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成为了一所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同时学习实验心理学的课程。那时，意大利大学刚刚建立了这门学科。我还在一所小学作教育学方面的研究，以这种方式研究教育正常孩子们的方法。这个工作让我在罗马大学开始了教育学的专业。
长久以来，我期待这个为有智力障碍的儿童们做的实验能运用到小学里的正常孩子们身上，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把这个方法用在家庭里，或者是慈善机构里的那些被关心呵护着的孩子身上。我的头脑里偶然冒出这样一个主意。
1906年底，我从米兰返程。在此之前，我已经是国际展览会的一名委员，去米兰负责做科学教育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学科奖学金上的分配工作。紧接着，我有了许多被邀请的机会，我被罗马“美好建筑协会”的负责人爱德华多·塔拉莫邀请去从事婴幼儿学校的房子模型建设的指导工作。
塔拉莫先生的主意令人高兴，他要把所有的三岁到七岁，在家庭里生活的儿童们全都集中到一个大房子里，让这些小孩们在一个老师的指导下一起玩和生活。在这个大房子里，这个老师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房间。他计划让每一个住宅区都有这样的学校，“美好建筑协会”在罗马已经有了400个这样的经济住宅社区，所以这个工作看起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第2章 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方法的历史（6）
第一个这样的学校于1907年2月在圣洛伦索建立。依照塔拉莫先生的计划，我很快就能开设16所这种“社区学校”。
这种新的学校在剪彩时被塔拉莫先生和我共同的一位朋友命名为“儿童之家”。对这种“儿童之家”里的小孩们的教育和照顾，都是按照我的指导说明进行的。
在这样的机构里，我感觉到了社会和教育学的重要性。也就在那时，我对未来一定会有美好前景的想法开始变得膨胀，现在许多人已经开始明白了我之前所设想的一些事情已经变成了事实。
1907年4月7日，第二所“儿童之家” 在圣洛伦索的另一个社区开放。1908年10月18日，米兰慈善组织筹建的另一所“儿童之家”在工人们居住的一个社区举行了落成仪式。
紧接着，11月4日，第三个 “儿童之家”在罗马开放，这次不是建在平民社区，而是建在了一所中产阶级的现代化建筑里。1909年2月，意大利和瑞士开始改变它们的孤儿院和孩子们的家，他们把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创办的那套系统变成了我们的系统，他们采纳了我们的方法和材料，兴建了“儿童之家”。
“儿童之家”有着双重的重要性：从社会的重要性上来说，它确保了在一个住宅区内有一所学校，这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建议。另一个重要性，就是它纯粹的在教育学上的重要性，它增加了一种我正在试验的教育孩童们的新教育方法。
塔拉莫先生的邀请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能将我以前在有智力障碍的儿童身上用过的一些教育方法用到正常儿童身上，这些儿童不是小学年龄的儿童，而是幼儿园中的正常儿童。
如果有智力障碍的儿童和正常儿童们之间有一种相似情形的话，这个结果将会证明，当这些正常孩子们在婴儿期没有被大人们引导发展过他们某方面的智力时，他们就和有智力障碍的儿童们一样，某些方面也得不到开发和发展。
正因为这些孩子某些方面的智力没有得到开发，他们中很多人就得不到良好的肌肉运动协调训练。所以他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不能保持身体平衡，甚至不能做像系紧和松开衣服这样的小动作；他们眼睛的功能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语言也处于刚出生时的状态，显示出不会说话的缺陷；集中他们的注意力也很困难，通常他们的注意力都不稳定。这都是正常婴幼儿和有智力缺陷的孩子们共有的特征。
新的方法让对有智力障碍的儿童的智力开发成为可能，对幼小儿童的帮助应该向着另一个趋势发展，那就是——对一个正常儿童的教育应该制定为一个“培养完全个性的科学卫生教育”。许多智力低下儿童的缺陷已经成为了一种永久的缺陷，像有讲话障碍的儿童。因为在这些孩子们学说话的最关键时期，我们错过了对孩子这方面的智力开发。儿童一般在三岁到六岁期间形成各种最基本的功能。
在“儿童之家”里，我的教育实验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已经用在有智力障碍的儿童身上的方法，以及对年幼孩子们的教育代表了我一系列实验的结果。我的工作没有用到塞甘对年幼孩子们的任何一个方法，纯粹是由我自己想出来的，而且非常简单实用。任何人只要参照我的方法去做，就能明白如何应用它们。这些实验的基础能追溯到法国大革命的那段日子，代表了伊塔德和塞甘生命中最认真的工作。
至于我，在塞甘的第二本书出版后的第30年，我又一次继续发展这些想法。我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继承了大师伊塔德的思想，在接收了伊塔德的工作成果后，我用一种新鲜精神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发展。
10年来，我不仅仅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做一些实际的实验，而且是带着虔诚的信念去看待这些高尚神圣的科学家们的工作的，他们为人类默默地作着贡献，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英雄，但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因此，我这10年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伊塔德和塞甘40年工作的一个总结。从这个角度来看，之前50年积极的准备工作和这仅仅用两年建立起的“儿童之家”的准备工作——我感觉我没说错——代表了三个内科医生连续的工作，从伊塔德到我，显示了从第一步走到今天，我们沿着精神病治疗道路所走过的路。
由于人类文明中一些明确的因素，“儿童之家”是很值得独立地写一本书的。事实上，这里所做的实验，解决了许多社会和教育学在现有的解决方法上，看起来理想而不切实际的问题，它们也是改革的一部分。这些问题许多年前已经被提到过，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而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我们重视孩子们的身体发育，我们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每一个孩子。我们所进行的语言训练、系统感官训练以及直接锻炼孩子适应实际生活的练习，这些形成了我们教育工作的基础。
——马利亚·蒙台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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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儿童之家”的教学方法（1）
当我对一些幼小的孩子有了教育的主动权时，就希望为科学实验教育学和儿童心理教育学开设一个领域。我与冯特持有相同的观点，这些孩子们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心理学。在调查的孩子们中，实验研究不多于三个学科。将科学实验教育学用在孩子们身上之前，实验仪器也必须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良和简化，使孩子们不再被动地受实验的支配。
我打算与其他研究者们保持联系，但我会在没有其他先入为主的意见下坚持我自己独立的观点，继续我的工作。我保留最基本的要点、主张或多或少有一点儿冯特的定义。那就是：实验心理学所有的方法可能被人为地减少，也就是被仔细地记录在一个课题的观察记录中。
提及孩子们，另一个因素一定会干预发展的研究。我保留同样的普通标准，但我没有执著于任何关于孩子们应该依照年龄进行有关活动的教条。
人类学上的考虑
关于生理上的发展，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应该调节人类学上的观察重点，我们应该在最重要的观察上作出选择。
我设计了一个带米尺的人体测量器。它可以在米和米之间进行调节变化。
为了便于研究者们的研究，我决定每个月都对孩子们的身高、坐姿和站姿进行测量，尽可能有一些确切的与发展有关的规定，让老师们的研究工作更有规律。为此，我设计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计划。
我每周在更衣室里测量孩子们的体重。当我们准备帮他们洗澡时，就去称量他们的体重。
下表显示了我们在孩子们的体重测量上的一个记录。
这些测量都比较简单，一个女教师就能完成它们，因此在学校就可以进行这些测量。同时，我还作一些特别的测量。这些测量应该由一个内科医生来完成，或者是一个婴幼儿专家来完成。内科医生所作的检查是复杂的，为了减轻困难和便于管理控制，我把所要进行的测量都设计在一个印好的生物学图表上。
这些图表制作得非常简单，因为我希望医生和学校女教师都能自由独立地使用它们。
人体测量的方法按合乎程序的方式安排，而简单的机械装置和使用的简便图表，都确保经过深思熟虑的基本原则的观察能够顺利完成。我建议一年进行一次如下测量：
头的圆周；头的两个最大的直径；胸围大小；头盖骨的大小和身高指标。
我让内科医生们一星期作一次这种测量，或者至少一个月内作一次。再不然当孩子们满了一周岁时，给他们测量一次。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测量的时间定在他生日的那天。这样，内科医生的任务也变得容易多了，因为这个测量非常有规律性。
我们的每个学校都有50个孩子，孩子们的生日又都分散在一年中，所以这为内科医生不时地给每个孩子作一个详细的测试提供了可能。他的工作负担也不会很重，而老师的任务只是在孩子们生日的时候去通知这个医生。
这些人类学的测量也有另一种教育意义，当孩子们离开“儿童之家”时，他们知道如何去清楚肯定地回答下面的问题：
你出生在星期几？
你出生在一个月的哪一天？
你的生日在什么时候？
这些问题，孩子们已经知道回答的次序，而且也将形成观察自己的习惯。我能在这儿这样说，孩子们在测试中享受到了很多快乐。老师们测量他们，说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