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文学界是个矛盾体。一方面不断有好的文学作品推出，不断有新的、有希望的、人们为之振奋的新人出现；另一方面，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作品、作者、文艺思想充斥于市，色情的、打斗的、乱编乱造的可以罗列一大堆。这些东西到处都是，有才能而且会有成就的作家出不了书。老老实实地、本分地爱护自己的作品，也爱护自己的人品的作家出不来书。有些人可以出书，是因为被利用，出版社总得要装个门面，出的是名家的书啊，装点装点。文化、文学、文艺部门被称作“文化乞丐”。我们文学界也混进了一些不要脸的。他们能钻，又不要脸，挤得这些正派的、想走正路的作家没办法。把这完全归罪于改革开放也不公平。这种现象造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中华民族的子孙，吃了四十多年社会主义饭的、爱国的、对这块生我养我的大地有感情的人，无不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担心、忧虑。我在这种情况下写了《苍生》这本书。
这书写得不是十全十美，不是很好，我也不满意，艺术都是遗憾的吧。写这本书的时候不是战战兢兢的，而是小心翼翼的。同志们可以想到当时的情景，那时农村形势一片大好，许多作品写到农民富得有钱都不知怎么花了，坐飞机旅行，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一跳，农村富得简直就不知怎么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写《苍生》，同志们可以想象我这种小心翼翼。我不是说富的没有，坐飞机旅行的没有，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的没有，但是更多的农民没到这个程度。农民都讲，不用说坐飞机，连看都没看过，高级宾馆连门也进不了。我不能否定某些作品写的那些存在，但我说的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它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我辩证法学得不好，但我总知道，服从大多数，这个思想我是比较深的，烙印也比较深，要看大多数，所以写这样一本东西，得到了肯定。
1988年，六百页的长篇小说《苍生》悄然地摆到了新华书店的书架上，随后又在广播电台小说连播节目里播出。媒体说这是《艳阳天》的作者沉寂十年后的崛起。第二年国庆，又获了建国四十年文学作品征文头奖。
《苍生》的出版的确把我从无人理睬的境地一下子又推到热闹的文坛，也给我引来了新客人。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和我同是宝坻老乡。她找到我，说，你的《苍生》把我的戏瘾勾上来了，我一定要演你笔下的田大妈，我要为河北老乡塑造好这个形象。你一定要把《苍生》搬上电视呀！
赵丽蓉的话使我为之一振。《苍生》只印了一万多册，能有几个农民看到？如今虽不能说在农村家家有电视机，但一村怎么也有几台，人人都有机会看上电视了。把《苍生》改编成电视剧，农民们在炕头上就能看到！我当时感激地握着赵丽蓉的手，谢谢她给我出了这个好主意。
谁知就在我回忆这段时，这位受人欢迎的好演员辞世而去了。想到我们的友谊，想到她的音容笑貌，我真的非常难过。我的好多朋友都走了，这对步入晚年的我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对死，我想过，作为唯物主义者应当正视自然规律，勇敢地面对它。我一直相信自己是个勇敢的人，能正确对待一切挫折。但谁能没有死的恐惧呢？想到它让我和好友们永远无法再见面，泪水抑制不住要流出来。
听到我要把《苍生》改编成剧本的消息，有四五家电视台找上门来。我觉得自己是河北人，写的又是这里的事，所以最后和河北省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签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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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3）
就这样，1989年3月，一支四五十人的摄制组来到了段甲岭及周边几个乡镇。除了赵丽蓉，还有老演员梁音，年轻的我就一个也不认识了。他们是来拍《苍生》的，消息一传出，三河从领导到普通百姓都非常关心。只要剧组一提要求，大家立即想办法满足。我呢，也撂下笔，跟着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我们都住在段甲岭镇政府院内，一块吃机关食堂的饭，一块谈剧本，谈人物创作。赵丽蓉精益求精的演技，开朗乐观的情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言行，一直深深印在我脑子里。直到在电视台播出后，两年时间，我什么也没写，但这部电视剧里融入了我的心血，我感到欣慰。《苍生》虽然拍了电视剧，看的人很多，但肯定没有我以前的作品影响大。这一点我心里明白，也并不感到失落。时代变了，我已过了虚荣的年纪，只要乡亲们喜欢，我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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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已住到了“泥土巢”。这是三河县委县政府给我在县招待所盖的小院，在这个“巢”里我要接着写带着泥土香味的作品。不仅自己要写，还要让有兴趣、有才华的年轻人和我一起写。三河没出过作家，但我知道，这里有苗子，缺的是引导和机会。回想我自己初学写作时，也是闷头乱撞找不到门路。《北京文艺》、作家出版社、巴人、萧也牧的指导和帮助使我认识了文学的规律和自己努力的方向。这些我也要提供给三河热爱文学的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以“播撒文学田苗，呼唤农村文学，扶植农村文学青年”为宗旨，我创办了《苍生文学》，到1998年底有三十四期了，它给了普通创作者一块园地。这正是目前商品大潮中，许多文学刊物办不到的。
我是个专职的文学工作者，放下自己的写作，立志在农村这块土地上搞文学绿化工程，才办起《苍生文学》这本刊物。假如没有作者们热心积极地给我主办的刊物供应稿子，不实实在在地支持我主办的刊物，刊物就会自生自灭，使当初我在三河县文联成立大会上所宣告的誓言和诺言变成空话。如这样，岂不等于把我扔在前不见村落、后不见人烟的荒漠里了！
当然，我还有造反的自由，可以知难而退地“逃跑”，可以停办这个刊物。可是，我左思右想下不了这个决心。
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自然法则。然而，文学事业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爱这个事业，爱得发昏，爱得成癖，爱了足足一生。这样的深爱，将会跟我的生命并存亡。
我知道，有一天我死了，文学事业还会活着，这是一定的。我所担忧的是，在我们人口众多的农村里，在我们三河县，文学事业有可能出现那种不死也不活的局面，这也许是杞人之忧。不幸的是，我老这样地胡思乱想。
要使文学事业在农村生根开花、不老不死、青春永驻，就须有新的、年轻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地降生、长起。这才是我们这代人所思虑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一个叫陈绍谦的农村青年，患先天性心脏病，给我写信诉说苦闷和绝望。看了信，我第二天便赶到他家，希望能帮助他鼓起勇气，积极地生活。我鼓励他拿起笔，把自己的哀怨倾诉出来。果然，这个勤奋而灵秀的青年写出了不少好作品，有的还获了奖。他在《苍生文学》上发表了八篇小小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二十五篇之后，我觉得该为他出个集子。和我一样，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家里没钱，没门路，要想出书谈何容易。这种时候，只有拉下我这张老脸，替他拉赞助，找评论家了。有一个广西某饮料厂，让我做广告，说一句“喝了××饮料，我还可以重新写部《艳阳天》”，可以给我一百万人民币。我拒绝了。有的人可能不理解我的决定，现今是商品社会了，这有什么呢？但在我的观念中，这种做法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新加坡一个财团要出二百万元买下我作品的所有版权，我不干。我是中国人，作品当然属于中国，将来有人要改编我的作品还要到国外买版权，这叫什么事呢！但为了陈绍谦，我别无选择，只能去找企业，而且一点不觉得不好意思。令人痛惜的是，陈绍谦，我年轻的朋友，没有见到集子出版便去世了。有人问我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一定要给他出书，人都死了，为什么不为活人去忙。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帮他完成心愿。不仅告慰死者，也为了鼓励后来人。果然《陈绍谦小说集》出版后，文学青年纷纷写信给我，希望能像他那样写作不息，将生命在创作中升华。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4）
有一年回昌乐，我忽然想到一个叫李祥才的业余作者。当时，他和我推着一个破自行车，沿江河崖采访。后来我回北京，他还背着一撂稿子来找我。记得他眼睛大大的，挺活泼。听我问起这个人，陪同我下乡的县、公社领导一副犯难的样子。犹豫半天，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我，“文革”时李家庄的支书自杀，后来追查“祸首”，李祥才曾作为“造反派”参与过批斗，因此被抓起来判了几年刑。出狱后没有娶上老婆，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成了当地人人知道卖老鼠药、看阴阳风水为生的李祥才。这是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当年那样一个上进的小伙子如今已沉沦至此！尽管这样，我还是非常想见他。一再要求，他们答应安排我们见面。果然，第二天，李祥才赶到县城来见我。此时的李祥才，也近五十岁了。日月的风霜和无情的遭遇使他变得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光秃秃的头顶，脸上刻满了皱纹，但两眼放出希望的光。
四只手握得紧紧的，四只眼睛相互注视着，四颗泪珠在四个眸子里打转。我们两位相隔二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此时此刻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对李祥才说，祥才，要振作起来，人生谁没坎坷，谁没不幸？你不能沉沦啊！
李祥才“嗯、嗯”地答应着，眼圈红红的。此后的一二年里，李祥才曾多次表示要重新提笔创作。但毕竟年岁大了，手也生了，没有任何作品问世。原本，他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作家，但命运不济，他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