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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至花时，爱花之人出户远足，“襆被遨游”，迷途忘返。且不说上文“观梅”，早在唐宋时洛阳人观赏牡丹，已是如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舒元舆《牡丹赋·序》）“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幄帘，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风俗记第三》）若是居住在毗邻山野、名花盛开之处，必定吟赏不休。北宋文豪苏东坡谪黄州时，便是如此：“居于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而独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东坡为作长篇。平生喜为人写，人间刻石者自有五六本，云：“吾平生最得意诗也。”（《古今诗话》）爱花人若是见到邻家园中的花，必叩门求入或设法亲近。据载北宋名士韩持国刚毅果敢，风节凛然，而情致风流，卓然不群。“许昌崔象之侍郎旧第今为杜君章家所有；厅后小亭仅丈余；有海棠两株。持国每花开辄载酒日饮其下；竟谢而去；岁以为常。”（《石林诗话》）北宋词人秦观在黄州，“有老书生家海棠丛开，少游醉，卧宿于此。明日，题其柱曰：‘唤起一声人悄；衾冷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冷斋夜话》）爱花人若是家中自有小圃，那么亲手种植，培土灌溉，修剪养护，徘徊品鉴，便会到了目不能舍，手不能释的地步。宋代养兰名家王贵学便是如此。他深谙兰性，“炎烈荫之，凝寒晒之。蚯蚓蟠根，以小便去之。枯蝇点叶，以油汤拭之。摘莠草，去蛛丝。一月之内，凡数十周伺其侧”。（《王氏兰谱》）他不仅植兰，更在于识兰，他说“兰，君子也。餐霞饮露，孤竹之清标；劲柯端茎，汾阳之清节；清香淑质，灵均之洁操。韵而幽，妍而淡，曾不与西施，何郎等伍，以天地和气委之也。”（见《王氏兰谱》）
怡情山水花木之间，正是人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一个体现。古代圣人孔子早就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人们游历于林泉美景，可谓兼得仁、智二者之乐了。人们爱花，爱得如醉如狂，传诵着许多佳话。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也是第一位对花草大书特书并对花草怀有深挚感情的诗人。古人奉他为兰花花神，因为他在《离骚》、《九歌》中多次赞美它，此外，大量的香花香草交织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除了兰，他提到的花草实在不少，如辟芷、木兰、秋菊、菌桂、申椒、留夷、揭车、杜衡、薜荔、胡绳、芰荷、芙蓉、菉葹、萲茅、筳篿、麋芜、女萝、石兰等等，这些花草即使今天的植物学家也未能完全辨识清楚，注释者往往套上一个“香草名”，便算“达诂”了。这许多花草之名像是信手拈来，却皆成意象，很好地抒发了他炽热的感情，寄托了他高远的心志。他的作品因此充满了五彩缤纷的画面和动人的浪漫主义气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为爱名花抵死狂……宋·陆游（2）
陶渊明爱菊是出了名的。他弃官归隐后亲手种菊，宅旁篱边，随手采摘，可以顷刻盈把。九月九日重阳节的时候，他必坐在宅边菊丛中，以采菊赏菊来度佳节。他首开品菊之风，留下许多咏菊之作。“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千古传诵。后来“东篱”成了陶渊明和秋菊的代名词，陶渊明也就成了热爱菊花的代表。
南朝齐梁人何逊，在扬州作有《咏早梅》诗，托花寓情，含意深远，受到后来许多大诗人的激赏，如杜甫说：“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何逊后被人们奉为梅花花神。唐开元中，明皇妃子（据周密《癸辛杂识》考证：“粒者，鬣也。”五粒松即五鬣松，今称五针松）最爱梅花，宫中居处的亭槛边，植有数株梅，明皇亲自题匾曰：“梅亭”。梅开时，她整日在花下吟咏，直到夜半还顾恋不肯离去，明皇见状戏呼她为“梅妃”。（见插图6）杭州孤山梅林在唐朝已久负盛名，罗隐《梅花》诗：“吴王醉处十余里，照野拂衣今正繁”，便是写照。入宋，梅花更是见重于世，爱梅成瘾的北宋高士林逋隐居孤山后，日日与梅林相伴，可谓乐得其所。他因此能深切体味出梅花的韵致，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句来。
宋代文豪苏东坡，爱花也爱得大不寻常。他白日赏红海棠不够，夜里还徘徊不去，举烛观花，说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后来许多人观赏海棠时，都会想起东坡这段痴情，也顾不得去避什么效颦之讥了。如梅尧臣《海棠》诗曰：“朝看不足夜秉烛，何暇更寻桃与杏”，陆游诗曰：“贪看不辞夜秉烛，倚狂直欲擅春风”，吴芾诗曰：“何日故园修旧约，剩烧银烛照红妆”等等。
明清以来，爱花之人愈加众多：明万历进士王象晋，喜植花草树木，暇时将自己的栽培经验手记下来，历经十多个寒暑，写成《群芳谱》一书，广为流传。明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自称“负花癖”，每当种花时节，顶风冒雨，辛勤耕耘，连栉发沐浴都忘记了。明清之际的金乳生种植草木百余本，除虫施肥，“事必亲历，虽冰龟其手，日焦其额，不顾也”。（《陶庵梦忆》卷一《金乳生草花》）清初文学家归庄有牡丹癖，曾“自崑山而太仓、而嘉定、而南翔，看牡丹三十五家”，又“久闻洞庭山牡丹多名种，遂不远百六十里，涉太湖之波涛，二日而到山”，“结伴寻花，或舆或杖，僻远之地无不至；有初至不得者，辄再三往，必得观而后已；……昼则坐卧花前，夜则沉形花下，如是数日”，“挂帆渡湖，至虎丘观花市而归，复遍历崑山城内外有花之所”，“浃辰之间，看花五十余家”。（《看牡丹诗自序》）杭州人陈淏子，喜读书，爱种花，著《花经》一书。尝云：“余素性嗜花，家园数亩，除书屋讲堂、月榭茶寮之外，遍地皆花竹药苗”，（《花镜》卷二）“世多笑余花癖”，自号“西湖花隐翁”。（《花经·序》）戏曲理论家、作家李渔爱花如命，说他四季具有特别钟爱之花，谓之“四命”：“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海棠为命，冬以腊梅为命。无此四花，是无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夺予一季之也。”（《闲情偶寄·种植部·水仙》卷一四）乾隆时人余鹏年，经常召集弟子中懂花草的人以及老园丁，一起到曹州各处花圃中去勘察、研究、仔细写下笔记，回家后，再核对前人的说法，终于写成《曹州牡丹谱》。撰有《牡丹谱》的嘉庆时人计楠亦自述“癖好牡丹二十余年”，他的圃中有来自亳州、曹州、洞庭、法华等地的牡丹，“求之颇广”，为了扩大品种，他同各地许多植艺大家保持着联系，一到“花时每以新种投赠，秋时分接”。同为嘉庆时的上海人杨钟宝，景仰濂溪先生（周敦颐）之说，爱荷至深，成《瓨荷谱》一卷，被人称为“诗狂花癖，与俗殊酸咸”。（《瓨荷谱》陆秀农序）仁和人景亭北“性喜菊，花时连畦被畷，烂如霞锦，自称菊公”。杭州人陈杞，其先人爱菊，至杞嗜尤深，“凡贮土、留种、分秋、登盆、理缉、扩养之法，无不精究。闻有贵种，必百计以求……至老不倦，以菊叟自号。”（《清稗类钞》）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新学会社出版了一部《春晖堂花卉图说》，作者许衍灼在自序中亦自称爱花成癖，园中自种很多花草，因有感于古来许多培花书籍多有失之偏颇，故特采撷名家养花技艺，汇编成书。
一、为爱名花抵死狂……宋·陆游（3）
对于异乎寻常的执著，人多以“迷”、“痴”来加以形容。爱花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便可称之为“花迷”、“花痴”了。上面所列诸君，皆可以用“迷”、“痴”冠之。古又有“癖”字，原义是腹有积聚而成块的病；后又引申为指形成习惯的嗜好。人称酷爱山水为烟霞癖，五代前蜀诗人贯休诗句有“难医林薮烟霞癖”，烟霞癖便是自谓。同样，爱花成瘾者，人便称他有花癖。以上诸君，都属于有花癖之人。然而此癖不但不会致命，还颇为可爱，甚至可敬。原因何在呢？
在中国古人看来，宇宙是一个洋溢着欣欣生意的机体，天地万物同人一样，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一个“情”字，被当成了宇宙间万物沟通、联结的线索和桥梁。天地中一切之一切，都内蕴着生命和情感，而正是由这生命和情感的维系，天地中一切之一切，才能构成一个休戚相关的和谐世界，而正是有了这“情”之种子，才使世界告别死气沉沉的混沌，萌发出开天辟地的生机。
人既为天地所生，自应秉赋天地之情意。天地陶成万物，人亦是天地所化育的，故天地对人是有情有义的；而人对天地万物亦应像对待父母兄弟一般，要有感戴和护爱之心，否则就是不仁不义，缺少善良心肠。
古人重情，尊情，视情为天地万物之至性。虽然儒学尤其是自宋以后的儒学提倡以“理”制“情”，佛家亦把“情”当作烦恼之根源而要求灭之，然而情在人们心中从未被彻底抹杀。特别是到了宋元理学影响势微的晚明时期，尊情之说有了最充分的表述。小说家冯梦龙在《情史》中说道，人之有情犹如草木须发芽一样，“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情史·情芽》）人之无情则形同僵尸，“虽曰生人，吾直谓之死矣”。（《情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