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而不知一国之智力低下的汉人学士的态度要好得多。不仅如此，这位叫忽必烈的皇帝更是时常拿汉高祖和唐太宗自比，问：汉祖唐宗孰与寡人？可见，忽必烈已经将自己在价值取向和治国标准上直接纳入到了中国的帝制正统。
就当时历史看来，还有许多今天的学者倾向于将元朝之中国理解为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事实的一部分。蒙古帝国的确将自己的疆域并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的中国（更何况当时之中国只剩下偏安江南一偶的南宋遗朝），而是将目光展开得更大。然而，学者们大多忽略了忽必烈帝对这一臣服国（中国）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国家治理模式的采纳直至充分融合，而他自己，更是在这一融合过程中以身示范。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十分近似于我们今天所研究并争论的全球化：一个21世纪的国家是以全球化为人类的共同理想目标而达成与各国的多元融合呢？还是借全球化而强调单方面之一国己利？站在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立基点上，这样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距元朝六百年前的唐朝贞观之治，引得世界往来不绝，造就出中国之于世界的远播声名，那么到了元朝，尽管只有区区百年，却在一位襟怀巨大的忽必烈帝手中，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开大阖的经国之策而震动了世界，并将中国文化的种子撒去了更为广大的区域。当历史再过了六百年时，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进入中国时，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他们所用的，竟会是自己祖宗的发明，他们所广泛尊崇的教义，也是由中国的印刷术而获得普及，而他们的向往，则是因为马可。波罗在牢房里口述写就的那本《东方见闻录》！
到了这个时候，我想，中国历史中的传统中国与多元融合的中国、东方中国和西方世界，是有必要来一次历史的整体交汇了，而没有必要将这场历史与历史、国家与国家、民族和民族见面并相融学习的时间推迟到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如此，我们便可以客观地看到并思索到更多，同时亦反省中国在其自身发展与融合的历史中究竟有多少次丧失掉了改变自我历史的机会。而距今天八百年前的忽必烈帝，他的眼界和探索，又如何没能被更多的国人继承下来？无论是蒙古人抑或是汉人，今天，这些民族都已是中国一家了，而在未来不久之后，这个世界的人类，更将融合为一个理想的共同体。
这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国与世界，无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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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见证元朝的开放（1）
为什么要从马可。波罗这个13世纪的意大利人这里再来谈谈元朝呢？
我以为，中国之大，泱泱之国，很多年以来显得什么都不缺，而唯独缺一个非大众的独特角度，以致于使中国在很多的方面显得同质度奇高，也很少听到标新立异的历史。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或许有另外的一个样子。在十三世纪，与忽必烈同时代的这位意大利的年轻人（马可。波罗比忽比烈帝正好小四十岁）眼中看到的中国，就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和视界。甚至，比起500年后（1793年）中国满清的另外一位著名的外族皇帝乾隆对待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的态度来，这两位马姓的老外在中国的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马嘎尔尼在中国只呆了1个多月，从北京到热河，这位英格兰乔治三世国王的特使始终都未能获得乾隆皇帝的正式接见，而他带来的所有英中通商请求均遭拒绝（稍后我会列明一些这位英国子爵代表英格兰所提的一些条件）。而马可。波罗在中国则呆了十七年，到十三世纪末才回归意大利，而且马可。波罗甚受忽必烈帝的喜爱和信任，被委派为中国扬州的官司吏，并多次作为忽必烈的信使出使中国各地甚至元朝帝国更广大的疆域。
与中国历史中曾经过万国来朝的唐朝盛世相比，忽必烈帝时期的元朝帝国在其国家开放的态度上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刚刚从农民工夜校下课回到办公室。就在二个多小时前，我还特别检查了同学们温习和预习功课的情况，结果并不理想。于是我便告诫大家，每一天如果都能给自己确定一个小小的进步阶梯，那么，即使是每天长高一毫米，十年就会成为一个巨人。我提醒他们，关健在于励志，一个人没有志愿，也就不会有迎接明天的心胸，也就不可能有创业了。夜校不是来过日子的，是来学习励志的，是要有改变的。我看着那些同学们，都听懂了。然而事实上我也知道，改变两个字，在中国人身上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改变，就需要进取心，或者反过来说，有进取心者，必有行动上的改变也。而中国元朝的帝国，其进取心是勿庸置疑的，从氏族到国家的快速升级发展中，蒙古民族获得了一次巨大的动力，这股动力由一个史诗般的英雄成吉思汗谱写了恢宏的乐章，而忽必烈则紧随着将这一旋律植入到了中华的传统中，并将她特有的慢板和低吟转变成为了激昂弘大的交响。这场交响之中，中国的国运发生了巨大变迁（请注意这一变迁中的主动方和被动方）。与南宋大批藏进深山和小镇的遗老遗少隐士们的浅吟低咏不同，忽必烈可能更喜欢草原上狂奔的战马和千军万马的战歌，也因为如此，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中国的士大夫们完全不同。这一点，喜好探险和猎奇的马可。波罗恰好对上了忽必烈的脾味。而希望的，今天的中国人也能够传承到这样一些激昂的基因，从而获得自身命运的主动改变。
我刚刚也谈到了继马可。波罗之后五百年的那位英国特使，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些他当时欲与中国通商的一些要求资料，为各位罗列如下，我们可以也看看，1793年时（快到19世纪了），英人究竟想和中国做些什么：
1、允许英人派人进驻京城，照看本国商务；2、允许英人在京开设货行买卖；3、允许英人商船到中国宁波、天津、舟山一带自由通商；4、拨舟山附近小岛一处地方，让英人停歇与存放货物；5、于广州附近拨一处地方，让英人居住和自便出入；6、允许英人在广州、澳门间往来运货时设特惠区，免税或减税；7、允许英人在中国自由传教。
以上这些通商要求，是被中国清廷政府所正式拒绝的最早的一次历史事件。即便是在今天的一些中国历史书籍资料中，这些要求大多都被冠之为“侵略”之名。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中国历史书籍中也只是稍稍提及，然而，我却对此有另外的看法：即这一事件所隐藏的巨大历史价值以及其潜在的东西方近代对话的某种启发模式。假使1793年的当时，乾隆皇帝也觉得世界的彼岸或许会给这片东方土地上的子民以及他的天朝帝国带来些什么（甚至只要这个念头在乾隆皇帝脑海中那么一闪），那么，或许中国的近代史很可能被完全改写了。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时，让全中国的许多精英为之振奋，而此时，全球自由贸易已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行了二百年，它仅仅只是没有将中国和一些落后国家纳入进去而已。
马可。波罗：见证元朝的开放（2）
然而乾隆脑海里所想以及闪过的念头恰恰不是我在今天所期待的，而是相反。历史的念头，一旦闪过，便成了历史的样子。
乾隆皇帝在让马嘎尔尼子爵以及一干英国才俊和精英们在漆黑的黎明前随着一大批朝臣和各国来使们在一片山呼万岁之中远远地看到他的尊驾之后，只是就着英人送来的礼物向乔治三世回致一封答谢函。这封信函里有如下的话：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用今天的中国白话文来说，其意大概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国家远在茫茫大海之中与世隔绝很久了，一心向往被我们教化，所以特别派来使者晋见（我）还送来那么多的礼品，你们国家这样的谦恭态度我是很赞许的。（不过）我大清天朝物产丰饶应有尽有，不需要与野蛮之族通商交易。
这样的回函，可见到中国当时的自信心有多么之强，而英国人看明白时的反应将会如何，其不到半个世纪之后所发生的中国历史便一一说明了…这便是一念之中形成的历史了。
1274年的夏天，马可。波罗第一次随父亲和叔父沿着由元朝帝国扩疆的丝路来到东方中国时，正好20岁，他们一行到达了上都和林（今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觐见了忽必烈帝。而这个青年从威尼斯启程出发时，才十六岁。这个时候，正是忽必烈用兵灭南宋之际。1273年，忽必烈借南宋弄权宰相贾似道扣押其使者而不践约岁币之献之由，突破长江之界，率先攻破襄阳和樊城，打开了长江门户。1275年，忽必烈命丞相伯颜统军顺江而下，于次年击破南京城防，1276年元军再下杭州，1279年，南宋灭亡，忽必烈统一中国，这个东方历史兴替的过程，马可。波罗亲眼目睹到了。
对于中国这一时期的事件，我们已经着墨不少。而此际马可。波罗所属的欧洲，我们也不妨再看看。在历史上，这时的欧洲仍处于中世纪时代，用庇特。N。斯特恩斯在《全球文明史》中的话说就是：中世纪或许可以代表着自辉煌的古典希腊、罗马与15世纪重新恢复强盛的文明之间的那一段令人痛苦而落后的岁月。也是欧洲一个不幸的间歇期，其间被贫穷和迷信所统治。
事实上，欧洲在其历史中也同样有着蒙昧的漫长时期。在当时看来，整个欧洲除了对经院哲学和古典文献的誊写和十字军的宗教狂热之外，并没有任何进步，这一点如同18世纪之后的中国，因为方向的迷失和国家智力的低下而龟缩于自己昔日曾经光辉的历史躯壳中。
在欧洲，继古希腊时期的巨大文化思想以及古罗马的帝国辉煌之后，人们并没有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