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卡车，有时步行，有时骑骆驼，历尽千辛万苦，整整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才到了内蒙古。
1982年9月15日下午，为纪念冯玉祥将军百年诞辰，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冯玉祥将军亲属时回顾他1926年从莫斯科回国一事时说：“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二十多个人，刘伯坚同志也是那个时候来到了西北军，做政治部长。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记得1926年跟李（德全）大姐的弟弟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待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回到内蒙古后，焕章先生五原誓师，李大钊同志还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
1992年4月2日，笔者访问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同志时，她说从苏联与邓小平同志一起回国的就是她的二舅李连海（即李木春）。
李连海不仅留学苏联，还到日本留过学。他于1927年到日本，进东亚补习学校学习。1928年4月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野战重炮第一联队学习。在日本期间，李连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实现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贡献一切。1929年夏，经李光亚、杨若增介绍，他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当时处于秘密工作条件下，中共留日支部只是告诉他说其入党申请书已获批准，没有任何文字资料，亦没有履行入党手续。这种情况当时亦非他一人。可惜，中共旅日支部后来遭到破坏，李若增、杨光亚被捕，这样李连海就失去了组织联系。在后来长期工作中，尽管他自觉地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但却是个党外进步爱国人士。
1930年李连海从日本回国，先在山西汾阳西北军干部学校任军事教官。1933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大队长，1940年任西北军整编二十四师一旅旅长。后来到刘汝明部任高级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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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通款曲（6）
刘汝明和刘汝珍对李木春在日本参加过中共地下组织这段历史并不知情。在“二刘”心目中，李木春既是冯玉祥将军的至亲，又留苏、留日，科班出身，军事上很有才能，所以一直刮目相看，待为上宾。
从1940年到1945年，在抗日战争的困难岁月，刘汝明部驻防于河南泌阳、确山、信阳一带。李木春在刘汝明手下当了整整五年高级参议，官至少将，为刘部抗击日军出了不少好点子。抗战胜利后刘汝明部改为第四绥靖区，刘仍任用李木春为高参，常与之议论军政大事，推心置腹，可谓信任有加，言听计从。
然而，人各有志。高官厚禄，万贯家财，豪华的生活，都拴不住李木春向往共产党的那颗金子般闪亮的心。1947年河南许昌解放时，李木春未随刘汝明部撤走，而是留下来参加人民解放军，并将私人开设的天平医院也献给了党和人民。从此，刘汝明和李木春分道扬镳，“各为其主”了。
眼下，昔日的部下成了赫赫有名的陈毅司令员的特派代表，前来对原先的老上级刘汝明进行“招降”。这种地位上的变化，使刘汝明强烈的自尊心受到重重的一击，心中涌起了一种莫名的屈辱感。但他转念一想，现在人家是胜利之师，还是面对现实，听听对方的高见，谈谈条件吧！
李木春是蒙古族人，魁梧的身躯，洪亮的嗓门，豪爽的性格，一如既往。“人生结交在终始，莫为升沉中途分。”他对朋友重义气，讲情谊，并不因倒霉或走运而另眼看人。他见了刘汝明后，仍和过去一样尊为老长官，开口闭口“司令官”，丝毫没有以胜利者代表出现的傲气，这使刘汝明从心理上得到了平衡，解除了敌对和戒备。
李木春仍像以往当幕僚时那样，推心置腹地说：“司令官，你南北征战几十年，军事上是行家，用不着我多说，你难道不知道，从纯军事角度看，蒋介石这盘棋已经输定了吗？”
这一问，问得刘汝明哑口无言，嘴上不说，心里默认。
李木春看到刘汝明的表情，已经猜到了刘汝明内心的想法，于是乘胜进击，又问道：“司令官，二十年前中原大战失败后，冯先生下野，西北军解体，不少西北军将领转到蒋介石麾下。从那以后，西北军受了多少气，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呀！宋哲元是怎么忧愤成疾、郁郁而死的？吉鸿昌、韩复榘是怎么被枪决的？方振武是怎么被暗杀的？……。他们不都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的牺牲品、殉葬品、替罪羊吗？还有张自忠，与日寇血战后壮烈殉国，要不是蒋介石老是叫西北军打头阵，不给我们补充枪械，补充弹药，补充人员，以致部队越打越少，无兵可调，他会死得这么惨吗？临上阵前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留下遗嘱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说明张自忠是以死来抗议，来谴责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凡此种种，司令官都是知情的，可是你深思过没有？……”
宋哲元、吉鸿昌、韩复榘、方振武、张自忠等人，都是西北军的著名将领，是刘汝明的老同仁，长期共事，交往颇厚。他们的悲惨遭遇，都使刘汝明产生过“兔死狐悲”的感叹。今天经李木春一点拨，这种感觉又变得强烈了。
李木春端详着刘汝明表情的细微变化，觉得自己的“攻心战”效果明显，于是又进一步来了个“火力追击”，继续说：“司令官，你跟蒋介石二十年，蒋对你信任过吗？对你真正放心吗？恐怕不是吧！第八兵团副参谋长李诚一是何等样人？情报处长陶纪元是何等样人？政工处长李春波是何等样人？还有六十八军政工处长张铁石又是何等样人？你心中难道不一清二楚吗？蒋介石、戴笠、郑介民、毛人凤等派这些军统特务来暗中监视你，说明他们对你百般防备。你这个兵团司令，倒不如戴笠、郑介民、毛人凤等人手下的一条狗！”
李木春越说越气愤，提高了嗓门，步步进逼，说：“司令官，论年龄你比李延年大九岁；论职务，你当过察哈尔省主席，是封疆大吏，他李延年算什么？资历你比他深，你当兵的时候他兴许还穿开裆裤哩！可是，凭什么蚌埠指挥所主任和警备司令的职务不让你当，老蒋却交给了李延年？他手下的人甚至狂叫：‘中央军的人绝不让杂牌军指挥！’蚌埠的税收都被李延年囊括了去，这口气你咽得下去吗？”
暗通款曲（7）
一连串的“重磅炮弹”，打得刘汝明内心流血，脸上通红，情绪异常激动。他说：“是啊，老蒋指挥我刘某这么多年，我无役不从，真想不到他始终对我不放心，一贯当杂牌对待，排斥，歧视，打击，无所不用其极，真叫人寒心！”他站起身来，焦躁地在室内来回走动，陷入了沉思。
李木春见火候已到，趁热打铁，劝道：“司令官，时机紧逼，你应该像高建侯（树勋）吴绍周（化文）那样在战场起义，为人民立功。除了这条阳关大道，其他都是独木桥，死胡同，走不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错过了机会，就会抱憾终身呀！”
刘汝明没有立即答话，又低头沉思起来。
李木春是个快人，喜欢干脆，见刘汝明磨磨蹭蹭的，不免心急，催促说：“司令官，别再犹豫了，快下决断吧！”
刘汝明抬起头来，一脸苦相，说：“老弟呀，我的老母、家眷都在南京、上海，你叫我咋办？再说，我的部队从浦口到蚌埠，一字长蛇阵，这里摆一个连，那里摆一个营，周围还有蒋的嫡系部队监视，要收拢到一块儿举事，也需要时间。李诚一那帮人，鼻子灵得像猎狗，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闻出气味来，所以起义准备工作要做得非常秘密，非常小心。要不然，‘鸡飞蛋打’，两头落空，我刘汝明全家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老弟，你要知道，蒋介石打不了共产党，打我刘汝明可是绰绰有余的呀！”
刘汝明一席话，说的也是实情，倒使李木春犯了难，心想：他既然原则上表示愿意起义，眼下这一大堆实际问题也是够挠头的，要解决需要时间，需要计谋，也非一日之功。接着，李木春仍像过去给刘汝明当高参时那样，就一系列起义准备中的具体问题，和刘进行了密商。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刘汝明积极准备，相机行事，起义前不替蒋介石卖命，消极应战，保存实力。
李木春回到解放区后，向华东局常委、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详细汇报了此行的经过。舒同夸奖李木春策反有功，并奖给钢笔一支。小小钢笔价值几何？可是战争年代，这已是很高的奖赏了。
刘汝明消极避战，用“打假仗”的办法蒙骗蒋介石，华东军区敌工部部长刘贯一高兴地说：“应该给刘汝明记上一功！”
正如李木春所言，刘汝明的部队中有不少或明或暗的军统特务，他们对这支西北系部队进行暗中监视，并伺机收买、分化，力图使这支“杂牌”部队“中央化”，成为蒋介石打内战的忠实鹰犬。10月19日夜间，六十八军中将军长刘汝珍突然前往徐州。他临行前指定部队由参谋长杜大中掌握。一向注视着刘汝珍行动的政工处长张铁石，有着军统特务特有的嗅觉。他感到刘汝珍行动诡秘，必定另有所谋，于是提出随刘前往徐州。刘汝珍不答应，张铁石坚决请求，刘还是不允，这使张更加心中生疑。后来张铁石经过暗中侦查，得知刘此行是秉承其大哥刘汝明的旨意，到徐州与西北军老同仁、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暗中达成“默契”，在即将开始的大战中保存实力，不替蒋介石打头阵、当牺牲品。
张铁石是从兵团部副参谋长李诚一和第二处处长陶纪元（此两人系军统特务）口中得知刘汝明兄弟这一绝密行动的，他还得知李诚一已将此情况密报南京国防部，听说蒋介石为此大怒，就将刘汝明所部调离徐州，到蚌埠、临淮关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