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本身，而是隆隆而至的全球化。
我想，一个创新型国家的时代，或许将随着这场全球化而获得开端。可以预见到，它将谱写出中国国家新历史的篇章…中国的未来，需要这样宏大价值尺度所写就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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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1）
我在这个寒冷的时间里，观测中国的文化史并思考着世界的关系。这种对文化来一次客观的审视并由此而进入全球化的预感是如此强烈，是前所未有的。我指的是，这个民族将完全彻底地参与到一条新的轨道并开始运行。这个国家，她真的具备了先天的准备吗？抑或将在这种彻底的换新之中被迫发生改变？从目前的观察结果来看，被迫改变的可能性将会更大一些。这种被迫，预期的时间不会少于20年。这是由改革开放的两代人以及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两代人所构成（在此我以五年为一个中国社会代际），以这样的力量来看，应当足够了。如此算来，到2037年，中国将完全转变成为了个世界性的全球国家，她的文化以及文明，将行驶在另一条轨道上。而那之后，便是她的强劲发力的时代了。中国将在这一被动改变的阶段之后，进入到自动创造的新历史。这一次，将是中国完全为世界而创造了。
为世界而创造，这是一个巨大的使命性任务。这一使命的产生前提，乃是基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从诞生直至今天的之于人类的价值争取。这种为人类价值而争取的努力尽管没有在我们的历史中体现太多，但从来没有中止过。因为中国人类这一支，她的属性以及她所具备的某种忍耐和迟慢的宽容度，却含有着自然宇宙创生的某种启迪，以致于让漫长历史中与这个国家发生际遇的诸多民族都无一不对这一启迪而有所获益。从这一意义上讲，蒙古族领袖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大帝，便是这样一位以外族身份进而成为中国社会的首位外族皇帝者，他于1271年弃蒙古国号而兴“大元”，取意源自《周易》中的“大哉乾元”，次年建都大都（今北京），进攻南宋，1279年，南宋覆灭，忽必烈帝成为大中华之一统天下的皇帝。这在中国自古以来汉人轮番为帝的历史中，是极有意思的事情。而如此来看，便也可以知道，中华之历史，原来也并非是由单一民族而号令天下的，外国和外族人也是可以领导中国的嘛。元代时游历中国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将忽必烈帝尊崇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称赞忽必烈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认为这是“彼实有权被此名”，其意是说忽必烈这一盛名是附实而具的。而看看《元史》中对忽必烈的评价：其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于是我们可以得知，忽必烈帝是一位立经陈纪的一代大帝。而中国传统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对其表彰得并不太多，使忽必烈帝的知名度甚至不如清代的一些平庸君王。
谈中国元朝的忽必烈帝，就不能不言及他的祖父成吉思汗。这是一个在十三世纪初叶震撼世界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以致于世界的轨迹（尽管中国历史对此大多都甚少谈及）。
1206年，正是南宋与金国反复攻战的小小间隙度过之时，这一年，宋宁宗在位，又议战派占据了主流，于是宁宗起兵北伐抗金，结果战败，以致再度与金议和，这款议和协议的内容大致如下：宋国皇帝称金国皇帝为伯父，每年南宋向金进献岁币为白银30万两、绢30万匹，另犒赏金军银300万两。可见宋朝之衰落，而这些银两和绢匹，则自然又来自于中国民间了。这场宋与金之间的征伐，自1125年金太宗南下而至1234年金哀宗自杀而为蒙古与南宋合军而灭，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使南宋时刻处在兵临城下的高压之中，所以，当宋朝衰世的皇帝，应当是十分艰难的，即便是寻欢作乐，也只是亡国灭命之前的无聊而已。对此，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深切而生动的描摹，并从一位女子的内心独白中观照出这段难熬历史。我们且看看她的一阙词作，叫《声声慢》的，一窥当时之景状：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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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2）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词人的心际情怀，国家的萎靡时局，的确，早已不能由一个“愁”字而解了。而一首诗词之作，心中哀怨之诉，自然不太可能成为可以改变历史的力量。悲愤出诗，中国的文人们，其所能做的，也大致如此了（这是大多中国文化人所特别喜欢的一种生存方式）。对此，忽必烈帝也在当时洞见这中国文人墨客们的这一通病，曾直接将高丽与中国作对比，指出：高丽，小国也，匠一、奕技，皆胜汉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哉！
这是八百年前忽必烈帝帝对于中国的批评意见，今天再看看韩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以四千八百万人口之小众，而获全球经济十强之称号，许多人以为这只是上个世纪二战以来的历史机遇造成，殊不知，早在元代时候，高丽人已经在手工业和技能等方面超越中国了。
李清照填写完这一词之后五十年，即1206年，除了南宋进一步失势于国家，也正是蒙古势力通过草原上长达十五年的内部争夺而获最后统一，草原各部落在斡难河畔举行部落大会，拥戴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尊之为成吉思汗。
铁木真所在时代，蒙古刚刚由一个游牧的散落氏族部落民族而集聚成为一个新兴的草原国家，这位被尊称为成吉思汗的草原领袖，从即位起便开始对这个新兴的王朝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进：建立领户分封的军事国家体制、建立法典、创制蒙古文字等等，迅速推进了蒙古各部落向一个统一大国的跃进。
这个新兴而迅速强健起来的国家，在成吉思汗的统帅下，实施了一系列的世界战争，向南，成吉思汗主要是攻打金国直至进攻南宋，向西，则发动了著名的三次西征，消灭西辽直至锋芒直指中亚的穆斯林国家。到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窝阔台汗时，由成吉思汗之孙拔都于1235年率军翻越乌拉尔山，长驱进入俄罗斯，北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攻入中欧直逼奥地利，还在西里西尼大败波兰与德意志联军，这场西征直到1241年底才告中止。到第三任可汗蒙哥时，蒙古大军再度于1256年进入伊朗，并在1258年初占领当时的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1260年再达攻陷大马士革，屯兵巴勒斯坦海岸准备进攻埃及，直到接到蒙哥在重庆合川钓鱼城下中宋军炮石而逝，这番惊天动地的西征才告停止。
这一番历史，皆在中国之外发生又与中国之未来有着密切关联。在蒙古国中，成吉思汗也好、窝阔台和蒙哥也好，对于中国以及汉文化是几无认识的。而忽必烈则是唯一一位对于汉学和汉学士颇感兴味的。蒙哥即位大汗后，忽必烈又受命治理漠南汉地，他的王府随即南迁，这样一来，忽必烈便有了更多机会与中原汉文化相触。到1260年他宣布即大汗位之后，首次采用“中统”的年号，这是蒙古国前所未有的，这种典型的汉法标记直到1271年忽必烈定都北京时，一个蒙古国入主中国的整体战略便告完成，此时的蒙古国已成功转变为中国的元朝。到1279年元追击南宋最后一位流亡皇帝至崖山（今广东新会），逼其君臣投海而死，至此，传统中国便彻底为一个外来的强大民族所替代，而忽必烈在中国的称帝，不仅结束了一个长达三百年几乎毫无作为的宋朝（现在来看这样的历史还是越少越好），更为这个传统而且低迷不振的国家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广大的疆域，在这个疆域中，传统中国仅仅只是这个被称为元朝的国家的一个部分。
当中国宋王朝的君臣们尚不知自己的国家如何会变得如此弱小而苟安于一偶时，另一个民族则在她的基础上开辟出一个最为广大的国家，这样真实例子的发生，恐怕也是一则历史的相对论吧。现在再回头来看朱熹的天理与人欲之论，不禁会有些掩口而笑。一则失去科学与人本价值的思想学术，其必然是误国害人的，而之所以后来还能讨到历朝皇帝与专权者的好，其重要的一点即是它与君王们意欲独大天下而尽灭人心的想法有着惊人的一致。朱熹可能不知道（他也可能很知道），他在这一端对人本思想的一灭，便是让另一端封建专制的独大权力更加无法无天了而日益嚣张了。在这里，还是一则历史和思想史的客观相对论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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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3）
在这里很有必要谈及在元朝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情很可能与我们传统习惯中所葆有的中国大国文化骄傲的情结相去甚远。
元朝自忽必烈1260年坐帝，1279年灭南宋，再到1368年由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并建大明国，正好一百年。这个一百年，可谓是疆域最辽阔而同时也是寿命最短的中国朝代了。“大哉乾元”，大的确是大，而这个乾元却是如此之短暂，算是重新给中国国家再开了一个前所未的有头。
这个开头，对于自先秦以来直至宋末的传统中国人而言，并没有带来什么意外的惊喜，而是从头到脚改变了这个自以为傲的民族的身世处境（这种改变在经历了明朝近三百年之后，又再度在满清王朝那儿转换了地位）。元朝甫一诞生，便由忽必烈帝颁布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以民族为界线划分的等级社会阶级，这种层级的划分显然不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