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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声停息了一天一夜，证明大兵已经过去后，母亲带着姐姐回到家中。家里的情景非常凄惨！锅被砸了，碗被摔了，鸡被抓走了，粮食、被子全都没了踪影。
母亲不仅没有像邻家人那样大哭大嚎或大骂大吵，甚至没吭一声，便关上门板儿，一边用糠秕煮些粥吃，一边照管我那在奔波中得了病的姐姐。她一连几天不出门，怕听那些可怜的人们乞求可怜的话。
终于在1931年年尾，1932年就要来临的时刻，母亲怀着我，背着我两岁的姐姐，冒着刺骨的西北风，绕过可能驻有大兵的村落，以太阳计时间，不停地赶路。一路上，遇上车就搭车，没有车就步行，天一黑，就寻找安全可靠的小店投宿。经过三天半的辛苦奔波，她跨越了玉田、丰润的县界，终于到达开滦赵各庄煤矿。
她从包裹里掏出父亲寄到家的那封信的信封，举着让过路人给查看，打听父亲的地址。
经人指认，母亲找到了父亲的小屋。一进门，便撞上一个人影。他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真叫可怕呀！蓬乱的头发是长长的，瘦瘦的脸庞是苍白的，细细的脖颈是漆黑的，眼眶子显得特别深，嘴巴显得特别大。他上身穿着一件连乡村叫花子都不会要的破棉袄，又大又臃肿。那上面补丁摞着补丁，好些地方绽开了线，大窟窿小眼的，露出一嘟噜一嘟噜的黑棉花套子，垂吊着一条条一缕缕的布片子。而下身是一条夏天穿着才凉快的“灯笼裤”，裸着膝盖，也遮不住脚腕子。
分离的几个月里，母亲憋了一肚子怨气。奔波的一路之上，她准备了一大篇发泄的、能把人心刺痛的话语。然而，这一切一切，都被父亲的这身穿着，尤其是这一副衰落潦倒的凄惨相给赶跑了，跑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腹的怜悯和疼爱。
镇子外边的东南角上，有几个大粪场子，其中一个不知何故停工了。干活的撤走了，东西也搬走了，只是掏粪和晒粪人住的窝棚还没有拆掉，那里可以对付着住些日子。
于是，1932年3月25日，那个黑咕隆咚的半夜间，我在那个大粪场子的低矮而又破旧的窝棚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这以后，在摊晒着大粪汤、堆积着大粪干儿垛的包围中，在带着酸、辣的臭烘烘的空气里，我长到会说话，会走路，开始了我那充满着各种滋味儿的童年。
我记事儿晚，记性差，四五岁以前的事情，没有留下什么完整的印象，在脑海里几乎成了一片空白。即使保存下某些没有忘掉的东西，也只不过是一些碎片片。而每一碎片，都如同经过人工筛选和雕琢，舍弃了多余的部分，保留下最美好、最令我珍惜的极少极少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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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4）
睡觉、起床是最普通的事儿，每一天都要睡觉、起床，在那四五年里，有过一千多次的睡觉和起床。可是，我再也想不起，每一夜是怎么睡着觉的，却记着好多次从睡梦中醒来的情景。因为那情景在我说来最为美好，最值得珍惜和怀念。也因为老天爷吝啬，恩赐给一个人的那种美好情景，实实在在的太少太短暂了。
我愿意父亲带着我睡，父亲却极少能带着我睡。每逢天一擦黑，父亲就换上又黑又烂的窑衣，一手提着干粮袋，一手攥着搭在肩上的镐柄，要去上工。我不让他走，他就哄我，说等下班回来给我买糖梨。我又想吃糖梨，又不想让爸爸走，仍然抓着他的衣裳襟，或是攥住他的手指头不松开。
好像不小会儿的工夫，我被说话的声音惊醒。我已经变成“肉光蛋儿”，睡在暖暖的被窝里。说话的人就在身边，能够闻到他身上的汗味儿，能感到他的热气扑脸，却觉得那声音是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仿佛在东边那烟尘滚滚的大道上，驶过一辆大马车，车轮“轰隆、轰隆”地在车沟里转动，隐隐约约的，远了又近了，近了又远了……
我想睁开眼睛，眼皮特别沉重，要用很大的劲儿才能抬起来。眼睛终于睁开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是一块煤，悬挂在我的额头的上端！太可怕啦，煤块儿掉下来，会把我的脑瓜子砸开瓢的呀！
呀，不是煤块儿，原来是一张乌黑的脸。看，那上边有一双明净如水的眼睛，还有一嘴洁白似雪的牙齿。
我终于认出是父亲。我不怕了，伸出手，勾住他那冰凉的脖子，让他把我的半个身子给吊起来。
父亲先把我的小棉袄抻过去，揪着两个襟儿，在那喷吐着通红火苗的炉火上给我烤；摸着到了热而不烫的程度，便迅速给我披在肩上。随后，他再用手掏着翻开我的小棉裤，烤热了再给我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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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上发生事故是经常的事。所以，这样的夜晚对母亲来说是漫长的，她无法承受太多这样的日子，父亲也不愿长此下去。
于是，一天早晨，眼前那个臭烘烘的乌黑世界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一片黄澄澄。
黄澄澄的土地呀，我们这群年幼无知的农家孩子，多少次纵情地拥抱你、深情地亲吻你！直到今天，头发已经花白了的我，仍然无时无刻不想跟你这样地玩耍，这样地拥抱和亲吻！为了医治“思想”上和肉体上的毛病，我戒名、戒利、戒烟、戒酒，戒掉了许许多多遗传和养成的种种习惯。但是，谁也无法使我丢弃对土地的眷恋之情，包括我自己！当然啦，首都京城是美好可爱的，在那儿生活是舒适方便的——如我这样非高级市民，仍在那儿过着“现代化”的生活，我的户口就落在首都。但是，我依然时时怀念着黄澄澄的土地、黄澄澄的房屋、黄澄澄的田间小路，以及被风吹卷起的黄澄澄的烟尘！楼房里的沙发床再绵软，在我睡下的时候，总认为不如热炕头儿安稳；冷食店的大雪糕再凉爽再甘甜，我吃着的时候，总觉得不如在干渴时喝一瓢子“井拔凉水”解渴，从嗓子眼儿往下走得畅快……
总之，幼时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农村，渐渐养成终生不移的深爱，都是从喜欢黄澄澄的泥土开始的。
我和父亲下地去。父亲把犁和牛停在地头上，他从粗线口袋里往柳条斗子里倒一些麦粒儿，将柳条斗子挎在左边的胳膊肘上，用右手一把一把地抓出麦粒儿，往大黄牛刚刚耠开的土沟里播种。他偏斜着身子，甩动着手臂，踩鼓点扭秧歌一般迈着步子。麦粒儿被扬撒出去，宛如舞动着一条金黄色的绸带子，飘呀飘的……
这潇洒优美的劳动姿态，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我忽然间意识到，父亲特别英俊，特别威武，特别神奇！比之画着打仗的小人书中的英雄和画着天府神仙的年画，不知要美妙多少倍！可惜，光靠文字是难以表述的。在我成年之后，常因什么事物诱引，而十分真切地回忆起此情此景，不免有些惋惜地想，少年时期曾萌起学画的那个愿望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此时的我，一定能够凭着保留在脑海里的印象，把父亲撒种时的情景和神态，生动逼真地描绘出来。我敢肯定，那定是一幅能跟画家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媲美的好画。因为它是人类真正的美——人与大自然结合、融化的美。劳动创造的美，是我那纯真的童心中最为切实的印象和反映！可惜我不是画家，那大自然的情景、人的姿态构成的画面和韵味儿，只能永生地保留在我的脑海里，到最后将随我的消失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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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5）
母亲和大妈这妯娌俩的关系很不融洽。她俩虽然没有大吵大闹过，但明显地互不相让、彼此蔑视，在一块儿抬杠、顶嘴儿是常有的事儿。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这俩娘儿们幸亏分家单过，要是一锅抡马勺，一天得打八场，房顶得吵塌！
大妈在母亲面前是“长嫂”，是使上了四房媳妇的婆婆，是梁家门里的有功之臣。而母亲不仅是“小婶”，而且是晚到的“填房”，尤其生了几个孩子都没活，只占住姐姐和我这两个挨着肩的“小不点儿”，而我这个儿子，还命硬，说不定哪一天被王母娘娘一抻“绳索”就得给拉回九重天上去。这些当然让母亲比大妈矮一头！还有一笔老账：大妈的娘家是富有的，嫁进我们梁家门的那时辰，明媒正娶，坐着花轿。花轿前边有吹吹打打的鼓乐队伍，有八抬嫁妆的行列。那上等瓷的花瓶、坛罐和亮堂堂的帽镜，以及成对儿的油漆箱子，尽管已经褪色、裂口和陈旧了，但至今还摆设在屋子里。这一切，对当时乡村小门小户的女人来说，该有多显眼、多神气、多能在人面前挺腰杆儿。母亲的情形则全然不同，她没有坐花轿，没有吹打乐队，是大伯赶着车，把母亲从她落脚的人家接到我们单家庄的。不要说可以炫耀的嫁妆，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父亲死去的前妻所遗留下的旧东西。更重要的欠缺还有，母亲不仅是个名副其实的“填房”，而且，不管怎么说，北山边（可惜母亲从来没对我说过那个村名）与之订了亲的那个男人，虽是傻子，也是男人，所以母亲就得算“二婚”。这样的身份，应当是价钱极贱的，应当是自卑自薄的。在别人面前，特别是在“长嫂”面前，应当是低三下四的。而母亲偏偏不这样，她争强好胜，不甘下风，更不认为自己卑贱，甚至在父亲面前都想拿拿尖儿，实际上已经拿了尖儿。在平时，父亲不正是处处事事都委曲求全地由着母亲的想法做吗？大妈本来是喜欢自己的小叔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的。她常常当着我们的面夸父亲怎么聪明，怎么能干，怎么热心肠，怎么有人缘儿。甚至说，父亲在三里五村都是找不到对儿的漂亮男子，说她的小儿子、我的四哥，长得就像父亲。说父亲独承一份儿家产，不算是富户，也算个肥溜溜的庄稼主儿。因此，父亲死了前妻以后，要想续个黄花少女，也并不难。而且大妈就曾亲自给我父亲挑选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