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讲不通。崇洋与排外，都是不对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可能都与中国儒家思想有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思想可能有所作为。
8《比较文学之我见》
这篇短文谈的是我对所谓“比较文学危机”的看法。比较文学确有“危机”，外国的我不讲，只讲中国的。原因我认为是有人把比较文学看得太容易。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我在这里引了六七十年前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真是一针见血之言。
9《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四十七言”问题》
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校注》问世以后，颇得国内外专家们的好评。但是注中仍有错误，原文“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关于“四十七言”的注就是一个例子。注者把梵文现有的四十七个字母——元音十四个，辅音三十三个——写在注中，数目相符，焉得有讹？外国注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不自觉。但是，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经我后来的探讨，“四十七言”应该是：
元音12个：
a ⅲ ī u ū e ai o au am ？ ah ？
辅音35个：
喉音 k kh g gh n
颚音 c ch j jh
舌（顶）音 t ？ t ？ha d ？ d ？ha n ？
齿音 t th d dh n
唇音 p ph b bh m
遍口音（超声）10个：
y r l v s＇ s ？ s h llam ？ ks ？a
详情请参阅原文。
10《〈菩萨与金刚〉——泰戈尔散文之我见》
我认为，中国加入世界文学行列，自五四运动前夕鲁迅的《狂人日记》始。从那以后，介绍外国文学之风大煽。最初介绍最多的莫过于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既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融哲理于文学创作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虽然生长在一个富于幻想的民族中，他的文学创作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但是他终其一生并没有把自己关在一个象牙之塔中，而是关心国内外大事，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11《对于X与Y这种比较模式的几点意见》
既然是谈比较文学，当然要比较，这是天经地义，未可厚非。但是，有的人比较得太滥，几乎达到了“无限可比性”的程度。这种“拉郎配”式的比较，多半肤浅，比了等于没有比，这无助于比较文学的发展，只能形成比较文学的“危机”。要作比较研究，必须更加刻苦钻研，更加深入到中西文学的深层，剖析入微，触类旁通，才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曾多次劝告年轻的比较文学者们，要把比较文学看得难一点，更难一点，越看得难，收获就越大。
回到祖国（67）
12《祝贺〈学林〉创刊400期》
《学林》是上海《文汇报》的一个副刊。我长期是《文汇报》的忠实的读者，《学林》我当然是经常读的。一九九一年一月六日，《学林》第四百期出刊，上面有许多学者的祝词，我的祝词也滥竽其中。但这篇短文是一九九零年写的，所以列入此年。文中表达了我对一种报纸特点表现在何处的意见。我认为是表现在地方新闻和副刊上，因为政治和经济新闻，每张报纸都必须刊登的，无从见其特点。我觉得，《学林》的风格清新庄重。
13《从中国文化特点谈王国维之死》
关于王国维自沉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他自己说是“义无再辱”，陈寅恪先生则说与文化衰落有关。我多年不能理解寅恪先生这个观点。后来我读了许多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特点的论著，他们大都认为中国文化重点在讲人，是人文主义精神。我恍然若有所得。陈先生说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三纲六纪，君臣关系是三纲之一，这样一来，王先生自沉的原因就很容易同中国文化挂上钩了。
14《〈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汉译本序》（《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林悟殊编译）
在这一篇“序言”中，我首先表明了我对中德这两位同行学者（原作者及编译者）间合作的欣慰。接着我就说明了我的一些想法。首先是我认为：没有文化交流，人类文化就不会有进步，而宗教传播，也是文化交流中的重要部分。中国历史上几个大的外国宗教的传入，都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其次我想到：中亚及中国新疆是人类历史上几大文明体系和几大宗教大规模地汇流的唯一的一个地方。但是探讨这个问题并不容易，除了考古田野工作外，还要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后者只有中国可以提供，因此，必须有中西合作，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15《一点希望》——庆祝《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十周年
世界上古今文艺理论能自成体系者共有四家：中国、印度、古希腊、近代欧美。四者间有同有异，而同大于异，其间颇多相通之处。时至今日，我们要想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提高研究水平，必须兼通四者。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深入探讨，而水平即在其中矣。
（这是我几年前的看法。到了今年，一九九七年，我的看法有了改变，后面再谈。）
16《〈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序》（《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李明伟等著）
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虽然我们古代史籍中对这个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记述特详，却是起步较晚的，晚于欧、美、日的一些学者。最近几十年来，我们急起直追。这一部《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就是成果之一。
17《〈东方趣事佳话集〉序》（《东方趣事佳话集》薛克翘主编）
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但是，学习西方，也必须看东方。看东方，至少有两种看法，一个是在学术上深入探讨，这可以说是阳春白雪。但是，光有阳春白雪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下里巴人。把东方的趣事佳话搜集起来，编纂成书，供广大读者阅读，从中学习一些有用的东西。这二者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18《〈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序》（《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周南京主编）
我在这篇序中谈到，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专就中国同外国而论，华侨和华人又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中国华侨史是一部触目惊心的伤心史。在旧社会，我们国内灾患频仍，民不聊生，中国劳动人民，特别是闽、粤等沿海省份的劳苦大众，被迫背乡离井，漂洋过海，到达美洲诸国、南洋群岛诸国，以及欧、亚、非一些国家，为西方的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流汗流血，有的甚至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这就是华侨的来源。但同时他们也把中华文化传向四方。到了今天，祖国强大了，华侨的地位在当地也相应地改变了。这就是华侨最爱国的原因。
回到祖国（68）
19《论〈儿郎伟〉》（《庆祝饶宗颐教授七十五岁论文集》）
“儿郎伟”，敦煌卷子中有一些以此为名的歌辞，唐代和宋代一些作家作品中也有这种歌辞。这三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中外研究者意见有点差异，但是倾向有意义者多，换句话说，认为“儿郎”就是“年轻人”。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儿郎”只是音，而没有意义。我找了很多例子，处于“儿郎伟”地位的三个和声字，第二个字，同“郎”字一样都是来母字。
20《〈吐鲁番研究专辑〉序》
“吐鲁番学”是指研究新疆地区甚至新疆以外一些地区的文化的学问，冠之以“吐鲁番”，只能算是一个代表。陈寅恪先生说，“敦煌学”是中国一部“伤心史”。“吐鲁番学”也一样。意思是说，这一门学问最初中国学者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外国学者则喧宾夺主，此所谓“伤心”也。但是，最近十几年以来，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研究范围内，中国的老、中、青三代学者都茁壮成长起来了，过去不能做的工作，现在能做了。汉、维两族都有了自己的“吐鲁番学”的学者，我们真可以扬眉吐气了。这个势头真如旭日东升，方兴未艾。
21《〈印度古代文学史〉前言》（《印度古代文学史》季羡林主编）
“前言”中发了一点牢骚，说一股欧洲中心论的邪气弥漫中国社会，外国文学界亦然。有的人总瞧不起东方文学，包括印度文学在内。这种推崇西洋的歪风，至今未息。
22《二十一世纪：东西文化的转折点》
一个世纪末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世纪末却确有这个意味。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主张，每一个文明（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灭亡的过程，哪一个文明也不能永垂不朽。专就东、西文化而论，我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西方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我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现在这个世纪末可能就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
23《〈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自序》（《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季羡林著）
这一项实际上包括两篇“自序”。第二篇写于一九八六年，是给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写的，它本来准备出版这一部书，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把稿子压了几年，书终于没出成。北京大学出版社慨然毅然接受了出版的工作。第一篇“自序”就是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写的。这一部书终于出来了。
在第二篇“自序”里，我讲了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赞成影响研究，而不欣赏平行研究。因为前者摸得着看得见，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