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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2）
1931年7月，爹爹在北京去世，母亲一边独自抚养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一边继续她在朝阳大学的学业。在此期间，作为父亲的生前好友，陈铭德多次来探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他心底何时生出对母亲的爱，我并不清楚。1933年1月，母亲与继父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了结婚典礼。因为当时太小，我对这场婚礼毫无印象。但是，稍长以后，常听人说起这个婚礼很特别：除了通常的礼仪之外，来宾们得到了一份新郎新娘联合署名的协议。协议写明，母亲不随夫姓；我们3个孩子仍姓吴；两人婚后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他们把订立的协议印在粉红色卡片上，以强化这份协议的严肃性。
很多人都猜测这份协议应该是学法律的母亲提议的，也视之为母亲在青年时代藐视传统维护妇女权益的一个实际行动。解放后一次周恩来跟另一些记者谈论郭沫若与安娜时，还援引母亲的婚事打趣说，财产在谁手里，谁就有地位。朋友们了解母亲的脾气，都称呼她为“邓先生”而非“陈太太”。对于他俩的联姻，新闻界也传为佳话，戏称为“刘备得到了个女诸葛亮”。继父对我们姐弟三人都不错，我们一直喊他“伯伯”。
1933年夏，母亲在朝阳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到南京在司法部作了职员工作，同时开始投身于妇女运动，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曹孟君、谭惕吾、王枫等人，成立了“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她认为妇女要解放，首先应该解决后顾之忧。为此，她们创办了“南京第一托儿所”，母亲担任所长，负责具体事务。
母亲在司法部工作时间不长就辞了职，开始做执业律师。她那时便显示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经常免费替被虐待或遗弃的妇女打官司。她的律师事务所就在《新民报》的楼上，业余时间，她还做新民报《新妇女》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并主持《法律问答》专栏。
1936年春，仍然作律师的母亲陪陈铭德一起去日本，从《读卖新闻》那里购买了一台旧印刷机，我还记得她从日本带回来的那种彩色唱片。继父早就邀母亲一起加入《新民报》，直到1937年，母亲已经有了为社会所认可的独立地位之后才正式加盟《新民报》，掌管经营管理和财务。
《新民报》之前是文人办报，一开始一切因陋就简，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母亲一上任，就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使报社经营达到收支平衡、自给自足，而且逐步积累了进一步发展的资本。母亲的精明也一直为人称颂。当时有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邓季惺精明到报馆里用了几根大头针她都有数。
1937年7月1日，报社集资5万元成立了“新民报股份公司”，建立了现代化的公司制度。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母亲任经理。入股董事有国民党各派系的人，主要是四川的民族工商业的负责人，像卢作孚、古耕虞、胡子昂、何北衡等。他们也是我父母终生的好朋友。“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近于现代化的报业集团。后来弟弟吴敬琏以提倡市场经济闻名，有人开玩笑说，母亲是他第一个老师。
鼎盛
像每一张新报纸一样，《新民报》也经历了创业的艰难。直到陈铭德以重金请来张友鸾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编辑系统，才开始形成最初的风格，并开始有了生机。 。 想看书来
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3）
毕业于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的张友鸾是邵飘萍的学生，在《新民报》最火的时候，张友鸾拟的标题经常在重庆传诵一时。张友鸾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样子，留着长长的胡子。他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三代十口人，后来搬到重庆时，报社资助他在编辑部前面的山坡上搭了三间“搁绑房”，上面覆盖的是茅草，底下的墙是用竹片编起来的篱笆，抹上泥巴，就算是居室，张恨水戏称为“惨庐”。
《新民报》鼎盛时，有“三张一赵”四大台柱——张友鸾、张慧剑、张恨水与赵超构，《新民报》之所以能够很快地发展起来，首先应该归功于它的办报方针，它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反映民生疾苦， 揭露社会黑暗，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另外，抗战开始以后，许多新闻和文艺方面的人才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了大后方，《新民报》得以网罗很多著名的编辑和作者，也极大地促进了它的发展。譬如赵超构、张恨水、吴祖光等等都是抗战期间参加新民报的。赵超构在1944年，曾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员访问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并写了《延安一月》，为此毛泽东一直记着他并且在解放后请他吃过一次饭，这也使他免于成为“右派”。
“三张一赵”中，名声最大的当然是张恨水。他先是1938年与张友鸾一起加入重庆《新民报》，抗战胜利后又被邀请作《新民报》北京版负责人。张恨水本来是以“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而知名的。他在重庆时写的《八十一梦》却风格不同。它以梦幻方式讽刺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44年赵超构去延安时，毛泽东还提到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并要赵超构代他向张恨水问好。张恨水解放后不久就中风了，他的晚景不是很好。
《新民报》还有一个著名女记者是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新闻界人称“浦二姐”。她在解放后离开了《新民报》，担任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解放初期，她在新闻界仍十分活跃。但是在1957年被点名为右派“能干的女将”而被迫离开了新闻岗位。“*”期间浦熙修得了癌症，又没有好的医疗条件，那时母亲的境遇也不好，但每次都是母亲先去日坛医院替她挂好了号，然后和父亲接她来看病，再送她回家。
当年就在《新民报》刚刚成立股份公司后不久，战争把一切秩序打乱了。1937年“8·13”淞沪战事开始后两天，母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搭乘民生公司轮船，从南京回到重庆，把我们交给外婆，她立即返回南京。《新民报》坚持在南京出报直到11月。南京失陷前，父母通过一切关系，日夜抢运，总算把报社能搬走的东西都搬上了船。母亲后来说，当时报社全部资金只剩下200元，一路上职工伙食和零用，还是她自己掏私人腰包垫出来的。
当时曾创办北平《世界日报》和上海《立报》的著名报人成舍我想和《新民报》合并，一起迁往重庆。但父母觉得成舍我太过强势而婉言谢绝。虽然合作并没有形成，但并不影响两家的友情。许多年以后，成舍我的儿子成思危与弟弟吴敬琏在一个会议上碰面，他们一个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个是全国政协常委，弟弟还把这段往事讲给成思危听。
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重庆版创刊，距南京版休刊只有49天。能以如此的高效率出版，在内迁报纸中也是首屈一指。抗战开始以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关心时事，加之在重庆人才荟萃，《新民报》这张民间报纸吸引了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加盟，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这一时期也是《新民报》的鼎盛期。重庆时期先后在《新民报》担任过的主笔或副刊主编的作家有，夏衍、凤子、吴祖光、谢冰莹、黄苗子、郁风、陈白尘、聂绀弩等。为报纸撰过稿的作者还有郭沫若、田汉、阳翰笙、徐悲鸿、于右任、章士钊、吴宓、陈寅恪等。
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4）
继父陈铭德一向认为，报纸的兴盛发展，是通过积聚人才来实现的。当报纸的言论或报道触犯了当时的政府当局时，他更多通过个人关系去解决。我记得自己十几岁时，还曾经被他带去拜访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用后来一些人的说法，就是去“磕头作揖”。母亲则正相反，她更多靠规章制度解决问题——那些为了报馆的生存进行的“外交活动”，她既不愿做，也不擅长。后来弟弟常说，母亲比父亲更“现代化”，虽然她说话慢条斯理，但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与客气谦卑的继父形成强烈对比。
如果说以前的《新民报》是“超党派”立场，那么在1942年以后，则是“中间偏左”。因为它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摩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和反映普通百姓的疾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43年春，母亲受邀请去成都看花展时，犯胆病住院，住院期间她又萌生了在成都筹办《新民报》的想法。没多久，成都《新民报》也创刊。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刚一个月，母亲就由重庆迅速飞回南京，准备“南京版”的复刊。此后，又在上海、北京两个城市筹备。那时候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要8小时，小时候我经常跟着她坐夜车，睡一晚后第二天到达另一个城市开始办公。至此，《新民报》在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和北京都有了分社，一共出版日、晚刊8版，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沉浮
抗战之前，南京城北还是一片荒地，后来政府做了规划，银行给贷款，鼓励一些人造房子。1933年，母亲就在那里盖了一幢花园洋房，就在现在南京的北京西路，取名“鹣庐”。我们家是上下两层，一半自己居住，一半出租。这幢房子当时还作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居住模式，接待过美国参观者。那时候母亲当律师，办托儿所，又照料着我们3个上小学的孩子，还要自己操心盖房子，现在想起来，她的精力和干练的确是常人所难及的。
从现在的眼光看，母亲也是一个观念很先进、极具经营眼光的人。母亲无论到哪里，都能营造一个适合我们读书和生活的环境。1939年，重庆大轰炸，报馆的宿舍被炸，母亲又在江北盖了一处房子。那时法币天天贬值，母亲便用所筹资金和报社积累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