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奇怪地对她说，我家没有保姆呀！走错了门儿吧？
小薛说，没错，没错。把材料留给她了，她说你回来就交给你。
我仍然有点疑惑地叮问她，是三楼四号吗？那保姆有多大年纪？
她说，是三楼四号。那保姆三十多岁，胖乎乎的，中等个儿，一身农村打扮，一口京东土语，正在洗着一盆子脏衣服……
我听她说到这儿，释然地笑了，告诉她，那不是保姆，是我爱人……
她听了我的话，很显然地大吃一惊。接着，她开怀大笑起来，笑完之后，用手绢擦擦眼角，抱歉似的自我解嘲，不知者不怪罪，让我不要介意。
那次报告会结束，小薛又郑重地对我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说有几位爱好写作、也学着写作的同学，对我发出再会一面的邀请，希望我不要推辞。
于是那个星期日，我准时来到北海公园。进了南门朝里走，离着那座桥很远，我就瞧见了她，那位热情的小薛同学。
她一改以前那身朴素的衣着，一件在当时来说很华丽、很招眼的花条条连衣裙，代替了原来那身咔叽布的蓝色制服；腕子上那只男式的不锈钢松紧带儿的手表，变成了金闪闪的小坤表，表链上边还垂挂着镶嵌绿宝石的小玩艺儿。她的头发也精心地整理过，不搽油不会那般光亮；脸上如果没涂胭脂的话，起码也抹了浅浅的一层扑粉。她手里提着的再不是军队用的那种帆布兜子，而是一只漂亮的手提小皮包；另一只手撑着一把红色小旱伞。
她迎上来，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我问她其他人在哪？她嫣然一笑，说，他们一个都没来，由她代表了。
我对她的这一身打扮，已经觉得很刺眼，从她说话的神情里更感到事情的蹊跷。顷刻之间，几乎本能地提高了警惕，不由自主地板起面孔，暗自思忖：她的举动肯定有问题。可是一个女学生，又能跟我搞什么阴谋呢？只要自己心中有数，拿定主意对付就是了，没必要太使人家难堪。随意走了一段，她忽然问我对老婆是否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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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3）
我故意大声回答她，很满意！
她听了我的这句回答，不以为然地瞥我一眼，深深地叹了口气，随后说，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很不幸的，而且这样维持着，还想继续维持下去，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敢于面对面对我的婚姻与家庭做出如此恶劣的评价。我实实地有点恼怒了，责问她怎么这样说话！怎么这样武断！
她不急，也不恼，不慌不忙地说，过去只知道你的作品。那一天到了你家，才知道写出那么多精彩作品的作家，竟然有那样一个老婆……听了你的报告，了解了你的理想和抱负，越发相信你可以成为大手笔，可以写出传世之作。如果有一个好助手的话，一定能成功。你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写出更多的好作品，那将是社会的财富，而这财富不是别人能够代替创造出来的……
这些恭维的话，我听了入耳，很爱听。但是听到后来，仍然忍不住打断她的话，说，我这个家庭，并没有影响我写作。假如没有我爱人的帮助，现在这样的成绩也做不出来……
她截住我的话说，恰恰相反，如果有个得力的助手，可以写得更快、更多、更好！中国的作家本来就辛苦，方块汉字，一笔一画，写一本书得耗费多少时间？要是有一个人替你抄写抄写稿子，会省下你多少时间？用节省的时间能写出多少作品？
我没有算过这样的账，但我深知抄写稿子的艰辛和麻烦。
她接着说，这些都是浅显的理由。她之所以为我担心和惋惜，还有更深的内容。比如，我在构思、起草作品的时候，假若身边有个懂文学又是你知音的人，共同切磋切磋，推敲推敲，艺术水平会有怎样的提高？那样的生活起码是一个作家应该过的正常生活，而不是一个苦行僧熬日子……
这些话很尖刻、很刺耳，却在不知不觉中引起我的共鸣，我心里也不由自主地生发了几缕感慨。
接着，她突然刹住脚步，说，这些看法只供你参考，不一定都对。如果不讨厌的话，以后可以约时间再谈。
我对她的这番留有回旋余地的话，未加可否，就慌张地跟她握手告别了。过几天，又收到她的约请信，要我再去北海和她会面。
我不敢再见她。没有等到星期日，我就请了创作假，骑上自行车下乡了。一去半个月，回到北京，已经进入秋天了。
一进家门，我就问妻子，在这一段日子里，有没有什么人找过我。
妻子向我报告了一大串能记起的来访者名单，特别提到那位以前的大学生、如今已是女编辑的女青年在我未赴约会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就赶到我家，简直像个查户口的，什么事儿都问个底儿朝天！
我实话实说，这回下乡就是为了躲她的。
妻子听了打个愣，好像明白了其中的奥妙，问我，她没安好心吧？
我赶忙摇摇头，警告妻子说，不要这么看人家。
妻子听我这么说，越发奇怪地刨根问底儿，躲她干啥？
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那样一个插曲式的小小风波，到底应该怎么看呢？我当时说不清楚，过后也讲不明白。我之所以毅然决然地躲避那位女大学生，主要原因在于对自己的意志缺乏信心。
她向我表示了爱，而且有了征服我、把我从妻子身边夺走的巧妙安排。她是个强者，妻子是个弱者。她俩谁胜谁负，关键性的人物是我。当我认清这一点的时候，就十分担心自己筑起的那道并不坚固的防护堤坝抵挡不住洪水的冲击——只有圆文学的梦，才是唯此唯大之事，我须顽强地自卫。我怕犯错误，怕毁了前途，怕再伤害妻子，怕拆散了我的家。对于她，那位女大学生小薛，我无怨无恨。人人都有爱的权利，就像不能强迫去爱一样，也不能阻止爱。人人都有不接受爱的自由，但谁也不应该怨憎爱自己的人。况且，我一直相信女大学生小薛的行为是出于好意，关心我，关心我的事业，绝非蓄意坑害我。但是，把自己爱的楼阁修造在毁灭他人窝巢的废墟之上，这种做法，跟我的道德观念绝对地水火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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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4）
8
几十年来，我的爱人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一声不响地操持家务，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如今她老了，浑身是病了，行动也不方便了，非常需要人照顾了。我，作为她的“小丈夫”，尽管儿女双全、名利双收，但掏心窝子讲，不能嫌弃她、抛弃她、不管她。
我从外边回到家，如果见爱人精神很好，心里就像晴朗的天空，格外高兴。如果爱人在床上躺着，哼哼呀呀，心里就像一连几日的连阴天，烦躁得透不过气来。
有人到我家去，我从眼神中看出，好像我的爱人不配我似的。我一见到那样的眼神，心里就有气。我爱人怎么了！是农民，有什么不好！现在，我无事不进北京，只要老伴儿用药，就立即进京找药配药，配完药，就赶回家中。
记得前几年的一个冬天，她犯了心脏病，好多地方邀请我去“参观”、“访问”，我一一谢绝，日夜不停地在医院里陪着她，伴着她，喂汤、喂饭、喂药。出院之后，她脾气在变，易躁、易烦，动不动就叫着我的名字，吩咐这、支派那，稍不如意，还脱下她的鞋子朝我狠狠地甩过来。有一天深夜，我正在书房里写作，忽然“咚”地一声，房门被撞开，她圆睁双眼，横眉怒目，朝我吼道，这稿子，是你娘，还是你爹！我叫了好几声，你怎么听不着！你是聋子，还是哑了？此情此景，真叫我火冒三丈，难以忍受！然而，一想到她那劳累的过去，病恹恹的今天，我咽了一口唾沫，笑着说，我只顾写稿子，确实没有听见你的呼唤。你有什么事，慢慢说不好吗？深更半夜的，多不好呀！她瞪了瞪眼，撅了撅嘴，“哼”了一声，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回到了她休息的房间。我现在什么都不担心，就担心她——我的老伴儿，因为我们是“一根麻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呀！
关于我们，还有件趣事。我爱人有病时，我创作的任务依然很繁重，作协的一位同志跟我开玩笑说，给你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给你找个女秘书，连给你抄稿件带料理你的生活。谁想这话后来让老伴儿知道了，她对这件事总是耿耿于怀，好几天都不理我，出来进去总是磨叨这一句话：还想找个女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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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间扎根（1）
1
回想我住在赵各庄矿区时，看不到八路军，却很怕八路军。记不清什么人，用什么样的语言给我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凡是当了共产党八路军的，都是穷急了没办法活下去的人，都没出息，都又臭又硬，而且无情无义，到处惹是非，闹得人们不能过安定日子。父亲死后，母亲把我和姐姐带到乡下的老舅家，才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八路军。那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遇到的。有时候在街上玩，看到一两个匆匆走过的人，伙伴儿就偷偷告诉我，他们是八路军。有时候到村长家串门儿，一撩门帘，瞧见炕上坐着一两个生面孔，背地里一打听，人家又告诉我，是八路军。我不敢接近他们，不敢跟他们说话，又好奇地不肯躲避开，就站在不远也不近的地方观察他们，揣摸他们。他们都是庄稼人的打扮，说庄稼人的话，吃庄稼人的饭，睡在庄稼人的土炕上，根本不像穷急了没办法活下去的那种人。
后来，代表解放区政府的黎明同志帮我们从老舅那里要回了房子和土地，使我开始对共产党产生了信任。
然而那时，到唐山进陶瓷厂未成，我不再有庄稼人所不应该有的幻想，也不再有庄稼人所不应该有的向往与追求。这是由于实实在在的生活教训了我，我被教训得疼痛了之后，服服帖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