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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天翻地覆的裂变，究其因由，并不在强敌于外，而在于国体和文化之内在。曾经强盛而光辉的形象，却是因为文化的停滞和思想的固守，自五代及宋以来，便是浮出了历史的水面，而且并由此而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儒学克己复礼而不务民本与人本这一看似华丽与文质彬彬的“社会实用美学”功课，终于在它诞生一千年之后发挥出了渐慢效应。这种功效是如此之独特，算得上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端与中国封建帝统真诚合作的杰作，到了南宋，其成果已经昭彰。也正因为如此，辛弃疾在他那阙《元夕》的词儿中所吟唱的“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经典句子，抑或正是对这种曾经风华而过早衰落不济的中国文化的落寞身影所作的一种描摩吧。
那人是谁？那人有什么值得让一代心怀中华梦想的词人来千百度寻找？需要我们重新从历史之中来会心一悟，深刻一想，千回百转之间，21世纪的中国人，也会来找到他吗？是的，中国需要找到这个人。
在元朝，这四等人所获得的社会待遇极其不平等。蒙古人首先是获得最优惠待遇，其次为色目人，而汉人与南人则受到歧视。举元律为证：若蒙古人、色目人殴打汉人和南人，后二者不得还报；汉人、南人若行窃偷盗则刺字，蒙古人偷盗则免；汉人、南人若杀人者即处死，并出烧埋银50两给苦主，蒙古人杀人则仅受罚出征并出烧埋银即可；凡汉人均不得有马，有即全取之充公，色目人有马三取其二，蒙古人有马则不取；凡汉人不得执弓箭。禁汉人聚众打猎，凡汉人百人以上执弓箭打猎者处死，百人以下则流放边远。地方各级政府，长官均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不得重用，如此等等，这样一来，一个中国梦便在这样的种族政策之下破灭无形（若是中国人有梦的话），而做起这个大中国帝国之梦的，则是另外一个来自于北方草原刚刚结束氏族部落的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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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4）
然而即便是如此，中国的国家仍然比宋朝的时代要大大发展了。元朝的大统一以及国土疆域的广大，为裂变以来的中国带来了恢复的生机和更多的开放与交融。自成吉思汗开始的西征扩域，蒙古国在极其广大的疆域中形成了四个大的汗国，它们依次是钦察汗国，据有咸海、里海以及东欧的广大领域和俄罗斯，并承认元朝的最同权威，接受元朝皇帝的册封；另一个是伊尔汗国，这个汗国曾经统辖了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自高加索而南抵印度洋的广大区域；再一个是窝阔台汗国，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到巴尔喀什湖即今天俄罗斯的远东腹地；再者，就是察合台汗国，掌握着天山南北以及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阔大土地。这四个汗国都与元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由元朝所建立起世界最大的驿站网络而连通一起，并通过它们而与更大的西方世界发生诸多往来。加之元朝对于手工业的偏好，鼓励并扶持手工业者，这样便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快速提升的商业贸易繁荣时期，而中国的诸多城市，也迅速转变成为商业交易的中心，并以大都（北京）与杭州为最盛，而杭州之得名天下，也是由元朝而兴起的。
忽必烈帝，一如他的祖父，似乎是一个对更大世界以及更多世界深感兴趣的人。
在元朝建国之后，一个包括传统中国在内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多元世界出现在这个蒙古族的中国元朝皇帝面前，很显然，忽必烈没有仅仅将视野停留在传统中国的疆域，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远也更多的地方。他尊西藏土蕃喇嘛教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后又加封为帝师，统领全国佛教，又派丞相孛罗出使拥有着阿拉伯与波斯湾广大区域的伊尔汗国并留居于该国，这样，越来越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也大量移居到东方中国，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中国特有的新民族回族。这一条移民与文化交流的路径，将中国文化尤其是当时领先于世界的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等发明，都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了欧洲，而与此同时，正在欧洲兴起的基督教也受到了忽必烈的关注，马可。波罗的父亲与叔父在1266年来到中国时，受到了这么皇帝的接见，并在返回时带去了忽必烈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件，这位心愿博大的元朝皇帝希望能够有些基督教士被派到中国来。后来果然便有了罗马天主教士的接踵而至。而进一步，这位眼观世界的忽必烈帝还用兵北方的高丽、南方的安南和缅甸，将它们都收为元朝的属国，还两次发兵日本，皆以败告终，甚至，忽必烈还在1292年派出海上战船500艘，拥军号称2万，征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结果也是损兵而回。而即便如此，在忽必烈帝在位时，元朝尽管刚刚建立，却已是在整个欧亚非世界里风风光光了，就连中世纪的欧洲人都对其心向往之。
中国历史中对于元朝的诞生以及过程种种，似乎总有些欲言又止，其意识深处，乃是许多中国人（包括学者）对外族而为汉人皇帝的抗拒心理作崇，这一情结，到了清朝满族帝统之时也是如此。而元末起义的汉人义军所打的旗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就与清末辛亥革命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几乎完全一致，表现出汉民族在这一点上坚顽的民族心理（关于这一点需要一场社会性的大讨论）。如果更为客观一些，将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获得更为妥贴与科学的结论，那就是人类社会优胜而劣汰并共同发展的自然大规则。这一规则可以表明，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也不会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优越种族（这一点又有些像我们的电脑软驱以及众多的应用商品），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一定要保持住她的长期与持续的强盛，就必须依循一个积极进取与兼容并包和合作共融的发展规则，违背了这个规则，富者将赤贫，贵者将低贱，胜者败，存者亡。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人类历史发展观。
而反过来，一个外族入主中原而为帝，对于忽必烈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这样一位继承了祖父喜好征服的DNA的元世祖来说，由一个草原游牧者而坐为大中国之帝王，他倒是很懂得学习汉制和传统中国先进文化的必要，在这一方面，我们对忽必烈帝的这一态度倒是知之甚少（这也让我们再一次失去了向这位帝王学习的机会）。忽必烈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为首个入主中国的外族（外国）人，他又是怎样对待这种巨大的文化、习惯差异的？他又是如何来看待这个中国以及她的历史的？这会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历史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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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5）
有几则例子和忽必烈帝所说的话可以让我们看到历史中这位外来的中国元朝皇帝的样子。首先是忽必烈对中国文化的极大兴趣和极强的好学精神。还在他未登基而为王子时，他就是蒙古诸王中最好学汉制的一位“贤王”了。有史载忽必烈28岁时（1242年）就在他的王府接见禅僧海云及弟子刘秉忠，忽必烈问海云禅僧：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这一问，似乎有两重意思：其一是对佛学的兴致，其二更是显示出这位年经尚轻的王子早已怀有“安治天下”的雄心。自那时开始，忽必烈就不断从中原召徕贤人显学之士来为自己讲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前代帝王之治与朝代兴替，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之道，讲三纲五常之理。他学习中国先王的贤明圣迹，听取汉高祖平定天下的故事和史迹，更十分仰慕唐太宗盛世治国的才能，憧憬在自己的治下也有贞观时代万国来朝的盛景，为此，忽必烈经常提及自己也要象唐太宗一样有魏征这样的卓越人才来为自己效劳。对于宋太祖的帝迹史料，忽必烈也是每言必听，并说：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可见他对中国故帝了解的详尽程度。待忽必烈平定南宋迁都大都入主中原之后，他颁布的一道《归附安民诏》中，就特别提及：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话毁拆。由此可见忽必烈对这一异族臣服国家文化的爱护，同时也表明其将所继承的国家正体。这一点，表现出一个积极学习和尊重历史的态度，这一态度，比一些自隐不朝而不知一国之智力低下的汉人学士的态度要好得多。不仅如此，这位叫忽必烈的皇帝更是时常拿汉高祖和唐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