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母亲抱着我和哥哥，冒着日机的轰炸，跋山涉水，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和父亲团聚。在重庆郊区的南温泉的三间茅草屋，哥哥、我和两个妹妹，与父母住在一起。我们那时生活得很窘迫。在那8年里，我们全家没有照过一张相，没有一张留影。记忆中父亲经常坐在破桌子前，戴着老花镜，用筷子把米里的麸子和虫子一个个挑出来。
父亲虽然写了大量作品，但早期，他的稿费并不高，只是在《金粉世家》之后身价才“涨”了起来，但他上有老母、下有三弟二妹，他们的上学、结婚，都要靠父亲负担；此外，当年他投了很多钱的“北华美术学校”和在南京创办的《南京人报》，都因日本人的入侵而停办，等于将他前半生的钱都耗费一空。直到抗战后期，上海的一些书商进入四川，出了一些书，父亲的境况才好一些。
父亲曾多次声明：他的小说从不*人真事，但只有一部除外，那就是《虎贲万岁》。
1943年，在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在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以8000人应对日军6万余人，迫使日军撤回长江北岸，全师最后仅有83人生还。常德会战数月后，有两位身着灰棉布军衣、面孔黝黑的战士不请自来，找到我们在重庆南温泉的茅草屋，说是受师长余程万派遣，希望父亲能将常德会战写成小说。父亲起初很犹豫，在两位客人的一再恳请下，才开始了创作。他看了大量军事材料，两位客人也轮番到家里闲聊，亲自在茅屋里演示作战情形，甚至哪天下雨、炮是怎样响的、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都一一详加叙述。
用了两年时间，父亲于1946年4月终于完成了这部《虎贲万岁》。关于此书还有一件趣闻，一位很漂亮的苏州小姐，看了《虎贲万岁》后心仪余程万，托人介绍，最终竟做了余太太。
人生长恨水长东（5）
重回北京的张恨水
抗战胜利后，父亲应陈铭德夫妇之邀赴北平筹办《新民报》，父亲在北平的人缘好，北平人一直将他视作“老乡”。阔别8年，听说他又回来办报，老读者奔走相告。很多《新民报》老读者告诉我，到了正式接受订户那天，清晨拂晓，夜色尚未褪尽，很多读者便已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新民报》社所在的东交民巷西口的瑞金大楼前，已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而后又有读者不断加入，比逛庙会还要热闹。大门一开，人们都争先涌入，竟然把柜台都挤倒了！
北平《新民报》创刊第一天，报纸就被抢购一空。父亲在其主编的《北海》副刊上相继发表了小说《巴山夜雨》和《五子登科》，此外，还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散文等，颇受读者欢迎。北平《新民报》的发行量始终居北平各大报纸之首。从1946年到1948年短短的3年内，父亲写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高峰，也是最后一次高峰。
父亲回到北平后，有一件令他非常痛心又很难过的事，就是那时在东北、华北、华东出现了许多冒“张恨水”之名出版的“伪书”。我查有实据的“伪书”就有52本。父亲说：“我不敢说我的文章好，但我绝不承认我的文章下流。七八年来，伪满洲国和华北、华东沦陷区，却让我的尊姓大名下流了一个长时期。”对这些伪书，他既反感又无奈，我们兄妹有时从书摊买回伪书，回家请他过目，他总是看也不看就说：“烧了！”
回北平后，我们先在北河沿安了家，这是母亲的私房钱买的，故名“南庐”。父亲极喜爱花草，小院子挤满了各种颜色的花，生机盎然。经历了漂泊、分离的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一起安享一段幸福的生活。可惜，这样的生活也并没维持多久。1949年5月的一天，晚饭后，正在给两位读初中的哥哥补习英语的父亲，突然口齿不清，继而昏迷不醒。母亲赶紧派了家人，将父亲送到医院抢救。
患了脑溢血的父亲在昏迷数天后终于醒过来，但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除了母亲，谁也不认识了。已怀着3个月身孕的母亲昼夜服侍在他身边，终于把他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
父亲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经济陷入困窘。母亲变卖了自己的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家用。1951年，母亲为了让父亲安心养病，便卖掉了北河沿的房子，又买了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砖塔胡同43号。有意思的是那时买房不是用钱，而是用布，我至今还保存的买房契约上写明，母亲是用“二厂五福布150尺”买的。父亲后来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工资，家庭生活遂有了基本保障。
父亲开始像小学生那样，每天在大字本上练习楷书，一笔一笔地写，每天上午和下午定时写，从头开始，特别专注，终于，他能灵便地写字了，而且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病前水平。1953年初夏，父亲终于恢复了写作，他写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1954年1月1日起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再一次受到读者的追捧。
从1955年始，父亲的旧作《八十一梦》、《啼笑因缘》、《五子登科》、《魍魉世界》、《夜深沉》等又都陆续出版，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父亲对自己病后“只拿钱不做事”的顾问一职颇为不安，他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辞去了文化部顾问一职。解放后，靠稿费生活的专职作家，父亲是第一人。
人生长恨水长东（6）
1957年以后，报刊对父亲的约稿陡然减少，他的书也没有出版社再愿意出版。父亲一下子清闲下来。闲暇时，他就在院里整理他喜欢的花草。1959年10月，奔波劳碌忧患半生的母亲撒手而去，让父亲再一次遭受巨大打击。
母亲原名周淑云，长于北京城南。她性格温柔，加之喜欢猫，所以街坊邻里都昵称她为“猫二小姐”。在我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厉言疾色地大声呵斥过谁，偶尔发次脾气，也是柔声细气。母亲当年是“春明女中”的学生，据说是在学校游艺会上，认识了父亲，而且一见钟情。母亲是父亲的读者，很欣赏他的才华，两人很快便坠入情网。婚后，父亲用《诗经》第一章为母亲易名“周南”，从此母亲就以此名行之于世。
1956年母亲不幸得了癌症。虽经过两次手术而康复希望渺茫。母亲之死，对父亲的打击极大。他一度每周去一次母亲的墓地，直到暮色苍茫才回家。自此，父亲变得更加不爱说话，总是默默地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把母亲的所有照片挂在床边，似乎还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把对母亲的思念，都倾泻于一首首诗词中。
手泽无多唯纸笔
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有一次我跟他到邮局取稿费，邮局小姐看了他的签名，先是一惊，继而跟周围人交头接耳地嘀咕一阵，惹得邮局里的人都抬头看他，把父亲看得极窘。出来后，父亲对我说了一句：“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在我看来，父亲更了不起的地方，不仅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是他的人格修养。父亲生前对毁誉非常淡泊，对很多争论也不予回答。捧也好，骂也好，他从来不置一辞。我们那时年轻气盛，总希望父亲能出面说几句。父亲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书在，就会说话。”他从来不参与任何派别的笔仗，认为只是“徒乱是非”。
父亲长期被冠以“鸳鸯蝴蝶派”，这个标签使外界对他们这一派作家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只会吟花弄月、不关注社会现实的一群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公平的评价。何为“鸳鸯蝴蝶派”，一直没有一个科学定义，而是把那些写传统形式小说的人笼统地划归这一派。这个定义也很芜杂，把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都划为“鸳鸯蝴蝶派”，其实他们的各自特点并不一样。比如写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集》的程小青先生；写了《秋海棠》的秦瘦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包天笑先生，直到98岁时还说：“别人说我是鸳鸯蝴蝶派，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鸳鸯蝴蝶派’。”
虽然年轻时写了那么多作品，但父亲后来一直被视为另类，而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到了晚年，本来就不爱说话的父亲更加沉默。我后来感悟到，处于边缘地位的父亲，内心深处一定埋着巨大的痛苦和深深的悲凉，他对这一切都只是以沉默应对。
父亲在家里也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我对父亲的感觉是敬畏多于亲近，也许正因为此，童年时他为我讲过的《木偶奇遇记》，我铭记终生。但他对妹妹非常疼爱，父亲喜欢弄花，唯一允许插手的，就是我妹妹明明。
1966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家笼罩在忐忑不安中，我们兄妹几个也到外地参加“社教”或“四清”运动，家里愈发冷清。父亲终日呆在书房里，与他热爱的《四部备要》为伴。他用已经不大听使唤的手，用了整整一夜，给在外地的两个妹妹写信，信上说，因为想念女儿，他竟然半夜哭湿了枕头？？
在一片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迎来了1967年的春节。这年除夕，父亲还拖着病体颤颤巍巍地下跪。那时他好像已经有所意识，在心底一定在对祖母诉说着什么。过了年，父亲可能得了感冒，身体更虚弱。正月初六下午，在我和妻子、妹妹苦劝下，他才同意第二天去医院看病。当晚11点半，我看他的屋里还亮着灯，就披衣过去，见他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我让他早点睡，他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谁知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早上，就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父亲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没有一丝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