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顺听了这话会心地笑笑，满意地点点头说，这么打算就对了。在王吉素你要是不当干部，何至于得罪了金家人，差点儿把小命搭上呀？幸亏他儿子金凤林没死，光是腿腕上挂个花；要死了，人家不记恨你一辈子？听我的，往后别再沾官派，干活计，过日子，比啥都安定踏实。
他说的话，也是我心里想的话。往后，除了过日子，我不会再往官派上靠，不会再往公事里钻。主意打定，谁也难改变！
可是，上边的人几句话就让我的决心动摇了。他们说，我们可早就知道你的根底，早把你的来龙去脉摸清楚了。你要是离开共产党，可没有地种，没有这好日子。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也挺聪明，用不着我多费唇舌讲道理。你冷静冷静，前前后后掂量掂量，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这话杵在我心上。年轻人思想容易波动，感情容易冲动。革命的热情也很容易被激发起来。当天夜里，我就跟着来找我的名叫安全的同志摸出村。
走到月亮上树梢，我们进了一座破庙的大殿。安全说，我们搞治安工作的都有化名，你和那个新同志还没有，起一个吧。
这时候月亮升到中天，特别明，照在门额的一块大匾上，四个大字依稀可辨。我对安全说，那上边是浩然正气四个字。安全说，太棒啦，你们俩一人俩字，正好两个化名。
我觉得正气那个气字不太美好，很容易跟生气联系在一起，不吉利，就赶忙说，我要前边那两个字，就是浩然。就这样，我又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
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间扎根（6）
宋德顺对我出尔反尔很不满。交往这几年，他还是第一次对我真动了气。我叫他和我搭帮撒种，他不理，弄得我没办法。第二天，他赶到我那块要种棒子的地里，仍不理我，而且动不动地就甩开鞭子狠狠地抽打毛驴。那鞭子，仿佛每一下都抽在我的身上，由此我从心里对他产生了反感。而且这种反感莫名其妙地持续了很久很久，冲淡了情义，涣散了友谊。
因此，我们渐渐地疏远。十年之后，那个无形的结都没有解开，起码我没有想到主动地去跟他解开。以后的情形大大变化，一切证明我的路子走对了，当年跟我没有关系的人都想方设法地向我靠近；唯独他，总是躲着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如今我倒有了一想就隐隐作痛的后悔之心，但是晚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脑溢血死在一个工厂炊事员的岗位上。听到他的死讯，我才醒悟，才开始以沉重而又热切的心情回忆起他给予我的恩惠和我们之间的珍贵友谊……
5
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好强心、虚荣心，以及在虽不长却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滋生出来的总愿意自己比别人高一头，比别人露脸的欲望，跟革命的道理所激发的革命热情混合交融，促使我盼望有一个显示、证明自己是条硬汉子的机会。战争给了我这个机会。
国民党的军队在东北三省连遭人民解放军重大打击，十几座大城市被解放军攻破收复，继而华北的石家庄又被解放。于是他们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对东北通向北平的咽喉要道冀东解放区进行最疯狂的扫荡。解放区的大部队为避其锋芒、保存实力，朝远处转移，区公所又一次撤到深山区隐蔽。少见的恐惧气氛再一次笼罩了乡村大地，也同样惊慌了小小的王吉素。
有一大批公粮，从解放区的边沿地带和敌占区运到山边，要在几个村子里坚壁起来，王吉素村是计划中的一个。
花了几个深更半夜的时间，粮秣助理从外地把粮食秘密地运到王吉素，秘密地交给我，我再让妻子帮着把它们一布袋一布袋地转移到十多户可靠的人家，由主人藏匿在暗井里。
秋末冬初，上级来了一道紧急通知，要马上把存放在农户的公粮迅速运送到蓟县城东马伸桥的史各庄。我挨门动员驴驮，加上区里从邻村派来的驴驮，组成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一小队一小队地出发前进。我被任命为第一小队的押运员，走在前边。
一天的急行军，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可惜军情发生了变化，上级命令我们掉头朝西，再向北，奔万里长城的古北口方向进发。在史各庄村头野外露宿一夜以后，起五更继续赶路。这路越走越艰难。头顶上有飞机盘旋，让人心惊胆战。我也挺害怕，可是我不敢退却。
路上又跑散了一些人，但是我们王吉素村的驴驮没有一个开小差，没有损失一粒公粮。到了目的地石匣镇，当找到正在等我们的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高个子同志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地扑到他身上，不顾害臊地哭了起来……
凯旋不久，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1948年11月1日，在东院的一间农家小草屋里秘密地举行了我的入党仪式。我终于成了蓟县王吉素村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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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解放不久，我被送到干部训练班受训，组织上号召学员报名脱产，而我一心想在家过日子，做个有正气的庄稼人。同伴给我出主意，让我装病，躲过动员脱产这一关，反正北平马上就要解放了，天下从此太平了，还脱产干啥呢？
组织我们学习的是80年代初担任北京市通县县委书记的赵峰，他当时很严肃地对我说，同志，中国大着哪，在家门口见不着敌人、听不到枪声，就天下太平啦？告诉你，还有好多该解放的地方没有解放，老百姓还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挣扎，还过着咱们以前那种到处跑的日子。
我想，要是这样，倒应该再干上几年，等把西边、南边那大半个中国都解放了，再回家种地过日子，这样才对得起党，对得起良心，也算尽了忠心。想到这儿，我一咬牙说，要这样，我脱产，干几年。
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间扎根（7）
1949年2月6日，我被准假回家过春节，一进门我就把我已经脱产的事儿告诉了妻子。妻子一听就伤心而无声地哭了。她一边抹泪一边说，你那么积极，我早知道得有这一天。
妻子的泪水，溶化着我那颗原先就并不十分坚定的心，现在它又变得脆弱和不稳固了。春节过后，我被分配到万里长城黄崖关附近山区开展工作，一天到晚想主意，怎么既不丢面子，又不挨处分就从革命队伍中逃离出去，回家守着房子、土地和妻子过日子。
春回大地，一个对我一生道路都起着决定作用的通知到达我的手里：火速到地委报到，参加党校学习。
学完《社会发展简史》，我们又学习了《政治经济学》。配合这堂课，给学员放了一场很精彩的电影，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看完之后，整个党校都沸腾了，直到吹过熄灯号很久的深夜，宿舍里还有人们热烈的议论声：嘿，瞧人家，那才是人过的日子！
第二天清晨，跑步之前，我们照例要到弯弯的？河大堤上散步。
这个清晨特别晴朗，霞光特别鲜艳，我的心情也特别舒畅。我一边走着一边欣喜地想，用吃过饭到上课前的那段空闲时间给妻子写封信，告诉她，我不能回家种那几亩地了，我要参加搞社会主义建设，让全国农民都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让全国农民都不破产，让他们的后代都不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而且都成为有文化的人。我要告诉妻子，只有一心一意为这样的理想工作、奋斗，才是有正气、有志气、有出息的人。我要为自己，为我的亲人当这样的人。
一个人的信仰和世界观的形成很复杂吗？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吗？也许是。然而，对我来说却是极为简单而迅速的——仿佛就在？河河边那个明净的早晨，就那么一闪念，便冒出了芽儿、扎下了根子，一直到年逾古稀，都在长，都在长。这期间，尽管有过动荡与波折，我也不敢说已经长成了大树，但是，要想把它连根拔掉，那就绝对办不到。
7
常言说，“久别如新婚”。我与妻子成亲两个年头，还从来没有分开过这样久。一别四个月，从地委党校毕业回家了，我积攒了好多话要跟妻子述说，她也有好多话要跟我倾吐，但是当着人，特别是当着长辈的面，只能憋在心里，控制着随时都可能燃烧起来的热情。
我在前边走，妻子在后跟，我们心里充溢着幸福感。我盯着她，忍不住地低声问她，离开这么多日子，想我没有？妻子被问得红了脸，羞臊地瞥我一眼，低下头回答：净说傻话，不想你想谁呢？快走路吧，小心让人家看见。
我拢住激动的心，继续往前走。我早就估计到，我要去干社会主义的新主意会使她不高兴。因我临去党校学习那会儿向她保证过，学习回来就收住在外边跑野了的性情，一心一意跟她奔日子。但这一走恐怕又会分别很长时间。解释了半天，妻子终于无可奈何地扭过头去，低声说，你看准了好，你就做吧，我由着你……
我在家里陪着妻子住了一个星期。我帮她把猪圈的粪起出来，帮她把贮存在大缸里的玉米和麦子晾晒一遍。我还怀着某种歉疚和讨好的心理，尽力地做些零碎活计。当时的脱产干部没有薪金，也就是说搞革命工作的人除了每月发给定量的粮票之外，不挣分文，所以这种地里的活计，也像军人家属那样由村民们轮流给做，即所谓“代耕”。那些准备当追肥用的粪，借驴驮有困难，我就没有往地里运送，只堆放在猪圈外边了。
告别了妻子，我起大早动身到蓟县县委组织部报到。当天下午被编到县团委会的青年工作组。金秋时节，我们到蓟县东边的马伸桥蹲点。区委书记王金龙，举起手指头捏着的一沓子散发出油墨气味的纸，一边抖着一边提高声音对我们说，伙计们，你们应该高兴应该乐呀！赶上个好时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明天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咱们得庆贺庆贺。知道什么叫开国大典吗？就是明天早上，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主持一个会议，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梁浩然，你平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