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许多中国的孩子仍然处在这种传统的强大驱使之中），因此朱熹没有能够摆脱这只巨大磁石的吸引。朱熹本人，看来也是一个求问于天的哲人，其所探究的开端，也是天人之道。从朱熹理学的源头来看，其初始的依据是人类最早的客观唯心学说，即是对老子道学的回归和拟古，强调宇宙本源的“虚无”。这里的“虚无”并非真正的无，而是人类不可企及的超然能量，如同柏拉图所称的“理”。在程氏兄弟以及朱熹的思想中，这一虚无太极的能量也被称之为“理”。理是宇宙的基础，是永恒，不可违背。对这样的一个理，朱熹论述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不巧的是，朱熹似乎让思想停止住在这个“理”面前了，而柏拉图，则试图进入到这个这个“理”。他后来的弟子亚里斯多德，更是将这个“理”翻来覆去搜寻了个遍，进而发展了更多的东西，开创了辩证法以及最早的科学路径。这是一个分水岭。这个朱熹所称的“宇宙之间一理”，东西方人类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探索，20世纪的理论物理学界中更是被许多科学家所艰难求证，他们也希望通过科学而求证出一个宇宙大统一的定律。可以说，对于这一客观存在之理，整个人类的认知差异仅仅就在于宗教与理论物理的实证之间。
然而很不幸，对于这一客观规则的探索，朱熹停留在了历史分水岭的另外一边，他将一个客观的唯心之学迅速向下转换成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三纲五常之道。这种客观唯心与主观唯一的转换是如此顺畅，皆是基于“唯心”的自由发挥。这种将仅仅只是某个集权所需的伦理秩序也归结到客观宇宙大理之中的人为嫁接，不免存在着以主观偷梁换柱为客观的巨大嫌疑，而这种概念的嫁接与偷换倒是给了封建帝王们一个极好的统治由头（这个以天理而为的由头实在是太大了）。进而，朱熹更提出“天理存而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的说教，将天与人完全对立起来，不能不说，我们反过来可以从这一主观对立的把戏之中看出封建专制主义的极深印痕。在这里，朱熹已经完全失去了客观唯心思想的判断标准，而是进入到一个专制统治者自我认定的一个局狭价值尺度，以致使他甚至忘了自己所称的“宇宙之间一理”之不可为什么所动摇的这一基本义理。
国家智力与朱熙理学（5）
这种由客观迅速转变为主观的学术思想所出现的反复，只有两种状况可以解释：一是朱熹的研究发生了巨大的混乱（这一点在科学未兴的时候出现我们还可以谅解，因为朱熹无法分辨清楚什么是客体而什么又是主体），第二种解释则可以说是朱熹选择了学术上的投机。这种投机，在中国文化和学术思想史上比比皆是。尽管今天我们已无法判定朱熹究竟是因为了哪一种原因而致如此，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自他之后，他的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这个国家封建帝王们十分好用的思想统治工具，而他对于儒学经书所著的《四书集注》，自中国元代开始，直至明、清，都一直被指定为中国科学考试的标准答案，这一段历史，将近有七百年。尽管1905年科举制最后被废止，然而直至今天，这种因为“灭人欲”这简单三个字而导致的中国社会想像力缺乏仍然是我们整体文化素质低下的巨大后遗症。
我在稍前的文化思想讨论中，曾经谈到过儒学对于中华文化进步与发展的某些遗害，这一观点很可能会引发某些学术上的冲突，而一个显然不争的事实就是：无论是最早的孔子还是董仲舒直到朱熹这位理学大家，在将近2500年之中，由他们（还包括封建统治者们）所建成的中华文化价值主轴便是一条由“克己复礼”到“灭人欲”的儒术独尊之道，以致使中国社会所有的主流文化思想，无一不带上这一价值的深刻印记。也正因为如此，事实上中华文化的灿烂星火，一直都很难在这条主轴中探寻得到，而只能由先秦思想以及南北朝民歌和唐人的诗赋宋代的词人中找寻到些许，并通过后人们将以放大（这种放大的过程中还免不了渗杂进我们特有的文化自满和虚荣心），并由此而作为今天我们与世界文化对话的支票存根。中国的文化学者们，似乎都很以为这样的票额已经足够大，从而从根本上忽略了这种缺乏想像力的文化所导致的整体国家智力低下这一存在事实。
在这里，国家智力已远非一个国家的文化虚荣心所能取代的了。在一个国家的整体智力体系构成中，文化历程的时间只是其中的一项指标，而文化的整体想像力与创造力则更为重要。一个国家并不排斥一个个体或一些较小群体的高智慧，然而基于其文化本身想像力与创造力基因的整体性缺乏而导致她的平均智力水平低下。这种状况，在缺乏对比的封闭条件下是难以自觉发现的，而一当对比的条件产生，这种悬殊和差距就会显见无疑。19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第一次中国与世界的碰撞，将这上差距首次显示了出来，这种因为国家智力低下而导致的行动力和能力虚弱使我们几乎无法保全自己的国家。
当宋朝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和朝代而出现在中国历史中时，当我们以活化的历史观来看待这个国家所有经历的过往时，我们不能不被迫从更深的一处来找寻导致这一积弱的根本原因。结果，我们发现，所有的积弱并非中国之物质，也非中国之人民，同时也不是因为国家机器的无能，而是这个国家在漫长时代中的文化和思想僵化，它们几乎是停滞不前的，甚至，这些文化和思想只打算将这个国家拖入一个自甘堕落和无所作为的坟墓，在很多情况下，那些统治君王们，都是在最后被时势淹没时才会惊惶失措，而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化伪道者假借宇宙世界的真理之名而精心罗织出一张巨大的时空之网，让所有的人们都生活于其中而浑然不觉，直到世界另一端的坚船利炮前来叩门。
今天，这张文化伪道的网还在，21世纪的到来，不过仅仅是让它被全球化戳破了几个洞，更多的人们，仍然沉溺于这种无须创造和亦无须想像的自慰的普世文化中。
国家智力，也是一个国家国民智力的总体反映。从这一角度来讲，国民的智力又由这个国家的普世文化的取值标准而定。即使在今天，认真来检索这个国家所形成的普遍文化态度，会发现，这种态度中几乎并没有太多属于文化先进的成份，更多情况下则是自私自利以及狭隘的人际关系充当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标准。一个历史如是悠久而国体偌大的国家，其数千年文化与价值观演进至今竟是如此狭窄浅薄，可谓是普天之下的世界之奇观了！
国家智力与朱熙理学（6）
上个世纪上半叶罗素来到中国时曾观察过这个东方大国，很是冷峻地指出：中国实质上是一个文化体而非一个国家。这种说法，倒是首次由一个西方哲人对这个国家作出了大胆的评价。梁漱冥老先生在他那本1949年初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就提出“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口号，其中关于对中国文化的探讨之议颇有意思，诸君可取来一读。梁老先生开宗明义想要探讨的问题，与我在此提及的话题几乎一致，他在开卷之初便言及了中华文化之古怪：一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二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梁老先生称：两千年的中国，竟然不见进步之可怪；从社会史上讲，竟难判断它是什么社会之可怪。因为讲社会史者都看人类社会自古迄今一步进一步，大致可分为几阶段，独中国两千多年，却难于判它为某阶段。
看来，梁老先生在探问中国文化之际也是一头雾水，故言而求教于国民。
而另一位学者王礼锡在所作的《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之谜的时代》中，也谈及不解于中国二三千年不变的社会。指出：多少中外研究历史的学者，迷惘在这历史的泥坑！
于是我才知道，自严复先生始，一批近代的中国学者们便已经在反省中华文化的种种谜踪了。更有甚者，严复在言及当时中国对于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时，曾这样描述：闻西哲平等自由之说，常口怯舌矫，骇然不悟其义之所终。
而在当时，这种思想，更被大众认为是大乱天下的思想！
而以今天的观点来看，百年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仍然未能摆脱对文化独立属性的揭示，如此以来，便极容易沉没于中国文化本身所积淀的深渊之中了。从国家智力这一取值观来检析，则可以更加简明地判断出中国文化的积弊：作为一个数千年来以家族伦理而兴建的封建体，其所奉行的所有传统儒理文化仅仅只是农耕经济社会中家与家族的伦理组合，这种小尺度的价值组合直至整个封建国家，以致于中国并无真正的国家意义。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是一个新兴的家族兴起而致，导致了“家天下”的最小价值尺度和最大的社会应用尺度的产生。中国的文化，就存在于这样的尺度之中，这个尺度中有利己的家族伦理，却缺乏社会契约之下的国家道德，它的整体是私欲的，也是专制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个国家价值尺度还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社会民众的真正共同选择时，这个国家智力的整体低下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一个社会性选择结果。今天，这种由家族伦理所演变而至的文化仍在起着强大的主导作用，一个国家或者是整体社会的新价值尺度似乎在21世纪才刚刚有所起色，而引致这一新的价值尺度进入这个国家的，并非国家本身，而是隆隆而至的全球化。
我想，一个创新型国家的时代，或许将随着这场全球化而获得开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