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特与桑塔格关系恶化后，在给一个朋友写信时，他厉声喝道：“你竟敢说‘你的朋友S·桑塔格’？你这卑鄙小人，她是我的敌人！她是大家的敌人！她就是敌人！”
奥齐克的文章提到切斯特未完成的长篇——《脚》——已发表的部分时，间接地涉及到桑塔格。这个残片包含了把他的文友写进小说的内容。比如，保罗·鲍尔斯变成了彼得·普拉特。奥齐克也提到玛丽·蒙黛，但没有明确指出其生活原型，其实显然是桑塔格，她的姓在德语里指星期天。 奥齐克指出，在《脚》里，玛丽·蒙黛有个酷似她的人，同名同姓，也叫玛丽·蒙黛。切斯特在信里将桑塔格描写成具有双重人格者（高贵的文人和“玩世不恭的*”）。桑塔格后来写了个题为《假人》（ “ The Dummy ” ）的短篇，有着同样大胆的构思：一个人有第二自我，别人能够看到他在过一种生活；而同时，这个自我的原身可以过着完全是另一番模样的生活。
一九七0年，切斯特在以色列去世。那些认识他的人对他有生动的记忆，因为他始终有棱有角，动辄大发雷霆。他从未变得老成过。奥齐克得出结论说，他一辈子“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了文学”。
一九五八年，对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和哈丽雅特·索姆斯来说，桑塔格似乎还是个纯朴的少妇。但是，桑塔格已经在研究安德烈·布勒东及其超现实主义同仁；这些人对艺术家这个人物，即作品背后的创造者感兴趣。他们为桑塔格提供了与瓦尔特·佩特和奥斯卡·王尔德之间的联结；这些作家她在芝加哥的时候和内德·罗森海姆讨论过，他们创造出一种与美学个性观无法分离的风格。对布勒东来说，“作者与作品是捆绑在一起的，无法分开……艺术家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
在战争一结束的岁月里，与生活在巴黎的其他美国人相比，桑塔格更深地浸润于法国思想界和电影界。像诺曼·梅勒和詹姆斯·琼斯这样的小说家当然也与法国作家交朋友，并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获益匪浅，但是，桑塔格实际上是惟一一个努力在那里讲着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和影评人语言的美国人。她引发了法国思想界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趣，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美学观，此观点打破了由德怀特·麦克唐纳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这样的美国评论家提出的雅文化与俗文化的范畴。六十年代，她动笔写她那些标志性论文的时候，把欧陆的复杂带进了美国评论界，改变了思想和文化争论的表达方式。她的前辈（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文学、历史和一般文化讨论的范围里，而桑塔格则表现出对所有艺术门类的了解；这得益于她那训练有素的哲学头脑，这种头脑为她所谓的“新感受力”而辩护。她把她讨论文学经典的严肃认真劲儿也带进对当代一些领域的讨论之中。
但是，桑塔格着迷的法国风不只是思想层面的东西。恰恰相反，她看到了像路易·阿拉贡和安德烈·马尔罗这样的作家是在怎样一丝不苟地润色他们的形象并创造出一种神秘色彩的。在阿拉贡和布勒东这些作家身上，她看到了先锋艺术家是如何吸收左翼政治，使得有关艺术家形象的一切看上去都是进步的、无畏的，尽管比如共产党与超现实主义者之间断断续续的联合是荒谬的，注定要化为泡影。这没关系。那种想法，即艺术家立场鲜明、全面参与的纯精神理念，让桑塔格激动不已。于是，任何矛盾的、自我挫败的行为一概可以谅解。
一九五八年在法国，桑塔格亲眼目睹了一个由作家、思想家和电影人组成、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关系密切的小团体。他们属于精英阶层，为她期待达到的状态树立起一个榜样。尽管不断与丈夫有书信往还，也能想象与他分享她远在法国的时光，但是，她此时的婚姻生活，正如她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太风平浪静了。临近一九五八年年底的时候，她决定回国，告诉她坚定而可靠的丈夫，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铸就成功（1）
（一九五九 —— 一九六一）
桑塔格回国，里夫到机场去接。他们拥抱。他们朝车子走过去。他车子尚未发动起来，她便提出了离婚。他们坐着，他们哭了。结束了。
里夫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是个比较极端的人，表现得就像柯尔律治笔下对参加婚礼的宾客述说着自己的痛苦的古舟子。他的内心似乎在滴血。哈佛大学的丹尼尔·阿伦教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安慰他这位同事。里夫在其弗洛伊德论著的后几次再版中，都把桑塔格的名字从鸣谢名单中删除了。
桑塔格二十六岁时从里夫父母手上要回了六岁大的大卫，一九五九年元旦带他抵达纽约。她记得，当时仅有两只箱子和七十美元。“我激动万分。我就像《三姐妹》中渴望去莫斯科的艾琳娜一样。心里能想的就是纽约！纽约！”
在欧洲，桑塔格的博士论文没写多少。她向资助者全美大学妇女联合会报告了这一情况，感谢联合会对她的研究年所给予的支持，“对我来讲，这是很有价值的一年，或许是我学术生涯中最珍贵的一年；”同时，也感谢她们对女学者的支持。她的博士论文“断了的线头得回过头去接上”。她说要很快写完博士论文，可她终究没能完成。
独自一人，桑塔格得马上找个栖身之处（她在韦斯滕德街三百五十号一栋二居室小公寓住下），还得找份工作。头半年，她在《评论杂志》找到一个编辑的职位，生活得以支撑下来。她脑子聪明，长相漂亮，给那里一位叫马丁·格林伯格的编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格林伯格也清楚，这对桑塔格而言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活儿，她很快就要写作，动笔写第一本小说。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有次来访编辑部，格林伯格把桑塔格指给他看。克雷默一眼望过去，看到一个非常迷人的年轻女郎身穿居家棉布衣衫，就是他母亲穿了洗碗的那种。单调却别有风韵。尽管《评论杂志》的编辑穿着并不时尚，但穿得还算讲究，而这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却穿便装。克雷默说：“这几乎显得有点儿矫情。”
从一开始，桑塔格就做着许多有志青年作家在纽约做的事情。她在“所有的派对、乱七八糟的派对”上游弋，寻找新面孔。偶尔，理查德·霍华德会陪她去。霍华德是一位集法国文学爱好者、翻译家、诗人、评论家于一身的人，是一个在文学界玩弄权术、追名逐利之徒。他也是个同性恋，有着杜鲁门·卡波特那样的对竞争作出估计的能力。你还别说，罗伯特·吉拉德真拍到过他像卡波特那样疲惫不堪的照片：霍华德四仰八叉，一只纽约的“文学猫”，看上去却要比卡波特凶猛，他似乎不那么*，却更狡猾，也更有自控能力。
对桑塔格来说，在纽约的头一年半是充满活力的，也是可怕的。她以《希波赖特之梦》为书名的小说进展迅速；她逐渐结识了许多纽约文人；她像其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在大都市穿街走巷，探幽揽胜。她得为大卫整个家，她得拼命干活，养活儿子。她不愿从里夫那里接受什么孩子抚养费或离婚赡养费，尽管根据加州社区财产法，她有权得到这两笔钱；她是在加州向当时在斯坦福的里夫提出离婚诉讼的。她的律师对她讲，他还从未碰到过一个代理人会放弃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桑塔格在发表独立宣言，她决心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铸就成功（2）
一九五九——一九六0学年，桑塔格在位于布朗克斯维尔的萨拉·劳伦斯学院和城市学院找到了工作，教哲学。正如西蒙·克莱因——她在康涅狄克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位朋友——所注意到的，这种折磨人的生活让她时不时形容憔悴。但是，克莱因倒不妨引用阿尔弗雷德·切斯特说过的一句话：“试图找到路，找到自己的路，吃点苦来苦也甜。”
为了得到指点，桑塔格找到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和哈丽雅特·索姆斯。阿尔弗雷德一九五九年二月已从巴黎回到纽约，哈丽雅特那年夏天正好呆在桑塔格在韦斯滕德街的公寓。桑塔格为哈丽雅特接风。哈丽雅特记得自己“醉疯掉了”，跳舞的时候摔倒在拼木地板上，脸朝下直挺挺地倒下，鼻梁骨都摔断了。苏珊立即把哈丽雅特送到圣路加医院急诊室，聚会就此结束。
为哈丽雅特接风标志着桑塔格日后非常珍视的一场恋爱的戏剧性开场。哈丽雅特把苏珊介绍给了玛丽亚·艾琳·福恩斯，她是哈丽雅特在巴黎的情人，也是阿尔弗雷特·切斯特钟爱的朋友，福恩斯一九五八年初从巴黎回到纽约。“短短的黑发衬映出漂亮的皮肤，脸上略有雀斑，褐色眼睛里流露出堪称坦率的神情，”娇小的福恩斯将自己的心思闷在肚子里，不让人知道。她一九三0年生于古巴，一九四五年随母亲移民美国。十九岁那年，她认为自己是个画家，便于一九五四年远赴欧洲，追寻自己的艺术之梦；像桑塔格一样，她也沉浸在电影之中。接着，她在巴黎看了《等待戈多》，便立志当剧作家，说她宁可讲话，不要看书。桑塔格自然喜欢她所谓的福恩斯代表的“自学成才”，也喜欢她那令人惊讶的“既纤巧又随性的”风度。她“可以在茶会上讲脏话……也没有人讲她不是淑女。” 有人可能认为这个活泼可爱、甚至惹人怜爱的女人水性杨花——终于有一天，一个色鬼尖叫起来，“举着一只血淋淋的手，上面留有牙印——艾琳的牙印”（这显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在格林尼治村的事情）。
像桑塔格一样，福恩斯身上洋溢出一种“戏剧性的美”（诗人爱德华·菲尔德语）。“她有着圣母马利亚那样充满热情的大眼睛。”桑塔格到巴黎之前，福恩斯和哈丽雅特在塞纳街上的普瓦都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