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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比，在悲观者眼里是不平等的竞争局面，但在乐观者眼里则到处都是机会。在张维功看来，这是学习的时机。
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之时，张维功已经从经营者转向了监管者，从之前他的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他正在中国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的职位上。出于对保险业强烈的职业兴趣以及产业人的本能，在2001年，张维功就带领南京特派办的骨干人员及各主要保险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到入驻上海的外资友邦、美亚两家保险公司进行调研，并形成了相应的调研报告。友邦、美亚都是AIG旗下子公司，国内保险业对它们知之甚少。事实上，它们在全球的经营管理经验非常值得研究。当时参加调研的人回忆的另外一个细节是，在与友邦、美亚、平安等保险公司交流结束后，他们还与时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长的王国良长谈至深夜。由此看来，对于一个做了十几年国有企业、保险监督官员的张维功而言，对保险行业特别是外资保险公司、股份制保险公司的了解和掌握不仅仅是监管能力的有益积累，很可能也为创建阳光保险间接地做了必要的准备。
阳光的种子（4）
作为监管者的张维功，对于国内保险业在21世纪的整个动向洞若观火。
在整个中国国内，保险作为一个产业在计划经济时期被取消。改革开放后，因为市场经济的内生要求，政府于1996年发放了5张保险企业牌照，此后陆续允许生命人寿等4家公司筹建，之后便再无一家保险公司得到审批。
其中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也冲晕了保险公司的头脑。由于监管落后，无人管教、无法可循的保险公司，盲目投资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甚至委托贷款。当年海南房地产的泡沫中，亦有保险资金的部分“功劳”。宏观调控急刹车之后，最终导致较大数量的不良资产。惨痛的教训，让管理者变得异常谨慎。
而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则是，之所以迟迟没有发放牌照，是为了让1996年前后成立的几家公司迅速长大，增强它们的竞争力。
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是开放推动了改革。国外保险业庞大的现状和它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使得监管层对加强国内保险业发展有了更高的认识。因此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的开放加速了国内自身的改革。张维功认为中资保险公司的机会来了，当然，他本人以更为有效率的方式服务社会的机会也来了。
对市场更进一步深入的认识，来自于作为监管者的张维功与业内的广泛交流。几年来，在与国内外业界人士接触时，张维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跨国保险巨头都普遍看好中国的保险市场，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很有发展潜力的市场。然而，国内许多业界人士则大都感觉到：“业务太不好做了。”
中国保险市场的保费平均一年的增长率高达30％左右，不但保险密度大大低于发达的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因此 “业务不好做”的结论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得出的。因此，这种结论的背后也许是因为国内公司制定的“计划目标太高”从而导致“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结果；也许是属于“围城现象”——“老外”只看到了“增长率”，于是就“武断”地推测出中国市场的“蛋糕无比大”的结论，而里面的人只看到了“市场的残酷竞争”，于是就达成了“蛋糕不够分”的共识。
事实上，决定保险业的发展有很多变量。如果把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文化习俗等定义为影响其发展的内生变量，那么在一个时期内，内生变量是大体恒定的，而制度、政策等则为外生变量。在内生变量基本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外生变量对产业的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1958年，因为政治原因，中国停办了保险业，导致商业保险中断达20年之久，这段历史就可以折射出制度、政策等外生变量对产业发展影响的重要性。
从制度、政策等这些外生变量的角度来看，张维功认为中国的保险业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带来了四次比较大的发展机遇。
第一次发展机遇发生在1979年，当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恢复办理企业财产保险的联合通知》，这一通知可以看做是保险业的“解禁令”，从此中国保险业挣脱了体制的束缚，开始了第一个春天。
1992年，*南方讲话后，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保险业也迎来了第二次发展的机遇，开始了对外开放，并且被放在了整个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的地位，由此保险业充分利用“开放倒逼改革”所带来的机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阳光的种子（5）
第三次机遇是1998年，此前保险监管部门属中国人民银行管理，这一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虽然此时的保监会还属于副部级单位，但是这一监管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体现了国务院对保险业的高度重视，由此进一步明确了保险业作为三大金融机构之一的独立地位。
第四次机遇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后十多天里，保监会就立即批准了诸多外资保险企业入华。监管部门通过竞争主体的增加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的引入，使得参与“游戏”的各个主体都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来行事，由此为建立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垄断、保护、不公平因素，增强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为提高市场效率提供了前提条件。
2004年年初中国保监会启动了批设新公司的程序之时，当时申报的产险、寿险公司总计50多家。
在急速的河流岸边制定游戏规则固然重要，而且也有强烈的成就感，但是跳到河里游泳、参加比赛拿冠军更加刺激。
一方是缺乏“智本”，一方是需求资本，正所谓“可遇而不可求”。当张维功和投资者相遇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
张维功决定“下海”。
“中国保监会系统最年轻的局长辞官从商了！”2004年5月，这个消息在中国保险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虽说从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官员下海经商已经成为平常事了，但是，在保险监管系统的正局级干部中辞职下海，张维功还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张维功和阳光保险的原始团队之所以会陷入困境，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那种理想主义色彩太过耀眼。
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不二人选，张维功和他的团队对于公司股东早期的作用特别大。
因为张维功的经历，他一直处于监管层的视野之中，是一个有为的干部，深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于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获得政府牌照，都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看到的是，保险作为金融的一部分没有开放，正是因为早期保险公司在投资上的不理性，这对金融产业来说是致命的。因此在开放之初获得牌照方面，这个团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而同时，保险业是一个与社会接触面极广的行业。正如龙永图所言，保险业是成熟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而且涉及到精算、营销、品牌、运营等多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张维功团队中的成员，都是在这些领域拥有多年经验的人才。因此未来在保险公司获得牌照之后，可以迅速展开运营。在中资保险机构开放之后企业迅速获得相对优势，张维功和其团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此，投资者和作为经理人的张维功团队对于未来，都是信心满满。张维功辞职之后，投资方给了张维功相当于数千万元的股权，筹建地点确定在北京长安街上一家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五星级饭店，距离天安门广场仅3千米；连行政用车都已经准备完毕，就等牌照到手，公司即可开张。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在张维功与投资方最后一轮沟通时，骤然停顿。甚至团队中几名正在准备赶赴北京的成员，都得到了暂缓来京的通知。
这是为什么？
因为张维功感觉到了异常。
首先，投资方通过一系列的幕后操作，形成了隐性单一大股东控股的局面。这不仅使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张维功团队可能会在未来的运作中处于被动局面，更重要的是，这种隐性操作不符合监管要求。这样，不仅会使张维功在监管部门透支自己的信用，而且还会为未来的运营埋下很深的阴影。保险作为金融产业的一个分支，本来就是信用的一个标杆，而推动过江苏省整个保险业信用改革的张维功，更是无法面对这样一个局面。
阳光的种子（6）
其次，由于投资方对于金融产业的认识不高，对于短期赢利的要求超过了保险业的本身可能，这是张维功无法接受的第二个原因。在张维功的内心中，未来自己运营的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大公司，因此有一段投入期和产出期之间的间隔。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时间差决定了公司的规模和未来持续经营的可能。对于短期赢利的追逐，会影响属于金融产业的保险公司的运营。
金融产业的这种特性，可以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以保险业为例，客户因为要避免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而向保险公司交出一笔保险金，保险公司则因为大量面临同样风险的客户投保而获得巨大存量的资金。但这些现金的调用和保存是有规律的，是基于高度精确的计算而定。因为客户未来在面临风险变成现实的金钱损失时，保险公司必须及时、有效地支付客户的赔款，起到保障的作用。如果为了追求短期赢利而扩大风险或大股东控制公司挪用资金，则可能导致风险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