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尝到过一段孤儿生活的我，特别是受过了婚姻问题的挫折，深深感到家的重要。自从有了妻子杨朴桥，我才真正有了家，我才长成一个男子汉，我才得到人世间不可没有的一种独特的温馨。战争年月里，当着村干部，一天总是东跑西颠，不天黑不回家。一回家，院子里响起我的脚步声，等我归来的妻子立刻就点上油灯，光明迎我进了屋门。妻子把菜和饭摆在面前，温暖就拥抱了我。烧热的土坯炕，焐热的被子褥子，睡在里边，立刻会把紧张、疲劳、恐惧和不安，全然一扫而光。尽管那时烽火不断，不远的京榆公路随时会有枪炮声响起，我们这些干部随时要往北山里逃跑，甚至于死亡与毁灭的阴影就紧追在身后，但我总是下意识地认为独有王吉素这个靠山村最安全，王吉素的这个小院子最安全，这个小院子的热炕头最安全。因为这里有我的妻子我的家我的安乐窝。当烽火熄灭太平到来之日，我是多么舍不得离开我的妻子我的家我的安乐窝呀！“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是古人的训导。“人活着要有志气，要有正气，不然就等于白活一辈子”，这是母亲的遗嘱。这训导和遗嘱已然成了我生命航程不可更改的指南，为此我不得不离开妻子离开家离开我的安乐窝。人离开了，心里的缰绳还拴系在那个小山村的安乐窝里，稍稍牵动一下缰绳，我就会转头扑奔过来。就这样，我急急火火往家奔。
然而，我跨进二门一看，不由得愣住了。
妻子正坐在露天的屋檐下洗衣服，两只赛过男人的大手和粗粗的胳膊腕子被冷水激得通红，大把地抓着脏衣服，在搭着铁盆沿的搓板上一下一下地揉搓。她听见我的脚步声，抬起圆圆的红润的面孔看看，当认出来是我的时候，眉眼和嘴角浅浅地一笑。我走到她跟前，开口便问，你没有闹病呀？
妻子打个愣，纳闷地向我反问，谁这么没好心地背后咒我？我再追问，她变得支支吾吾，弄得我心里嘀嘀咕咕。
直到夜间躺在被窝里，妻子才吐出真情实话。她说，这一阵子，刘吉素那边好多人闹着打离婚，她老家毛庄子那边也有人闹，听说姑姑家小李庄那边闹得也挺凶。农村的，是女的跟男的离；在外边当解放军的、当干部的，都是男的跟乡下的媳妇离，有好几个孩子的也闹着离，闹得可凶、可厉害啦！闹得人心惶惶的……
我已经听出点眉目，就说，他们闹离婚跟咱们有啥关系呢？
妻子说：好多人到家里串门，跟我爸爸说，你早晚也跟他们学，也得闹离婚。
我问：你信不信这种话呢？她说：不信。你心软，不狠，办不了害人的事儿……
因为这些话是在熄了油灯之后的黑暗之中说的，我们都看不到彼此脸上的表情，但我听出妻子的语气坚定。得到妻子的信赖，我很自豪，激动地紧紧搂住她发誓似的说，你告诉你爸你妈尽管放心，我决不当那号缺德的人！
一股“离婚风”在农村骤然刮起，而且越刮越烈，我早就有所耳闻，只是一直采取不过问的态度。一则由于我太忙，终日忙着学文化、练写作和应付日常杂务，实在没时间顾及那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二则因为我对那股风里裹挟着的一种邪气看不惯！
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捞到了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浑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钻新婚姻法的空子，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一时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2）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新婚姻法实施后，在县直机关带头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的老伴儿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年轻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轰动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这样的“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纷纷比赛似的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对这种事我看不惯，对这种人我看不起！
不料想，有一天，我刚走进县委大院，就被传达室老王叫住，他悄悄告诉我，彭同志（指县委书记）说，梁浩然年轻轻的思想这么封建落后，还不赶快离婚！
听了这话，我一下子呆住了，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一向争强好胜，脸皮薄，又爱面子，被县委书记说成半封建，可非同小可呀！正这样想着，迈进办公室的门口，我第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桌子一旁的妻子。怎么偏赶这时候来呢！我心里很不高兴。吃罢饭，我走到她跟前，低声对她说，往西去的汽车还有最后一班，你坐上回去吧。过些日子，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了，我一定回家去住几天。
妻子对我这个决定很意外，睁大两只迷惑不解的眼睛望着我，好一阵才开口，用商量的语气对我说，天都这么晚了，明儿个再走不行吗？
我狠狠心对她含糊其辞地说，这机关里边挺复杂、挺乱糟，哪有回家住着塌实？走吧，汽车很快就开了，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妻子再不说什么，立即站起身，从床上拿起那个还没有打开的红色小包袱，带头朝外走。
我明知妻子对这样离开县城心里不悦，会系上许多疑问的疙瘩，会怀上极度痛苦的怨恨。并且，她只能把这一切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绝不会说出来，用棍子撬开她的嘴巴，也不会让她吐出一个字，这就是妻子的性格。而此时的我，也不能再说什么，因为没有时间多说，就是有时间，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有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边，又像做贼那样，提心吊胆地走出可怕的县委大院。
我一直处于惊慌不安的状态，不敢多看汽车上的妻子，不停地左顾右盼，很怕碰到熟人。直到汽车开动了，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可是，一种混杂着内疚、怨恨和惆怅的情绪猛烈有力地袭上胸膛。
以后的几天，我一直担惊受怕。想写信跟妻子解释一下，又想到她不识字，即便请别人读给她听，复杂的感情她也不会明白。在县委又担心突然被县委书记叫去责问“为什么不离婚”。万般无奈，想到我惯用的处世手法：惹不起，躲得起！便要求参加下乡工作组。到乡下谁也不知我的底细，自然就没人关心我是否离婚，而且可以多回家看看。到了家，什么也无需对妻子解释，往一个被窝里一钻，什么误会、委屈、怨恨，全部烟消云散了！
5
到了1954年春天，我回到地委党校，写了小说习作《两千块新砖》和《探望》。这两篇写农村新生活的文章在《河北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以后，引起社会重视，我被破格选拔到《河北日报》当了新闻记者。
城里的灯火辉煌让我忽然感到单身在外的孤寂。
周末走在街上，脑子里一会儿映现着舞厅里一对对舞蹈的男女，一会儿又映出我那乡间小屋里的妻子。我也曾想如果周末不下乡采访，我要让妻子带儿子来通县，也过“礼拜六”，也坐坐小酒馆，也到那热闹的舞厅走一趟。可是又一想，她若来了，对这里一切都是陌生的，对一切都是不习惯的。大城市、大机关可不同于小小的县城，这里的干部也不同于团县委那几位同样是农村出身又常到农村去的同志，妻子到这里跟人家能搭上话吗？人家会不会耻笑她的土气？到了酒馆进了舞厅，她会不会用农村那一套庄稼人的方式对待朋友？说出使我难堪的话，甚至出现让我丢面子的动作？
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闷坐了一会儿，孤零零的连一句话都没有对象说，越发觉得空虚寂寞，不由得趴在桌子上给乡下的妻子写起信来：你应当学文化、求进步，社会在发展，形势在变化，照这样下去，你就跟不上时代了……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3）
很快，妻子的回信来了。我打开信的封口，抻出信瓤，展开一看，开头第一行字是“夫君见字如面”。
看了这字体、这语气，我立即弄明白，这封信是妻子求人代笔写来的。这样俗不可耐的称呼，使我脸上发烧，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赶忙把信一团，塞进裤子兜里。
回到宿舍，趁没有人在，才展开看。妻子信的大意是，她已经收到我的信了，她正在进步，每天晚上带孩子上民校，认识了好些字，还向刘吉素村的青年团支部提出入团申请，那边答应吸收她，等等。
我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人，很明白“带孩子上民校”是何等情景。那不是学校，是个孩子哭女人叫的“蛤蟆坑”！那不是学习文化，是凑热闹、应付差事！至于申请入团，十有###是我那位岳父，为了适应我的政治需要“越俎代庖”，替妻子在那边的青年团组织挂了个号而已。
妻子的这封信既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快乐，也没给我一点精神安慰。收到这样的信以后，我反而越发苦恼。从前，我以自己家里有个朴实、贤惠、安稳，能操劳过日子的妻子为荣；如今我的地位提高了，身份变了，开了眼界，有了比较，有了新的欲望和追求，因而一想到妻子那副落后、笨拙、土里土气的样子，就从心里生出一种无可名状的羞耻感。
唉，我那个乡下的妻子，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有文化、懂文明的女人？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脱产干部，像别的男人的妻子那样，跟我一块儿过过“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