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炖，有什么不好呢？用圣贤炖出通俗的味道，就好像用一棵老参炖汤，让经典的营养更为丰富，也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和吸收，又有什么不好呢？
况且，在我们中国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中，无论在朝在野，孔子的《论语》从来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道德心魂的结晶和支柱。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我们民族的泛宗教或准宗教，西方社会的人们遇到疑惑的时候，可以手捧一本圣经，寻找心灵的解脱；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对生活和生命进行追问的时候让《论语》也可以温暖在手中呢？
于丹说：“孔子和《论语》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人人心中有。”我觉得她说的对，以《论语》来炖一锅心灵的鸡汤，也许不可能是十全大补，也不可能解决现实中人们心中所有的困惑和问题，但是它因为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曾经通过历史在我们民族的血脉的延续中，渗透在我们的心里。那么，这样的心灵鸡汤，起码针对当下慰藉人们焦灼干渴的心灵，不是正逢其时吗？还有什么比孔子这一我们民族所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更合适的呢？
非常有意思的是，对于丹教授讲《论语》，欢迎者大多为大众（所以《论语心得》才会一下子销售近百万册），而持怀疑和反对态度者，一般为所谓知识精英。刻意强调学者……读者……普通百姓关系的疏远，是这样的精英的一种思维态势。似乎学者就应该是关在书斋里青灯黄卷本份钻研，读者就应该读他深奥的书而不必见他的人，尤其不要见于丹这样的教授在电视这样只能是超女亮相的媒体上神采飞扬的出现。普通百姓天生就应该和学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没必要让喝惯了自来水和杂碎汤的胃，去饮一杯加了冰块的鸡尾酒。
如此精英和大众对立的心态和思维，和把孔子的《论语》的经典与通俗的心灵鸡汤的对立起来，是一样的，是对称在公共心态和精神天地的两极。于是，才会在出现了对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的非议之后，重蹈覆辙，接着非议于丹讲《论语》。这已经构成了近日最有意思的一种文化现象。
其实，文化的多元化才能够维护社会的和谐，满足人们心理多方位的需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待于丹，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于丹出现才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教授调整姿态，把握机会，将原本在象牙塔里青灯黄卷搞的传统的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相结合，普及大众，惠及大众。经典的深入和深刻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需要的，但经典的束之高阁保持完整性是没有意义的，经典被利用才有其终极的意义。因此，像于丹教授在紧张的大学教书之余，利用休息时间，进行通俗或于丹教授自己戏言的对经典“庸俗”的解读，以孔子的《论语》为原料，为大众炖出的心灵鸡汤越来越多，大众选择也就越来越多，营养的来源也就越来越丰富，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