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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理想：唐太宗与贞观之治（2）
譬如由隋而始创并至唐而兴的科举制，为国中取才开创了姿彩纷呈的文化画卷，同时也为唐朝国家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库。唐太宗从创国立基中经历过来，深知人才对于经国济世的重要，在科举取士上，有意增加进士的名额，比其父时要多出近二倍。刚上任的贞观初年，他就在科举放榜之日到端门察看，见新进士从榜下缀行而出，便喜不自胜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种天下取士而为国的人才战略，引得一片赞赏，当时就有民间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说的就是这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帝国人才兴盛的胜景。我想，若是魏武帝曹操在世，也会对此而由衷赞叹的。
唐太宗对于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理想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公元626年距今正好1380年（公元2006年），这位近十四个世纪前的中国皇帝，对当时刚刚统一起来的东方大国有怎样的一个蓝图勾勒？这个蓝图之中是否还有着他自己的某个心愿？在所有描述太宗的治国思想与唐代历史著书之中，《贞观政要》是视角独特而精辟的一部，而其意义也早已超越了对唐太宗个人的记写，而成为富有东方智慧和国家经邦大略的国家领导学，对于今天的中国乃至全球化世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贞观政要》由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他任史职近30年，奉职于太宗身旁，太宗每有谈话，都由他记载。因而，这部十卷四十篇的《贞观政要》从不同侧面记载了唐太宗在位23年中，与大臣们围绕治国安邦所进行的对话和大臣的劝谏奏疏，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管理、人民教化，可以说，《贞观政要》是一部全面总结贞观之治的国家之学与政治之学，同时通过生动的谈话而展现出1300多年前一个大国领导者与诸多高级官员的政治家风采与个人魅力，是一部让今天都读来受益的治世之书。
太宗对于国家人才的任用上，都是采取的唯德才是举，不避前嫌，以致许多原来属于政敌的良士都成为了他的重臣，这其中以魏征尤为突显。魏征这个人，是一位颇有国家政略与侠气豪情的大臣，时常都与太宗讨论国家大事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令太宗颇有受益。有一次太宗问他作为一国之君如何可以辩别审时度势与判断事物的智慧与愚蠢（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就指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一法则，让太宗心悦诚服。这种君臣之间的研学讨论，使太宗始终能够保持头脑的清醒，为了做到这种兼听周顾，不失之于武断和失察，他将各地都督、刺史这些地方官吏的姓名写在自己屋内的屏风上，朝夕省览，随时记注这些官员们的行为过失以备赏罚。这种敢于纳谏和君臣公开交流的举措，主动促进了良好的国家政治风气，使一批优良的国家干才涌现出来，使得社会吏治清明有效。
太宗自己所说过的话中，有一句十分重要，即是他对国家、人民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审度与平衡，他指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惧！这一席话，是他对太子所说的，同时也成为了留鉴至今的治国安邦的至理名言。他还继续谈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这些话，都是太宗与近臣论国事而说的话，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得出，太宗对于国家与君主的使命就是“存百姓而有道”，这一至深理解，与今天中国政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国策立基点完全相同。
对于自我检省和体察，太宗也有着惊人的客观角度，以致使许多良臣敢于直谏。他通过谏言而进行自我对照，时时修正检点，这种襟怀犹为可贵。如前所说的那个大夫魏征，有时直谏到当众冒犯篾君的程度，令太宗甚为恼怒，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杀了魏征（这一点可见封建制度的不宽容），然而终于还是被国家大义所止怒，魏征去世时，太宗不禁大哭。在对魏征的评价上，太宗结合自己与国家经略，这样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见太宗对待良臣的态度和客观体己的真诚。
大国理想：唐太宗与贞观之治（3）
贞观之治，关键在于“作为之治”，即是有所作为，而且是积极作为。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作为的方向不是奉己，也不是一方阶级之利，而是天下百姓受益。这一点尤为值得中国的今天汲取，同时也必须让全球化的中国人好好总结和学习（以便中国能够积极参加到全球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建设大业中去）。贞观之初，国家犹在战乱之余，到处千疮百孔，人民流离失所，然而经过太宗与群臣和各地官员的精心治理后，不到几年，就出现了社会景况的迅速好转：流散者回归家乡，土地再度获得耕耘，农业连年丰收，当时的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出现了“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盛世景象。社会治安、人民温饱、政府吏治、商贸发展等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就连行旅在外的商贾和奔考科学的学生们，往来各地间都可以不带粮食，可以取给于途，这样的景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鲜见的。盛世繁荣，人民幸福，在1380年前，中国就是啊。
大国基石：中国精英政治的开端（1）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将欧洲的公元600年至1000年比喻为“黑暗时期”，究其原因，是感叹罗马帝国的覆亡和欧洲的大分裂，而凯撒与奥古斯都的辉煌伟业不再矣。各个不同文明程度的民族纷纷在衰落的罗马辖地中崛起，而原来的大国政治低下正在失去对疆地的统辖而使帝国黯然失色。而这个时期，恰恰是中国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年的纷乱割据与南北分裂，由隋而进入大唐的繁荣时代。
有一个同期发生的历史值得在此一书。尽管罗马失去了地位，然而此际的欧洲也不是一无是处，其最大的收获当是基督教由最初发始艰难以及随后的三百多年磨难而至君士坦丁大帝受洗，最终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公元337年），对于陷入到纷乱之争的欧洲大地而言，不啻是一个来自天国的福音。尽管自公元开始的耶稣只身于巴勒斯坦干涸的大地上孤独传教到他受难，再由保罗呕心沥血不辞万难渡海到罗马各属地传教（据说他于罗马皇帝尼禄在位时也被杀），直至教徒们在接续的三百余年中不断遭受当政者的迫害，然而基督徒们那种心怀纯洁与高尚理想的英勇牺牲终于震摄了这个越来越世俗的世界，这种源自心灵的力量在最后取得了社会公认的崇高地位，从这里来看，整个公元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历史可以折射出耶稣的伟大人格以及为人类所牺牲的巨大力量。这一力量，使欧洲在政治颓败之际，仍能够获得一片心灵的甘泉，从而为未来1000多年后的复兴而留下人文的火种（在人类漫长的人文教化历史中这是最独特也是牺牲最巨的了，这是人类面对信仰所表现出来的最大实证之一，当然一直也是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者反对并抗拒最多的一个例子）。
人类的历史往往会留给后来的人们以许许多多的思考和回味。对于历史的解知，本身也成为一种人类自我观照的检视过程，这个过程能够帮助人类认识一些属于规律性的东西，从而避免过多来自当前的袭扰与情绪。对待历史的态度，从今天的客观事实来看，东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尽管文明历史都在东西方延续了五千年，在西方则对此则有相当的保存（他们还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两场现代大战），而中国人所看到的五千年更多只是一个挂在嘴上的标题而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问一问中国人对于一座城市和这个国家的曾经光荣，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更注重当前与眼下的生活水平与物质收入并作为价值标准，这与中国曾经历史中所出现的精神追求时代已经相去很远了）。这种价值观甚至还影响到了今天中国的教育和媒体界，今天中国各大电视台所播放的历史剧电视片可以视作为这类价值观下的历史回味的一种，我们不会不看到，当这些剧目编导们还在反复表达一种传统王朝皇帝是如何君临天下以及臣子们如何唯唯诺诺，而百姓如何渴盼青天大老爷时，那种封建的文化或许正以这样的现代娱乐方式再一次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发出某种陈腐思想的侵袭：它将这种早应消灭的等级观与不平等的封建文化（董仲舒的历史杰作）接连不断地射向今天中国人的大脑深处，并这种时尚娱乐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泛化教育并引导其产生群体条件反射，因而使我们无法真正判断出21世纪的人文方向（我最近看到一部由李保田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