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鼠：你看，怎样！这样阔气的器具，不曾见过罢？这个碟子，（这个和下文的银碗都只要假设放在那里就好，无须用实物。）一张要二十块钱呢。……那边的银碗里，盛着上好的干酪。那才是好吃呢！今天盖好了盖子，有点不行，但是或者还有不很合缝的地方也说不定。我就用了这个鼻子，这样的把他掀开，……（这样那样的掀了一会，盖子有点开了。）好了，开了开了！……你看，怎么样！很好吃的样子罢。请随意用罢，我也动手了。好吃，好吃！
（两匹老鼠共吃银碗里的干酪。）
京鼠（停吃）：好吃罢，……请你试坐这把软椅。柔软而且温暖，很舒服罢？现在我在那边堆房里的旧太史椅中间做着窠，或者索性在这横边开一个穴，移住到这里来罢。同桌子相近，要偷东西吃也很便当。请你帮一点忙，我们咬一下子看。
（两匹老鼠在软椅的横边，嘎哩嘎哩的咬起来。）
京鼠（突然停咬）：呀！喂喂，且住！（竖起耳朵听着）来了，来了，来了！听差进来了！快逃，快快！
（两匹老鼠急忙躲在软椅底下。）
（洋房的听差二人拿着棒梢和扫帚，急忙的出来。）
听差一：那个阴沟老鼠又来了。阿呀，已经啃的这个样子了。真是没有法子。
听差二：可恶的东西，一定还躲在什么地方。把他找出来，打死了罢。
听差一：这样很好。你往那边去赶，我从这里赶过去。……唆，唆！
（两人从左右两面用棒在软椅下撩拨。京鼠与乡鼠逃出。）
听差一：唆，在这里！唆，唆！
听差二：唆！唆，唆！
（两匹老鼠被两人追着，且跌且滚的逃入。听差追着进去。过了一刻，京鼠与乡鼠又出来。——算是在洋房的横边，但不必用什么背景。）
乡鼠：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京鼠：几乎着了他的道儿。真危险极了。
乡鼠：你时常遇见这样的事情么？
京鼠：唔，自然遇见。常常遇见呢。
乡鼠：喂，常常么？
京鼠：那自然。这才是京都呀。有好的事情，也便有坏的事情，时常有可怕的事情，但因此也能够吃到许多好吃的东西哩。
乡鼠：无论怎样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想到这是偷着吃的，我也不愿意了。我就要回到乡间去了。在乡间，只吃那掉在地上的东西，已经尽够过活，而且无论什么人都不至于杀我。朋友，再见了。
［附记］这一篇儿童剧，取材于《伊索寓言》，是日本坪内逍遥所作，从他的《家庭用儿童剧》第一集中译出。关于儿童剧的内容本来有应当说明的地方，现在不及说了。
《土之盘筵》我本想接续写下去，预定约二十篇，但是这篇才译三分之一，不意的生了病，没有精神再写了，现在勉强译成，《土之盘筵》亦就此暂且停止。这里虽然说“暂且停止”，实际上到1924年1月17日刊出第十篇《老鼠的会议》后才停止。——不过这是我所喜欢的工作，无论思想变化到怎样，这个工作将来总会有再来着手的日子。因为即使我们已尽了对于一切的义务，然而其中最大的——对于儿童的义务还未曾尽，我们不能不担受了人世一切的苦辛，来给小孩们讲笑话。
我的负债
1924年1月26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荆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在书房学校里我曾有过不少的先生，但于思想及文字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在外边却有几位的文章言论给予我好些感化，为我所不能忘，现在想约略纪述出来，表示我的精神上的负债。
这些先生里边，最早的自然要算光绪年代通称的“康梁”。政变的时候，我才十四岁，住在东南的海边，不懂得什么，到了庚子以后，在南京读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恍然如闻天启；读《饮冰室自由书》，觉得一言一语无不刻骨铭心，永不能忘。这时候的愉快真是极大，至今每望见梁先生还不禁发生感谢之意。康先生的著作老实说不曾多读，《新大陆游记》作者为梁启超，上句说是“康先生的著作”，盖作者误记。还有点记得，但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仿佛觉得他老人家虽是*，同我们后辈到底隔着一段距离，不必等到做“不幸而言中则……”便已觉着有点隔膜了。
其次，我所爱读的，是严几道林琴南两位先生的译书。严先生著书的全部当时都搜集完全，林先生的也搜到光绪末年的出版为止。那时我相信《天演论》的达旨是翻译的正宗，只是非有极大的才学不办，所以只能悬作理想的标准，严先生译《法意》时也就变换方法，我见他对于文义暧昧的地方，译出原意不加附会，却用注说明未详，这个办法我至今还很是佩服。《英文汉诂》一书虽是大体根据马孙等文法编纂而成，在中国英文法书中却是惟一的名著，比无论何种新出文法都要更是学术的，也更有益，而文章的古雅不算在内，——现在的中学生只知道珍重纳思菲尔，实在是可惜的事。我读林先生的译书，从《茶花女遗事》起，以《迦茵小传》时代为顶点，至《拊掌录》前后而逐渐停止。我虽佩服严先生的译法，但是那些都是学术我的负债书，不免有志未逮，见了林先生的史汉笔法的小说，更配胃口，所以它的影响特别的大。我在民国以前译过几篇古文小说，其中有不少林派的字句，现在还约略记得。洪宪的严先生与五四以后的林先生都不是我所敢恭维的了，但在清末，两位先生译述的事业总是不可埋没，因为他们也正是新文学的先驱呵。
我的末了的一个先生，即是章太炎先生。他的自以为专长的政治，我不能赞一辞；他的学问，我也一点都不传授到。但我总觉得受了不少影响，革命前后的文字上的复古或者也是一种，大部分却是在喜欢讲放肆的话，——便是一点所谓章疯子的疯气。我所记得的太炎先生，总是那个样子：在《民报》社的一室里，披发赤膊，上座讲书，学理与诙谐杂出，没有一点规矩和架子。诸大弟子分得他的各门学问，分到我名下的大约只是一篇集内不收的《哀陆军学生文》与“政闻社”开会的记事罢了。换一句话，就是我只学到太炎先生的喜欢讲玩话，喜欢挖苦人的一点脾气，这或者不能说是善学太炎先生者，但受感化总是一样，也不得不承认感谢的。这种影响都是天然的关系，在于人力以外，当时也曾遇到《天义报》时代的刘申叔先生，但是我一毫都不受到他的感化，正如在他的《国粹学报》时代一样；其间只有一件相同的事，便是我的字之拙劣不下于刘先生：不过这是我从小如此，并不是那时才学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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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问题质疑
1951年3月15日刊《翻译通报》2卷3期
署名遐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翻译通报》二卷二期上有周华松先生的一篇《统一译名和拉丁化》，依据鲁迅的“就用原文”的原则，主张将外来语的专门名词和学术名词，写成新文字夹入汉字当中。这里有两点颇有疑问，所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其一，学术名词都用原文，这事可能与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说就用原文，本是指化学原素那些名称而言，那虽然也属于学术名词，却是专名的性质，万国共通的，它只有拉丁名，拿过来可以干脆地应用。若是别的，即使也是拉丁文，如维他命、盘尼西林、赛璐珞、德律风等，据王宗炎先生的《音译和义译》文中所说，已逐渐由音译转为义译，所以要将学术名词都用原文，与这趋势正是背道而驰。自然有些部门如理化医工的术语，是完全专门性质，音译可能比义译适宜，这须得由专家去考虑决定。但是用它那一种原文呢，虽然原语也同出于拉丁，各国有不同的说法，或是只大同小异，而读起来却各有一套，例如心理学这字的原文，英德读音首尾两个就很不一样，那么以那个为凭呢？周先生说统一译名，这事确实是必要，其中当然有音译义译两部分，假如译语纷歧，不便实多，这也并不限于用汉字的中国，如英文中屠格涅夫的音译便有四五样的拼法，所以统一的工作正是当务之急。义译部分自然不用原文了，有如盘尼西林是音译，义译则是青霉素，若是称它作青霉素，又用拉丁字母拼了，那似乎没有什么意思，反不如仍旧称为盘尼西林了。这样归结起来，可以用原文的，第一是化学元素的名字本来是拉丁文，与罗马人名一样，顶不成问题地可以应用（其中金银铁等也不得不用义译了），至于学术名词全用原文，是否适宜，我觉得还有讨论的余地。对于译名这问题，我大体上是赞成王宗炎先生的意见的，他的两篇文章见《翻译通报》第一卷五六两期上。
其二，人地专名，即是专有名词，照例只有音译一法，古来西土译经高僧的名字都有意义，附加义译，但是鸠摩罗什与佛陀耶舍，至今还是这样叫，没有人叫他们童寿与觉明的了。我前回说音译当名从主人（近重阅王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倪海曙先生早有这个主张了），却仍用汉字来写，我承认中国往往有音无字，译来多有牵强，是个缺点，可是没有办法，要理想的彻底的办法并不是没有，但又难以实行，譬如用原文即是。我们姑且将亚洲非洲的民族除外，单说欧洲的，有受东罗马文化的一系，用的是希腊字母以及从这里变化出来的斯拉夫系字母，有受西罗马文化的一系，用的是从希腊变化出来的别样的罗马字母，前者为希腊、苏俄及斯拉夫系各国（波兰捷克除外），后者为西欧各国，加上波兰与捷克，他们也改用拉丁字母了。就只在这个范围内，要用原文，也就很伤脑筋了。第一，这至少要三套字母，即希腊、斯拉夫、拉丁，对于排印者与读者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若是让步，放弃前两套，只留下末了的，结果是牵就了西欧，论理原是不大公平的。至于事实上呢，我们不说匈加利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