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听到邻国军民热爱领袖的事迹，其中一种是家里房子遭灾的时候，无论水火，军民人等置家人性命和财产于不顾，先抢救领袖像，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据说有位军人因此烧伤毁容，得到恩典到中国来整容。
其实，这样的英雄事迹，我们早就有过，*时这样的事到处都有。我所在农场连队隔壁一个公社的生产大队，就涌现过一位这样的英雄，据说是个民兵队长，在外面开会，家里着火，急奔回家，破门而入，抢出了墙上的领袖像。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有点疑惑，因为那个村子我去过多次，因为穷，家家户户的领袖像都是贴在土墙上的，屋子一旦着了火，且不说纸的画像最容易烧着，就算没烧着，抢出来实在不易，不将之抠破，似乎很难做到。不过那个年月不合常理的事特多，英雄辈出，出来了就没法去较真。但这样的英雄似乎做的比较容易，因此一时间层出不穷，正因为层出不穷，后来连地区的小报都懒得报道，这一懒，这样的好事连带英雄，也就不大有人提了。
古代跟我们领袖相对应的应该是皇帝，皇帝也有个人肖像，比较随意的叫“行乐图”，除了衣服穿的比较多之外，很有点像今日明星之*集，画的都是皇帝着便装，随意玩乐的形象。现在故宫里还展出着清朝雍正皇帝的一套行乐图，好几十幅，游山玩水，垂钓行吟，煞有介事。除此而外，皇帝还有标准像，盛装，正面，一本正经。这种标准像，被成为御容或者圣容，每任皇帝的圣容，都被庄重地供在宗庙里，逢有祭祀，才会露面。
给皇帝画像，多半是画师的磨难，碰上长的难看而且挑剔的主儿，横竖都不行，PS一下，画不像人家不干，太像了，又会嫌丑，据说当年为明太祖朱元璋画像，就有好几位画师丢了吃饭的家伙。因此，明清两朝皇帝的圣容，都相当刻版，一点生气也无。
做领袖的，无论皇帝还是别的什么，大抵渴望崇拜，但是，古代的人很是死脑筋，不知道把自己的圣容广为复制，让自己的臣民随时随地膜拜。这不是技术问题，明清套色印刷已经相当发达，杨柳青和桃花坞的年画可以作证。复制圣容，既可以临摹，也可以印制，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也许当时的人们，想到的是统治术的另外层面，强调君威的神秘性，殿堂之上，群臣基本上看不清皇帝长什么模样，只有最亲近的大臣才得以一睹御容，明朝多数时候，连内阁的阁老都看不清皇帝的模样，好不容易等到皇帝接见了，也只是影影绰绰地看上一眼，彻底神秘，也就彻底的君威不可测。群臣如此，在下面的老百姓那里，则只能通过戏台上的“王帽子”（扮演皇帝角色），想象皇帝的模样。其实花里胡哨的王帽子，跟真实的皇帝，差得实在太远，但也没办法。真的皇帝看不见，皇帝的圣容画像，也看不见。
藏在深宫的皇帝圣容，也有遭遇水火之厄的时候，这种时候，看管的太监，就得有我们后来英雄的勇气，先把圣容抢出来再说，如果抢不出来，自家的小命也就别想再留着了。幸亏这样的时候，在明清两朝还没有出现过，皇宫失火倒是有，但收藏历代皇帝圣容的宫殿，位于景山后的寿皇殿，却没有遭这样的难，即使碰上了兵灾。
兵灾还真的就有。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北京，咸丰皇帝仓惶北狩，逃到了热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底是因为贪图圆明园的财宝，还是为了惩罚清朝皇帝虐待俘虏，史学界到今天还在争讼，但不管怎么说，圆明园被烧而且抢了，园子里，除了宝藏，还藏有清朝历代皇帝的“圣容”。本来，清朝历代帝后的画像，是收藏于寿皇殿的，圆明园的“圣容”，估计是副本。
仓惶出逃的咸丰，显然没有我们邻国现在的那种忠孝精神，临走，也没有想起把祖宗的圣容一并带走，等到听说园子被烧了，才想起圣容来。于是传令让没走的大臣，去看看圣容的怎么样了。这个时候，烧抢的鬼子早已经满载而归，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只余下冒着余烟的断墙残壁，以及时不时进来趁火打劫拣剩的旗丁和混混。两位大臣接到圣旨，来到园子里寻找圣容，还真叫他们找到了，但是找到的圣容已经残破不堪，残存的尊容上，都留有若干外国大兵的靴子印。这样惨的货色，显然无法拿回去交差——万一皇帝见了大怒，倒霉的就是他们俩。于是俩人商量半天，说干脆烧了算了，回报就说，“遍寻不见”。于是，俩人找来稻草，引火之物，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就把这些印着外国大兵靴印的历代皇帝圣容给付之火神祝融氏了，一桩有关圣容的事件，就此了账。
这样的处理，比起我们*时候的劲头来，显然有点差了意思，那怎么办呢？也只能这样了，那年月的领袖崇拜，如果有的话，也就是这个水平，大臣都如此，老百姓就更随便——皇帝只能靠戏里的王帽子来想象，还能怎样？君不见，戏里的王帽子，多半都是被嘲弄的对象，不是偏信奸臣，*忠良，就是宠小老婆（西宫娘娘），放纵小舅子为非作歹。某些刁民造反要想做皇帝，直接抢来戏班子的行头（戏装），照戏里的样子扮上就算登基了。要想让老百姓对皇帝像神一样来拜，那只能像后来那样，把政治当宗教来办，家家户户发领袖像，伴以大力度的宣传，让老百姓像供神一样供起来。
这样供起来之后，既会制造不少爱护领袖像胜过生命的英雄，也会制造更多的因误伤污秽了领袖像而得罪的罪人。邻国怎样我不知道，在*时期，我们周围这样的罪犯非常多，任何人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因此变成一个罪犯。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实巴交的学校木匠，突然变成了坏分子，原因就是他在往木板墙上钉钉子的时，不小心钉穿到了对面，而对面恰好是幅领袖像，这个木匠身处穷乡僻壤，还算幸运，后来听说，还有人因此而丢了性命。
崇拜的背后，其实就是恐怖，没有恐怖，也就没有崇拜，至少没有如此广泛的崇拜。政坛人物，毕竟不是宗教里的神，想要达到拜神一样的效果，没有若干不敬者的人头落地，是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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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危机
中国文明发育得早，有文字的历史长，留下的文字多，因此弄文字的人也多。为政者，处理公务，实际上多半是在处理公文，秦始皇做了第一个皇帝，每天要翻阅的公文，多达上百斤，那时没有纸，都是木牍竹简，沉得了不得，换成纸之后，皇帝如果事必躬亲的话，公文依旧是看不过来。朱元璋废了宰相，所有事都自己抓，几个月下来，光看公文就累得不行，只好聘上几个秘书顶替，最后演化成内阁。
既然公务略等于公文，就挡不住人们在文字上弄名堂。事做的怎样无所谓，文字一定要说得好听。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捅出大漏子来，说得好，就等于做得好。清朝末年，一位方面大员要给自己一个总吃败仗的亲信开脱，巧手的师爷，只需将“屡战屡败”四个字掉个顺序，变成“屡败屡战”，就将一个无能的废物变成了愈挫愈勇的好汉。
当然，身为皇帝的人，一般不屑于玩这种小巧的把戏，他们要玩就玩大的，给人或者事物命名。最常见的是封神，中国神仙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到过皇帝的册封，也就是说，这些神仙的名字，至少是大名都是皇帝给起的，否则就不怎么值钱，香火上面要差上很多。其次是封人，最多的是给那些苦守不嫁的寡妇，算是表扬好人好事。据说每个贞节牌坊上面的字都是皇帝赐予的。当然给看得上眼的臣子也有封号，特别是那些死节之臣，人死了，身后的名头一定会响响的，恭维死人，让活人学，给活人看。有时候，后面的皇帝，也给前面的皇帝命名，加谥号，除了极个别实在不像话的，多半的都是美谥。当然也有急性子，等不及后辈出面，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的，比如慈禧太后，生前头上就有十几个字的头衔，“慈禧端佑 康颐昭豫 庄诚寿恭 钦献崇熙”，几乎把适合中老年妇女的好听字眼囊括一尽，比眼下的情歌还肉麻。
不过，皇帝命名的把戏，也有玩砸了的。史书上的王莽，名声不好，那是因为这位老兄，夺了汉家天下之后，把戏给演砸了。皇帝如戏子，自古皆然，穿上龙袍的人，总免不了要装模作样，演戏给天下人看，但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演戏不能太入戏。政治舞台亦然，太入戏了，让人看着不自在，如果明明是演戏，却不自知，反而要台下的人跟他一起演，以致于影响到了观众的生活，饭都不要吃了，那么，皇帝自然也就做不成了，不仅戏不能演了，连戏班子一块都给毁了。王莽就是这样一个皇帝戏子，自家在台上演古装戏，居然要观众脱了衣服，一起换装，连货币都得随场次换古币，结果大家碍手碍脚，危及饭碗，于是都不高兴了。
这些古装戏中，有两个小场次恰好跟命名有关。一个是从古书上查来，说是周礼上没有封王一说，因此恢复西周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把原来封的王都废掉，已经封了王的人在国内实行还凑合，原来被封王的人一肚皮不乐意，也没办法。可是他把所有周边少数民族的王也要都撤掉，换成侯（周礼，边地诸侯封侯，地位并不比公爵低），可就惹出麻烦了。这些蛮夷之人，可弄不明白王莽托古改制的深刻含义，只觉得原来是王，现在变成了侯，等于降了级，大为不满，使者又解释不清楚，于是呼啸一声，反了。四边的危机还没了结，内地人祸未已，天灾又至，水旱蝗齐来。老百姓没饭吃，王莽有办法，派使者下去，教老百姓煮草根树皮，名之曰“酪”，这也是从古书上查出来的古义，果浆类食物，可惜，这种酪，救不了命，老百姓随即也反了。命名不美（降等），人要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