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来折磨他们。因为大家聚会都是很私人性质的，聚会的房间也换来换去，因此，那些未被邀请、不受欢迎的包打听们几乎不可能参与进来。尽管如此，黑格尔还是满腹狐疑地猜测，这个圈子里有教会监理会和校务会的探子。他尤其注意的是克内贝尔，一个莽撞、爱插话而过分热心的药剂师，他比其他人都要年长，并且他那惺惺作态的热情让他嫌疑重大。
只有年轻的小伙子们才可以如此夸张，年长一些的人这样的话则要么是因为傻，要么是装出来的。
他是个告密者，一个间谍。当后来韦策尔，不论是在谁的警告下，仓皇地离开修道院时，事实终于真相大白。当人们追捕他时，他却已安全地到达了施特拉斯堡了。
蒂宾根小而狭窄，它仔细地倾听着一切可能威胁到它安宁的声音。这个城市里掌权的那些人维护着这里的和平，他们头脑里一点共和国的概念都没有。*、平等和博爱对他们来说是魔鬼虚构出来的。于是，他们让人——不再那么高枕无忧了，因为事实上，法国的状况可以蔓延开来——观察叛乱者的一举一动。很好，这些叛乱者只是些孩子们，很少有官员，而人们可以对这些人以及那些助理教师们施压。对付那些律师和书记员们就要困难一些了，但是使他们恢复理智的手段却有的是。如果他们“夸张”的话，便会被囚禁起来或者是驱逐出国。
像泽肯多夫这样的人经常会过于热情，他们和一些靠不住的人关系暧昧，在小客栈里大大咧咧地谈话、夸海口，但是他们做起事来，他们的认识还是严肃认真的。
莫佩伽人消息最为灵通，他们带来法国的各种传单和报纸，激情昂扬地朗读那上面的消息，而当黑格尔有兴趣的时候，他会对此发表一些自己的评论。他们所遭遇的评价超乎他们的理解范围，有很多事情都无法想象和描述。这都是一些伟大的、关于未来世界的油画，一个他们期望着更为光明、人性和友好的世界。有时候，他们通过叫喊来掩盖自己的惊慌害怕。
但是当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时，当布里索催促大家向这个联盟开战时，当法洛特哭着给他们诵读《祖国处于危险之中》的宣言时，当国王官邸图乐伊被冲破、国王被逮捕时，当拉法耶特无耻地投奔了奥地利人时，当革命军队经受住了普鲁士的连续炮击时，他们都一致地表示愤怒和赞同。这所有的一切都离他们更近了，并且也直接与他们有关。
就连1792 年9 月上千的“嫌疑犯”以“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名义被处死时，他们也懂得相互安慰：这些都是敌人，害群之马，他们会使年轻的共和国毁于一旦的。
来，看啊，看科塔他都写了些什么，读一下赖因哈德写的东西！这是两个他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Ⅴ 革命（10）
们信任的人，他们曾经都在蒂宾根活动过，赖因哈德甚至曾是神学院学生，两个人在自己的国家都感到不幸福、不自由，因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参加了革命。克里斯托夫· 弗里德里希· 科塔是那位蒂宾根的图书和出版商的弟弟。在他去施特拉斯堡，在那里出版《政治期刊》之前，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尤其是年长一些的助理教师曾与他有过交往——但是他们更愿意对此只字不提，因为与共和主义者的交往会削弱他们的威望。科塔完全献身于共和国的事业，日后，他在美因茨为库斯蒂内将军担当文员，写了在民众当中被大量分发的启蒙宣传手册，并负责莱茵占领区的邮政业，拿破仑上台以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或许他受到了当时著名的他哥哥的保护——当了一个未老先衰的无名氏，稍微关心着如日中天的出版社的财务，没有人敢问他，他是谁，这使他感到无比痛苦。
赖因哈德过得轻松一些，他比荷尔德林长9 岁，在神学院里，他表现出色。直到现在，他的天赋和灵活的头脑仍然受人称道。诸如伯克、施努雷尔和莱布雷特这样的教授都无法理解，他为何会选择了这样一条不可靠的事业道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本可以成为公爵最重要的顾问之一。
赖因哈德的人生履历中有一个微不足道的驿站，它不值得一提，但却让我感伤：像荷尔德林一样，曾有一段很短的时间赖因哈德在波尔多做家庭教师。在他停留期间，荷尔德林受过他的影响吗？有几个人可能想起了这个。现在又有一个人带着这种滑稽的口音说法语，一个施瓦本人。人们向他讲述了赖因哈德为了奉献于革命事业而动身去了巴黎，并且还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吗？当荷尔德林1802 年在波尔多停留时，赖因哈德已经作为共和国著名的外交部长而受到人们的拥戴了，那之后他受到了特列朗的排挤，出任了下萨克森专区设在汉堡的大使。这时，这些轨道有了交叉，但是这些存在者从来就是完全不相容的。行走在他最后一段旅程上的荷尔德林这时已经精神错乱，越过界限了；而另一位却与终点还相离甚远，明智而世故地顺应着各种关系，被复辟的君主制授予伯爵头衔，德国的公使、受到赏识的歌德通信伙伴，最后还成了法国上议院议员、科学院的成员——他完全是另一种人。
赖因哈德对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他把握住了时机，采取了行动。施托伊丁与赖因哈德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当他必须离开家乡去美因茨时，这种关系却并没有帮上他的忙。那时，施托伊丁那绝望的呼喊在强者的听觉范围内渐渐减弱，而赖因哈德或许曾在一次无聊透顶的谈话中这样说到：是的，他认识那个施托伊丁，那个脱离了正确道路的人，正是这样的人一贯自以为是。
科塔和赖因哈德所写的报道，大学生们都读过。而施托伊丁则给赖因哈德介绍国内的各种状况：“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高层首脑，从皇帝直到罗伊特林根的市长都感到无比恐惧不安，并且他们进行反对，但是却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对此进行反击。渐渐地，到处都开始推出出版审查，但是人们让这些著作在别的地方印刷。皇帝雇佣了一个名叫霍夫曼的教授，让他办一份针对传播中的自由期刊。之前，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对这份期刊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告，这让人们感觉到，皇帝在控制着这场游戏的局面。它出版了，维也纳人高声谈论，说皇帝是这份期刊最重要的创办人之一。它被寄送给了普鲁士的国王，他做了最为友善的答复并保证，他本人将尽一切可能为这份杂志的传播做出贡献，并且这封信被刊印在了公开的报纸之上。你看到了，我们的公爵们做出了何等愚蠢的回击。”
Ⅴ 革命（11）
这个大学生俱乐部并非一个阴谋策划者同盟，尽管宫廷和教会监理会是这么猜想的。他们如痴如醉地高谈阔论，他们为他们的各种情感所支配，把希腊和法国人的理想联系起来，当暴力行为占上风时，他们变得忧心忡忡，他们更像是后来成为了所谓的吉伦特派成员的布里索和他的朋友们的追随者，而并非是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特的追随者。革命离得越近，他们便会越不安。如果革命的军队成功了的话，他们将要去攻占南部的巴登、黑森和符腾堡，他们将会撤退，将会小心翼翼地在一旁观望，而只有少数几个愿意卷入其中的人，比如韦策尔和泽肯多夫，会到街上去，承认自己是雅各宾派成员。
荷尔德林则介于纯粹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之间。他很钦佩施托伊丁和赖因哈德这些能够有意把自己的存在作为赌注的人，他没有这个能耐，他的理念不愿接受那些庸俗而血腥的边缘，或许也从未想过要将这些实现。虽然法国军队以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速度挺进美因茨之后，他于1792 年11 月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冷静地权衡了，这些事情关乎哪些人，而不关乎哪些人。他请求他“亲爱的妈妈”不要因为战争而过分担心，因为：“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况也不会像您或许所害怕的那么糟糕。确实，在我们这里发生一些改变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谢天谢地！人们不可以剥夺我们自以为拥有的权利，我们也不是那些因为暴力和压制行为而可能受到处罚的人。战争在德国还要蔓延，其所到之处，一个好的市民无大损失，或者根本就没有损失，并且还得到了很多东西。如果有什么是必须做的话，那么这也是甜美而伟大的，即：把财产和鲜血献给祖国。如果我是为战争中所取得伟大胜利战死沙场的一个英雄的父亲，我一定会痛恨自己为他而流的每一滴泪水。”
从最开始，他们就把这个发展过程理想化了，就连对国王的谋杀也没有能够激怒他们，因为毕竟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为共和国扫清了道路——直到革命把它自己也给毁灭，直到恐怖统治的日子来临，他们才放弃了对共和国的过高期望。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亲眼见到了，亲身经历了，他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没有被赐予过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路：施托伊丁走向死亡；康茨成了教授；那两个莫佩伽人贝尔纳德和法洛特总算是成功地通过了他们的考试，继而成了神学家；黑格尔成了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普鲁士的哲学家；谢林这个天才在有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开始之后便自我封闭起来，成了一名愤世嫉俗的反动者；泽肯多夫，就像在短时间内还应算作蒂宾根这个圈子中一员的辛克莱一样，他们一直忠诚于年轻时候的理念，直到被人们谴责其背叛祖国为止。
而荷尔德林呢？他的记忆最为准确地保存了这些关于希望和内心激动的语句，它们一再重现于他的诗歌中，只是他避免让自己直接去从事政治颠覆活动。他虽然不脱离他的朋友们，还是继续参加他们后来在洪堡、拉施塔特和斯图加特的聚会，并且一定也注意倾听了，但是却再也没有人问他：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