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会去务农，大夫家长不建造修绪房屋，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妨害。大夫溺爱的子女和懒汉不再愉撤i那么原有的田地就不会荒芜。农业生产不受到妨害，农民更加努力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8226；
提高酒、肉的价格，加重对酒、肉的税收，使税额是它成本的十倍，这样的话。那么卖酒，肉的商人会减少，农民就不可能再嗜酒畅饮。大臣也就不能再荒废政事而大吃大喝，商人减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农民不能嗜酒畅饮，那么从事农业生产也就不会懈怠。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务就不会积压，国君不会有错误措施．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放松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
加重刑罚．并使联保组织中的人连同罪人一起受到惩处，那么心胸狭隘、性情急躁的人就不敢再斗殴打架．凶暴蛮横、强悍刚烈的人就不敢再争吵辩嘴，懈怠倔俏的人就不敢再游手好闲，挥霍钱财的人就不会出现，用花言巧语来阿谀奉承而存心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要花招了。这五种人不存在于国内，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
使民众不得擅自搬迁，那么他们就会愚昧无知。民众愚昧无知而安土置迁，那么思惑农民的人就无法施展其伎俩而没有什么地方再能混饭吃，那就必定全去务农。愚昧无知、见异思迁的人都能一心一意地务农，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而愚昧无知，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制订颁布有关嫡长子以外的贵族子弟负担谣役的法令，按照辈份让他们服役．并且提高他们免除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称量粮食的官吏那里取得口粮，但取得口粮时必须合乎一定的标准。由于不可能逃避徭役，而大官还不一定能当得上，所以这些贵族子弟就不可能周游四方去侍奉豪门权贵，那么就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命令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准有子女；又命令其中的商人，让他们每人都给自己所在的部队供应好兵器，使他们时刻注意军队的战斗动员情况，又使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准有私下运输粮食的人。这样的话，那么私通的谋划就无法搞到隐藏的场所，偷运粮食的人就不能私下贮藏，轻浮懒惰的人就不会到军队内部的集市上去活动。偷运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售，输送军粮的人一律出公家派出，轻浮懒惰的人不到军队内部的市场上去活动，那么农民就不会到处游荡，国家的粮食也就不会破费。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
各县的政治措施必须一个样子，那么调职升迁的官吏就不能美化自己，接替的官吏就不敢改变国家所统一的制度，由于犯了错误而被罢免的官吏也就不能隐瞒他的错误行为。官吏的错误行为不能隐瞒，那么当官的就没有邪恶的人了。升迁的官吏不能美化自己．接替的官吏不敢改变制度，那么从属官员就可以减少而农民就不会有过重的负担。官吏没有邪恶的行为，那么农民就不会四出奔走逃避他们，农民不四出奔专，那么农业就不会遭到破坏。从属官员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农民没有过重的负担，那么务农的时间就多了。务农的时间多了，征收的赋税不多，农业不遇到破坏，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加重关口、集市上的商品税．那么农民就不愿意经商，商人就会有怀疑松劲的思想。农民不愿意军商，商人顾虑重重而做得经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按照商人家中的人数来向商人摊派徭役．使他们家中劈柴的、赶车的、服役的、当撞仆的种种家丁必须到官府登记注册，并按照名册应役，那么农民就安闲，而商人就劳苦。农民安逸，那么良田就不会荒芜；商人劳苦，那么那些往来赠送的礼物，就不会运到各县，这样的话，那么农民就不会挨饿，办事也不会再搞什么送礼之类的礼仪客套。农民不忍饥挨饿，办事又不搞什么礼仪客套，那么他们
对于公家的工作就一定会积极从事，而私人的事情也不会荒废．这样，农业方面的事情就一定能优先搞好。农业方面的事情一定能优先搞好，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这些仅是商君书上关于加强开荒的记载。其他的东西更多了，不能一一表述。法家的规定细致到指导农民如何种地，用什么样的工具，怎么用，违反规定有什么惩罚。但大体上主要是重农抑商，轻刑重判，控制人口流动，抑制各种文化艺术，打击其他学派，均贫富，控制各种言论，强化税收使人民只得到基本生活保障，使国家富裕而发动战争，商鞅认为国家富裕而不从事战争，那么苟且偷安的风气会流行，就会产生享乐和*，国家就会衰弱。商鞅给军队定的法律是：士兵在战场上杀一个敌人并带回首级的，赏赐爵位一级，想当官的为五十石（粮食供应，吃皇粮）之官，杀两个敌人，赏赐爵位二级，想当官的为一百石之官。处罚：五个战士一组为伍，一个逃跑，其他四人要受到处罚。百人的将官，五人的屯长，没有在战斗中得到敌人的头就要被砍头处死。战士违命，则本人处死，父母、兄弟、妻子连坐。还规定：如果战士在战场上战死，所得到的爵位和待遇由儿子继承。所以战场上秦兵不畏死，还经常发生为了争夺敌人头颅械斗。对将领也有规定：大将的军队如果能在战斗中获取八千敌人的首级才能算达标，否则降级处理。
在商鞅的治理下，秦国国富（民不富）兵强，每一个人包括各级官吏在内都尊纪守法，士兵拼死作战，秦军以残暴而著称（军法规定的啊，秦军士兵也没办法），后来出现坑杀40万赵军不足为奇。后期的秦军规模达到百万之多（那时侯秦国才500万人口，刨去老人、儿童、妇女还有多少？这些人要吃要喝，要衣服武器铠甲，要战车，马匹，后勤物资要保障），这对于秦国的国力是一个考验，可以说，没有商鞅变法就没有后来的秦朝。从出土的文物来看，秦军的武器装备也非常精良，百万人的武器装备啊，每一把秦剑上（青铜剑）都刻有制造工匠的名字，工场厂长的名字，负责官员的名字。这可不是刻上去炫耀的，是出了问题杀谁头的死亡标记。所以秦军的武器整齐划一，就象一个摸子里做出来的，当年工场的规模，制度化的管理直到今天也是令人称奇的。象战国后期的这种全民总动员式的战争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后来的对外战争，国内农民起义尽管规模也很大，但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正规军全面动员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也基本上没有再现，直到1千多年后的欧洲才出现。
秦孝公死后，商鞅被杀，不过秦孝公的儿子虽然杀了商鞅，但任用同为法家的公孙衍，法家的制度得到延续，后来的法家人物如韩非、李斯都在秦国做官，最后秦国一统中国并开疆到岭南（广东、广西）。
欧洲人称法家为法西斯主义，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国家在经济上占有绝对支配地位，限制言论自由和人口自由流动，鼓励和倡导战争等。其实就我看来，不管是法西斯德国，还是当时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还是远在2000年前的秦国，都实施了一种战时经济，一战，二战时期的各个主要参战国都是这样。在战国后期日益残酷的竞争中，秦国实施法家的政策是一种必然，战国时代的其他各国或多或少都实施了这种政策，只是由于国内士大夫阶层的阻扰才没有实施得那么彻底，秦国统一中国成了一种必然，中国历史进入皇权时代，皇权时代的主要特点是“阳儒阴法”，此处所言的“阳儒阴法”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以儒家的理论提出而实践上为法家的主张，其中有“儒家化”的法家，也有“法家化”的儒家。二为在政治上以儒家掌“教化”，而以法家掌“吏治”。故儒家“言”，而法家“行”。三在意识形态上，提倡儒家的理想，而在现实政治上实行法家的制度。就其原因是：法家指出了人性本恶，但是又维护君权，强化君权，强调君主是唯一合法的统治者，如果君主也是本恶的话，法家的理论就要招到质疑。儒家的本善理论可以从这个方面指出君主是本善的，是绝对正确的。所以皇权社会采用阳儒阴法的办法治理社会，不但从理论上解释得通，而且在实际上也很实用。用了很多笔墨写法家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但影响了战国，秦朝，而且对中国整个历史起到的作用不亚于儒家，但却被人们忽略，希望大家能对法家有新的认识。
最后还有个阴阳家，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便是以"；阴阳消息，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其基本思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学说是在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温凉等运动变化中一分二的结果，这样就抽象来"；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它也是关于宇宙社会属性及其变化规律的范畴系统。阴阳家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自然哲学思想，阴阳家理论来自上古，一直流传，被诸多学派借用。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道教的阴阳鱼就来自这一理论，儒教也把阴阳五行理论用做他的自然哲学思想。
春秋战国就写完了，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办教育对这一时期的影响，后来的人把他称为圣人不是没有根据的，经过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真正的成形了，后来的人再叫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