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内做到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隋朝对于人才的开放吸纳，通过全新的科学制度而使社会各阶层的一般子弟甚至是贫寒之士，都可以通过读书、应考、为仕这样一种新的途径而获得自身命运的改变，同时成为国家所需的各类人才，这一点在当时，可谓是首开中国社会人力资源扩大并创新之先河（20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进行的中国改革开放所采取的人才方式几乎与此同出一辙）。而在此以前的1000年间，从春秋到战国直至秦汉，再到国家分裂的两晋南北朝，中国的人才任用更多是食邑授权与门客吸纳，或是皇亲国戚到士族门第把持，而汉朝举孝廉的察举模式，也不过是一种过于感性的人才评判，给予弄虚作弊与权贵操纵的空间足大，直到科举制度的诞生，中国才算建立了一套将教育与国家选拔天下人才相联动的体系，并将之与巨大的国家官僚机器的运行结合于一体。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软建成”的第一次型状。这种型状有唐人沈既济的形容为证：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鸟聚云合。由此可观之，当时社会人才集聚是怎样的一种空前盛况，与今天近三十年以来中国以大学作为国家人才的孵化基地而每年推出的大学招生考试的盛况是十分相同的（很不幸我是这一巨大体系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叛逆）。
中国有句颇为有名的老话，就叫天下久合必分，久分必合。从秦汉四百年的合，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分，到了隋朝，一个中国大统合的时代便又开启了。然而这样的一个分合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机械的重复，而是历史的演进。如果仅仅将历史视为人的历史来看是远远不充分的，还应当将“道心唯微”的自然规律放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这就如同今天中国所看待的全球化，其国家意识和个人世界观都应当取值于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个价值之中，一国或一己的利害将被更大的利益群体的利害所取代，因此，一个大国的新战略也就必然产生：中国之于世界的价值将成为这个21世纪的最大机会和挑战（我们不能再忽略这个世界与人类的整体存在）。
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隋炀帝恰恰在这个历史的提升与转型时期成为了一个极端的反面例子，这是一个个人的不幸而强加于历史并造成历史的不幸的很好案例。从历史来看，这位著名的暴君是由其极端自私的本性造成的，而并非历史所给予的。如果说历史真的与这位暴君的产生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历史在它的自然大规则之中为一切可能保留了充分的空间，哪怕是造就出一个暴君的诞生空间。这是历史与自然的###律，颇为类似于美国联邦的法律：凡年满十八岁即可以购买枪支，你可以用来滥杀，也可以用来自卫，你的选择是自由的，只是法律在你的选择之外保留了一个最大程度的制约，你若杀死人，相对应的便是一千年的牢狱。你若自愿选择这一结果，那你就干吧。
这就是历史的###则。很不幸的是，隋炀帝作了一个并不明智的选择：他选择了杀人。所以，历史也就给予了他一个很不错的裁决。后来的时候，隋炀帝对此似乎已经有了预感。《资治通鉴》曾记载他在南逃扬州后取镜自照，自语：好头颅，谁当砍之？他在位14年，有13年都是在外巡幸，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个人也是颇想成为一世英雄，一一逞大国江山一统的豪迈，可惜用错了地方（或许人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只是应当有自知之明）。有记载说炀帝于公元605年第一次从洛阳出游江都扬州时，来回花了八个月，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和宫女及禁卫军等近二十万人，船队舳舻相接长达200余里（100公里），几所经过之州县，方圆500里内都要纳贡，吃不完的都要丢掉。这种讲排场而附庸浮夸的风尚，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不少的。由此，我们还可以探索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即偌大之中国，悠久之历史中，并没有一个如何建立国家与建设并发展国家的理论体系。而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以《理想图》开始了这一探索，当时的雅典文化和斯巴达的国家城邦宪法，都为这位早期的希腊哲学家提供了足够的国家思想的源泉，也因此而产生出最早的国家政治理想。这个古希腊人在他的国家梦想中提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的论断（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柏拉图的理想主义色彩），因为这样才可以使国家保持“正义”（请注意这个词）；同时，他对于教育也是颇为注重的，因为这样可以可以培养出礼仪和勇敢的品质；另外，他还提出的共产主义，在柏拉图看来，国家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幸福而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这一理想，直到今天都一直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们的共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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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建成：新东方帝国（4）
当一个国家领袖缺乏应有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时（我指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与国民价值观），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像隋炀帝一样变得自作主张了。在这里，我们俨然看到的是一个自私而任性的孩子，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妄为了一短小小的时间，就像一场大剧一样，被一个跑龙套的小子冒失地干扰了。但是很快，观众们将他轰了出去。隋炀帝所自言的头颅，就在他说过一年多之后，被他的将领宇文化及发动的扬州兵变中用巾带勒死了。这是公元618年的事了。这时，隋末的太原留守李渊，听从了其次子李世民的建议，起兵反隋而攻占长安，隋炀帝兵变而死，李渊便自立为帝，国号为唐，建都长安。自此，唐都近三百年，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东方帝国时代，尤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前的130年余年，更是盛世唐朝享誉海内外，其文化的硕大成果，迄今仍遍布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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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理想：唐太宗与贞观之治（1）
公元626年6月4日，在长安宫城北门的玄武门所发生的一场兵变，使唐都的命运得以获得非同寻常的改变。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以这一方式而肃清家族障碍称帝，由此开启了唐朝的贞观年代，从公元627年至649年共计22年，成就了唐朝步入繁荣的盛世之端，史称“贞观之治”。
从秦始皇帝赢政到汉高祖刘邦，再到汉武帝刘彻与三国的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的出现，可以说是将一条大中华国家理想再续的一个统帅，而这一条历史的时间轴，也由此而延伸了近900年（从秦始皇首次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至贞观23年公元649年），并在太宗这里，将一个大国的理想和作为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前面所谈到过英雄创造历史的言论，也似乎在唐太宗身上获得了很好的印证。
李世民这个人，在未登帝王之基时，就已是一位人中之杰了。作为李渊的次子，还在其父充作隋朝的太原留守时，就显然出思度国家大略的才能，并能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力量中发现经略之机。在他的四个兄弟之中，以他的战略眼光和军事韬略以及统帅作战之能力为最高，可谓天之骄子。从公元618年建唐到624年唐军将各地农民军和地方地主割据势力完全铲平的6年中，每一重要战役无不以李世民亲自负责指挥，因此，这也使他将自身的智勇才干获得了难得的实战提升，对于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天才而言，这不啻是一个极好的演练。以致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招致太子与同门兄弟的妒恨。玄武门之兵变，看似是李世民的一次内宫预谋，而更大意义上，则是李世民意欲作为天下而不得己的抉择，也是唐朝国运的一次根本扭转。因为这一变，而使一个国家从此拥有了真正的统帅。如果不是李世民，唐朝在公元626年的开端很有可能变得平庸无奇。
这种皇宫权柄的相互虢夺，自是权利中心所产生的飓风般演变，自战国纷乱及秦以来，有楚汉之争，演垓下之败，又有汉太子之争，引吕雉之乱，再有王莽摄政，篡位为新，到汉末之时，更是群雄争夺天下，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故有奸雄之号，而魏晋之乱，更有司马昭之心。朝代更替，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代谢，然而因天时地利人为之故，往往导致新不能履而陈腐不去，这在中国历史上倒是一个真正的主旋律。对于宏大的时代演进，有着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多层之虑，更有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大环境和大背景迁移，这样阔大恢宏的客观能量，以个人之力，往往不能悉数觉察，所以也就只能按部就班难有真正的作为了。因此，开创历史的人，要在历史的诸端之中审时度势，积蓄非凡之力，作为于千钧一发之际，解民于倒悬之危，救国于大厦将倾之时，仅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指一点而改江山国运，这样的雄才，不是天下人人皆得而有之的。不是英雄，则不能来作为，人若有自知，则天下可以安定了。而问题的关键大多在于：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更对世界一无所知，而更多情况下以及很漫长的时间内，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自己很优秀（我不知道这一结论和这种心态究竟是如何得来的）。
中国在唐朝建立之前所经历的四百年分裂，使每一个人心里都在怀念汉朝的大统一，同时也将这样的统一大国作为榜样而追求，这种追求的迫切在唐太宗这里表现得十分酣畅淋漓，并且也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极致。而近三十余年的隋朝的短暂兴盛，又使唐太宗有了一个十分类似于汉朝建立之前统一的秦朝一样，如此，唐朝的光复梦想便藉此而兴。
光复一个国家的光荣梦想与获取一方独大的权力，之间是有着很大的人文区别的。这中间的差异，还不能仅仅停留于志向与抱负的大小，更是两种不同的战略眼光所致，更深刻的，则是由国家与民族（乃至人类全体）的价值观而决定，这个价值观有没有，往往区分了一个时代与一个历史人物的作为。唐太宗对这一价值观的确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