政治作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影响，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世界没有不留下这个国家影响的地方。这一事实，可以表明这种整体文化价值观对于世界所施予的影响力。
而中国，或许可以从这一点上获得启发：作为一个中兴的大国，首先必须在文化上施以全面的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一次全面的重构，或者是从新而来。如果让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意识和文化具备无界的全新视野，其巨大的能量自然而出。
一个人要将自己的目光从个人习惯和经验处转而投向别处，其改变的契机是很多的，毕竟，这个大千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力总是要远远比一个人得来的经验大得多也丰富得多。而在一群孩子们的世界里，他们接受世界的模式则要比成年人们简单得多，他们几乎是完全自然的，也是自由的，这种模式中似乎丝毫不受成年人们经验的影响。孩子们的眼睛和心灵都是用来探究并体验一切的，这个世界对于人类的童年孩子们而言是那么的新奇，每一小点都充满着发现，也令他们快乐！孩子们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发现者，哪怕这种发现毫无意义。我们的孩子们，就在这种探索与发现中成长起来，如果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多的规矩和传统的话，他们的成长或许还会要更好一切。
或许，孩子的眼光能够给我们人类更多的启发。直到今天，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仍然远远不及自身社会与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