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只能从看到的各种形象中做出选择，这些形象的卖点是可以彼此替代，但实际上却只是彼此的另一个侧面。候选人认为选民的“政治”需求能被专家所设计。专家则认为所有候选人都不过是彼此的修订版本，惟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公众形象。对两者而言，政治竞赛的最终模式不是拳击场，而是消费品流行品牌间的广告战，除了在消费者身上人工制造出的需要之外，没有任何称得上核心的不同。这种策略是直接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争夺市场份额的巨人之战中借鉴过来的。
消费者——亦被称作选民——从未被给予停下来思考或直面他们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可能性的机会。可口可乐的哲学坚持要你永不承认游戏对你来说已经结束，或者已经改变。它坚持要你继续玩下去，因为比输掉更糟的是选择退出，或者坦陈你的需求可能或者也许已经变得如此不同，以致游戏对你来说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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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可口可乐的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社会哲学。那些油滑地谈论可口可乐文化颠覆其他“优越”文化的人，对可口可乐文化的诉求一无所知。当市场或广告策略需要的时候，可口可乐很乐于承认这种优越性，因为这不啻于邀请别人在自己的游戏中贬损自己。日本可以被称为世界经济的百事可乐，因为它证明了可口可乐是可以被“战胜”的，只要你诚心加入这个游戏并且认识到真正的战役是在电视上，在我们的客厅，在我们的内心。它还表明，正如远东经济五小龙在崩溃之前所做的一样，你只有自我革新，去经受在自己的领地上与可口可乐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有可能获胜。
俄罗斯社会科学家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Primakov）院士，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似乎对在杜塞尔多夫发生的事感到惊讶：麦当劳雇佣的人手超过钢铁业，可口可乐缴的税比克虏伯公司还要多。作为一位老派马克思主义学者，他未能体会到大众文化不仅仅是理智的政治学，还是理性的经济学，挑战大众文化已然是挑战理智和理性。如能奢侈地挑战大众文化，你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超级的消费世界，还有规范和理性知识的世界。︴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许多年前，当可口可乐作为科学和文化上的一项新发明开始它在时间长廊上的旅程时，人们断言其成分里含有可卡因。如果是真的，那么有人可能会把这段历史解读为企业贪婪和不道德的典范，从而证明可口可乐公司是多么地不把消费者放在心上。而我有不同的解读——这说明企业本身对它在全球性文化中所释放的产品是多么不了解。公司遵循着19世纪资本主义的信条，售卖致人上瘾的东西来维持客源，人为制造出人们对产品的刚性需求。它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推销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先锋。它不知道，即使不用生理上的致瘾成分，它也已经生产出了文化上致瘾的佳酿，足以确保它能有任何走私贩和毒贩都想要的那种刚性需求。
在已开始吞噬那些暴露在媒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南方世界城市的大众文化之中，可口可乐是个认识论而非本体论的命题。与其说它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方式；甚至可能是一种颠覆其他梦想的梦想方式。
（翻译：卢隽婷校订：陈韵）
第5节；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
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
关于印度两种早期后民族主义论调的姗姗来迟的讣告1
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用与其它意识形态一样的方式配置于人类性格中。它在殖民时期作为民族国家的配件，骑在肩上进入亚非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非特定的情感，围绕人类和好些其它种类生物共通的领地形态而产生。这一未被承认的差异是对印度国父甘地的传统民族主义和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对民族主义的全面拒绝这两者的激烈批评的核心。
维奈拉尔VinayLal（1920年3月25日2000年8月11日），印度甘地主义者、自由战士。告诉我们，印度人是根深蒂固的纪录追求者。2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未从其他国家收到过这么多的认证申请——至少有十分之一的申请都是从印度发来的，有一些还真破了纪录，其中有22年来始终站在村里路边同一地点的静默虔诚的人，也有为了创造微书纪录而在一颗大米上写下1314个字的人。3奇怪的是，恰恰有一项独特的纪录印度人竟没有去申请。在民族国家存在的这350年历史中，它有一项无与伦比的成就，而且只要民族国家的体系继续存在，这项纪录就不可能被打破。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公认的印度民族诗人，印度国歌JanaGanaMana（直译：印度晨歌）的词曲作者，印度的另一首国歌，由班金齐德拉查杜柏提BankimChandraChattopadhyay（18381894），孟加拉作家、诗人和记者，被认为是孟加拉和印度文学复兴的关键人物。作词的BandeMataram（英语直译：母亲，我向您鞠躬）的作曲。同时也是孟加拉国国歌的词曲作者。最近几年，反印情绪在孟加拉国有所增长，而该国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也在萌芽之中，这种运动仇视任何印度或者印度教的东西。不过，就我所掌握的情况，目前还没有任何声音出来反对泰戈尔所创作的国歌。这还不是全部。泰戈尔还为斯里兰卡的国歌谱曲，虽然歌词不是他写的。同样的，斯里兰卡人可能和印度这个国家也不总能愉快相处，但他们似乎和印度的民族诗人却很融洽。
泰戈尔并非特例；与之类似的，还有其他没那么戏剧化的例子。在这里我要提一下一首歌SareJahanseAccha（直译：高于全世界），这是民族诗人、巴基斯坦国父之一的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ohammadIqbal，18731938）谱写的。这首歌是印度陆军主要的行军歌曲——甚至在同巴基斯坦军队作战的时候也唱这支。很明显，在南亚，“领土（territoriality）”和“民族文化”的概念在操作中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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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泰戈尔成为了一名泛亚洲英雄。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人，而且他获奖时殖民主义正如日中天。这一点很重要。1916年，当一战在欧洲正如火如荼之时，泰戈尔第一次去日本作巡回演讲。在他抵达神户时，日本人非常热情地欢迎了他。在有些地方，他受到如前来国事访问的君王一般的礼遇，他的动向被日本一些报纸的头版所报道。不幸的是，泰戈尔所做的一部分演讲是关于民族主义的。今天，这些演讲可能不会被视为多么激进和令人不安；有些观点现在听来已经耳熟能详，尽管有些看来还是非常新鲜和富有煽动力。4但没有一个观点是会把东京湾点燃的。然而，当时日本人正处在一种相当狂乱的民族主义剧痛之中，而泰戈尔对民族主义的批评令他们感到极度不安。演讲里不仅有对民族主义激发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严厉控诉，还有针对日本新近打造的将自身置于欧洲或民族主义思想之中心的这种政治面貌的暗讽。泰戈尔坚持认为，日本的危险之处“不在于模仿西方的外在特征，而是把西方民族主义的原动力当成她自己的来接受”。5大部分日本报刊和知识分子都感到气愤难堪，而把演讲的内容解释为一个来自于被击败的文明的诗人的东拉西扯（正如泰戈尔在1924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出于另一类原因，某些中国人所做的一样）。仰仗日本不久前获得的帝国光辉以及成为新的全球强国的胜利，这些人把泰戈尔当做是眼中钉肉中刺。泰戈尔抵达东京火车站时，曾受到数千群众的欢迎；而当他离开日本的时候，据说，只有一个人来送别——接待他的主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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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民族主义在殖民时期印度也并不短缺。许多印度人也觉得泰戈尔的行为奇怪，虽然还不至于觉得他无法解释或出人意料。他们对诗人的反应在很多方面与他在日中两国受到的反应相容。7他已经因为反对民族主义暴力而引起了死硬派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敌视；他们都准备好了听泰戈尔说出最严重的话来。他的三本小说，《戈拉》（Gora；1909年），《家庭与世界》（GhareBaire；1916年）和《四章》（CharAdhyay；1934年），被视为对锋芒毕露的、男性气质的民族主义的直接攻击。它们伤害了许多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而必须吞咽这些书的读者的感情。因为，吊诡的是，泰戈尔已经是印度非官方的民族诗人了。他不仅写下了数百首爱国主义歌曲，这些歌还鼓舞了许多印度的自由斗士——从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到那些承受警察的警棍和子弹的卑微的志愿者和抗议者。即使在监狱里，许多自由斗士也高唱泰戈尔的歌曲来保存士气。
***
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矛盾。有两条线索可以告诉我们，泰戈尔是如何使他的两个自我在作品里和解的。第一，在他的孟加拉语作品中，泰戈尔用了差不多12到15种语汇来表达一个人对他国家的爱——从“deshabhiman”和“swadeshprem”到“deshbhakti”和“Swadeshchetana”。但他没有用其中的任何一个来作为“民族主义”的翻译或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