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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父亲只有17岁，在亲友介绍下，先到了上海，考进孙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就读。这期间，他试着写了两个短篇小说投到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收到主编恽铁樵的亲笔信，表示可以刊载。父亲欣喜若狂，虽然不知何故，一年、二年，一直等到十年后恽铁樵离开《小说月报》，稿子也未见登出，但这对父亲最终走向文学生涯，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这次投稿中署名“愁花恨水生”，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很多兴趣和猜测，其实就来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
人生长恨水长东（2）
1913年，因时局不定，蒙藏垦殖学校解散，父亲再次失学。后被他的堂兄介绍到著名话剧艺术家李君磐和陈大悲主持的“文明进化团”，做一些文字宣传，也曾粉墨登场，上台演过戏。此后父亲又参加了苏州的“民兴社”，结识了刘半农等许多新朋友。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极为有益。
1919年秋，父亲北上，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北京。他最初心愿是想到北大当旁听生，但先要解决谋生问题。有一天父亲一位同乡来访，随手带走了父亲闲时填的一阕《念奴娇》，而这个词又恰巧被后来成为报业巨子的成舍我看到，其中“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之句让他大为倾倒，由此两人结识＇1＇。1924年，成舍我要父亲在他创立的北京《世界晚报》中负责文艺副刊，父亲对这份工作格外用心，所谓“呕心沥血”也不夸张。因为是初办，外稿不多，初期的《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等，全是他一人包了，也颇受读者好评。
父亲那时同时兼几份工作，在《益世报》当编辑、《世界日报》上撰稿，每份稿费上他写着祖母、叔叔等不同人的名字，就为了克制自己不花钱。他对祖母极孝顺，在写《金粉世家》时，知道祖母喜欢这部小说，不管多忙，他每日把报上的连载，亲自读给祖母听。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从四川回到安徽老家，在看到祖母的一刹那，父亲跳下人力车，不顾土路的肮脏，50多岁的人扑通一声就远远跪下来，笑声、哭声混成一片？？
《春明外史》是父亲在此期间撰写的第一部百万字的长篇连载小说，也是29岁的父亲的成名作。这部小说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待着当日报纸，以先睹为快。如此景象长达5年之久。“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
黄金时代
如果说《春明外史》让父亲在文学殿堂初露头角，《金粉世家》则让他牢牢坐在了殿堂里的金交椅上。《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开始在《世界日报》连载，持续5年之久。这部小说再次引起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出现了许多《金粉世家》迷。有人评价这部小说是“民国红楼梦”。由于写的是豪门，很多读者好奇地猜测，有人说写的是袁世凯家，有人说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钱能训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了一阵。虽然父亲一再公开声明这只是部小说，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好事的“索隐派”。还有许多读者在看到小说最后的结局，是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竟不禁为其一洒热泪，不少人写信给父亲，让他“笔下超生”，不能叫冷清秋死去。父亲创作的人物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1929年，父亲应全国最大的报纸——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之邀，开始创作《啼笑因缘》，再一次证明了父亲在小说上的创作力。这部小说后来也被改编成许多种艺术形式，仅搬上银幕和荧屏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70余年来，不断地被重新改编拍摄，差不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1932年上海明星公司拍摄此片，主演胡蝶等还到家里探望父亲和母亲。当年，为了这部电影，明星公司还与大华电影社打了一场官司，黄金荣也牵涉其中，闹得满城风雨。倒是父亲置身事外，他也乐得不招惹是非。
人生长恨水长东（3）
“张恨水”在当时的文名已经很盛，《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小说在报上连载后，都使报纸一时销路激增，甚至连广告客户也指明要把广告刊登在小说连载的那个版面上，他也就先后成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新闻报》等报纸的“财神爷”。
父亲一个令人叫绝之处是，好几部小说，比如《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他都是同时在写。其实并不是他想这样，大多情况下都是碍于朋友面子、情不可却之下答应下来的。我爱人刚到我们家时还问过他：“您同时写好几部，不乱吗？”他回答：“你自己的孩子，会弄乱吗？”对此我也迷惑不解，最多时他同时在写7部小说，都是长篇，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父亲是这样写的：他先是按照每天连载需要的数字，先完成三天的《啼笑因缘》，留下最后一页纸，然后再埋头写三天的《金粉世家》；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写纸，他把稿子的最后一页留下，着手写哪一部小说时，他就“复习”留下的那页纸，知道故事发展到哪里了，再接着写。《金粉世家》里有上百个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他有一张人物表，写明主要人物的年龄、性格特点、人物关系等，这是他这么多部小说中唯一一个人物表。
《啼笑因缘》掀起了一阵狂潮，有捧的，有骂的，但不管是谁，他们对都父亲的文字功底和语言驾驭能力肯定有加。他的读者之多令人吃惊，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妇孺百姓。张学良、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陈寅恪、章士钊等都是他的读者。数十载后，我还看到当年的读者保存的剪贴本，上面仔细粘贴着父亲当年发表的每一期连载，感动之余，又由衷地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自豪。
《春明外史》在北京连载时，适逢张学良将军在北京，他非常推崇父亲的文采，希望结识。父亲起初避而不见，但有一天张学良做了不速之客，竟自己找到父亲寓所。相见之下，父亲觉得这位少帅谈吐不凡，可做朋友。张学良原想请父亲出去做官，但父亲坚辞不就。抗战结束后，我们举家从重庆内迁，中途路过贵州息烽，吃饭时父亲低声对母亲说：“张学良就关在这里，我倒很想去看他，但是他们也不会让我去的。”
1930年，父亲因故辞去了《世界日报》的工作，一心一意开始了他热爱的写作。这一时期是他的创作高峰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愉悦的时光。
这时期，父亲又做出了一件他平生引为得意之事。父亲从幼年起就迷恋上了绘画，1931年，在一些朋友的鼓动下，他用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简称“北华”）。父亲和美术界的许多画家都是好朋友，在他真诚邀请下，齐白石、王梦白、李苦禅、刘半家等都前来任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齐白石、王梦白两人平时素不来往，如今由于父亲的友谊和情面而使得两位美术大师在一校共事，成为当时美术界的一段佳话。
也许是父亲的“盛名”之故，报名的学生很踊跃，全校有200多名学生，分国画系、西洋画系、师范系等。后来成为优秀艺术家的张仃、蓝马、凌子风等，都是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可惜这样一个充满美好前景的学校，只存在了短短4年便因日军的炮火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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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长恨水长东（4）
父亲虽是南方人，但他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以北京为背景，写北京的历史、文化，大量描写北京的风土人情。父亲热爱北京，一直将它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35年北京出现了伪政权，不久有传闻说父亲因写抗日小说上了黑名单，父亲被迫于这年秋天黯然离开。他在诗中不无伤感地描述：“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离开北京后，父亲的老朋友张友鸾极力怂恿他到南京办报。父亲也很喜欢南京，用他的话说，“卖菜翁都有烟水气”。他把自己的四五千元积蓄拿出来，创办了《南京人报》。张友鸾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4天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成为历史。1937年底，父亲把全家安顿到安徽潜山老家后，他自己提着一个柳条箱只身入川。途经武汉时，父亲听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震惊之余感到无比愤慨。我的四叔张牧野虽是学美术出身，也是一热血青年，他向父亲建议干脆回家乡组织一支人马打游击抗日。43岁的父亲毫不犹豫同意了，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他以自己的名义亲笔写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请认可他们的这个行动，并写明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但被拒绝了。
1938年1月，父亲来到重庆，在此结识了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他们正计划将原在南京的《新民报》在重庆复刊，因而力邀父亲加盟。父亲欣然接受，不久，张慧剑也参加进来，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就是被文坛报苑传为佳话的“三张大会师”。
半年后，母亲抱着我和哥哥，冒着日机的轰炸，跋山涉水，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和父亲团聚。在重庆郊区的南温泉的三间茅草屋，哥哥、我和两个妹妹，与父母住在一起。我们那时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