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设法向妇女调笑几句，或乘机摸一下，也谓之“揩油”，这虽然不及对于金钱的名正言顺，但无大损于被揩者则一也。
表现得最分明的是电车上的卖票人。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付钱而不给票，客人本该索取的，然而很难索取，也很少见有人索取，因为他所揩的是洋商①的油，同是中国人，当然有帮忙的义务，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这时候，不但卖票人要报你憎恶的眼光，连同车的客人也往往不免显出以为你不识时务的脸色。
然而彼一时，此一时，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车，这时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仆了。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门丁，西崽之类闲谈起来，他们大抵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然而他们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
“揩油”的生活有福了。这手段将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于帝国主义的复仇。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所谓“高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模子。
但是，也如“吃白相饭”朋友那样，卖票人是还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收钱而不给票来了，他就默然认罚，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八月十四日。
（原刊1933年8月17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洋商旧时上海租界内有轨电车分别由英商与法商投资建造，公共租界内为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经营，法租界内由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经营。1908年开通时，双方电车不能逾出各自的租界，1913年后实行跨界运营。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看见了讲到“孔乙己”①，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
现在自然是各式各样的教科书，但在村塾里也还有《三字经》和《百家姓》②。清朝末年，有些人读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神童诗》③，夸着“读书人”的光荣；有些人读的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的《幼学琼林》④，教着做古文的滥调。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听说，唐末宋初用过《太公家教》⑤，久已失传，后来才从敦煌石窟中发现，而在汉朝，是读《急就篇》⑥之类的。
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⑦。
《自由谈》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为对于这工作，是很有胜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于此者乎？现在提出这问题，盖亦知易行难，遂只得空口说白话，而望垦辟于健者也。
八月十四日。
（原刊1933年8月18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孔乙己”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人物。1933年8月14日《申报·自由谈》发表陈子展的文章《再谈孔乙己》，其中对旧时儿童描红册上“上大人，丘（孔）乙己，代三千，七十士”等语作了考证和诠释。
②《三字经》和《百家姓》旧时书塾给幼童用的开蒙课本。前者据传南宋王应麟撰，后者不著撰人，一般认为是宋人所作。
③《神童诗》相传北宋汪洙作，旧时儿童蒙学读本。
④《幼学琼林》清代程允升撰。原名《幼学须知》，后经邹圣脉增补，改名《幼学琼林》。该书杂集自然、社会、历史、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典故，编为骈语，可为儿童诵记。
⑤《太公家教》撰者不详，旧时蒙学读本。此书唐宋时颇流行，后失传。清光绪末年在敦煌石窟中发现抄本，由罗振玉编入影印的《鸣沙石室古佚书》。
⑥《急就篇》一名《急就章》，西汉史游撰。该书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为七字句，以教儿童识字。因首句有“急就”二字，故名《急就篇》。
⑦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唐代韩愈《与孟尚书书》：“愈尝推尊孟氏（按：指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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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翻译辩护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①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别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
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②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③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④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八月十四日。
（原刊1933年8月20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硬译”、“乱译”、令人看得“不知所云”等，是当时报纸上对一些翻译现象的批评。如《申报·自由谈》1933年7月31日刊登林翼之《“翻译”与“编述”》，8月13日又发表大圣《关于翻译的话》，都对当时出版的“大部分”译文表示不满。
②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著有《物种起源》（一译《物种由来》）等。
③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改名和，字君武，广西桂林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参加同盟会，1906年参与创办中国公学。辛亥革命后曾任国会参议员，1921年任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1925年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后任广西大学等校校长。著有《马君武诗文集》等。他翻译的《物种起源》，中华书局1920年出版，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
④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著有《自然通史与天体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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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和撞
从前梁实秋教授曾经说过：穷人总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不但穷人，奴隶也是要爬的，有了爬得上的机会，连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①
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种地，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俭，背着苦恼的命运，和自然奋斗着，拚命的爬，爬，爬。可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却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会渐渐的侵蚀善良的人心，至少，也会发生跪着的革命。于是爬之外，又发明了撞。
这是明知道你太辛苦了，想从地上站起来，所以在你的背后猛然的叫一声：撞罢。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