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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认为“神”帮助人强大、成长，同时人也必须予神以回馈，这种回馈不单是虔诚地敬奉，而是完成上天赋予人的使命，而“神灵”之所以会帮助渺小的人，正是期望他完成这种使命。因此，人不能只满足于服务自己的灵魂，还要为家庭、亲人、事业、社会，甚至地球、宇宙着想。世界上的生物都是带着某种使命诞生，所以它们又被称为“生命”，生命因为有使命的意味而有了意义。
即使是不信仰神道的日本人，也相信自己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完成某种使命。他们先是努力寻找属于自我的使命，然后为了实现它刻苦修行，不断完善自我。蠢笨的人应该变得灵巧，灵巧的人应该变得智慧，每一天都要有所收获，有所长进。人只有无限趋向于完美，才能肩负起使命，神灵就是让人趋向于完美的指引者。
奉献社会会让人的灵魂得到满足，也是人的使命之一，有些使命是宏大的，不仅需要个人的力量，实现它的过程也会远远超出一个人的生命时限，因此，对个人来说倾己之力也只能完成这一大使命的一小部分。但对更多的人来讲，使命就在人的公司、家庭及生活的环境中，很多看来不起眼的小事，也许正是使命的一部分，同样需要人用百分之百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全心全力做每件事，已经成了日本人的习惯。
那些对生活工作不用心的人，会被看成担负不起使命的人。一个懦夫，定会为周围的人所不齿，日本人在做每一件事时，总会全情投入，不管事情是否能完成，至少告诉周围的人，自己一定会竭尽全力，尽力不负使命。日本人总是格外尊敬那些全力以赴的人，他们认为与其为未来惶恐不安，不如牢记使命，专心对待现在的生活，而这也正是让生活充满激情的秘诀。
一、承恩与中央取向（1）
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天皇的崇拜有着相同之处，人们崇拜祖先，祖先对家族成员有制裁力，是因为家庭是一个非常小的集团，家长制下人们不得不遵从祖先的约束和制裁。事实上并非集团规模小就能形成祖先崇拜，现代社会的家庭组成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小，但是祖先崇拜却消失了。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一样，都处于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除统治阶级以外的其他社会阶层，都没有实现彻底的独立。在欧洲的封建社会中，很多社会阶层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如注重荣誉和责任的封建贵族、自治城市、特权行会，拥有不可侵犯权的寺院等不同利益集团，对中央集权都有着强而有力的抵抗能力。但是日本社会的传统自治能力却很脆弱，没有形成与封建中央集权抗衡的强大力量。
不同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出发点，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自治能力的脆弱都很可能造成人们对所属集团的不信任。集团成员对中央集权抵抗能力脆弱，人们就不能将自己的安危完全托付给所属利益集团。对所属利益集团的完全从属，需要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独立性很强，充分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
比较小的利益集合体应该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村。日本的自然村人口众多，生产力也极其低下，在统治阶层的层层剥削之下，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很难形成稳定的自给自足。因此不得不依靠统治阶层看似温情的经济照顾，而这些温情还左右着经济庇护的分配量问题，这使统治阶层的力量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道德权威，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对统治阶层产生了依赖。
家庭和社会上的自然村都不能给成员以充分的保护。只不过家庭虽然在物质上要依靠外在集团，但是各成员之间是可以在精神上进行密切沟通的，为成员在精神上提供了稳定的依靠。本尼迪克特曾经就日本家庭制度分析道：日本的家长制家庭以及与家长制家庭相似的集团，都没有在精神上给其成员以充分的针对外界的保护。一旦家庭成员在外受到指责和攻击，在家庭集团内部也会遭到排斥，因为他给家族带来了耻辱。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集团内部没有衡量自己行为的标准，人们只能按照外界集团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员行为。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结合体，社会结构也是一样。日本的社会结构就有多种相互矛盾的结构原理同时并存。一方面，全体社会的各结构要素都受“家族主义”的制约，同时还有较密切的联系，有将非家族内的价值变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倾向。这种紧密联结的组织模式，使好不容易建立的超越家族内部的价值与家族内部的“实用主义”相妥协，因此纯粹的道德制约就形成一种制度，来整合人们的价值观和约束成员的行为。外来的超越价值被阻挡在严密的壁垒之下，被阻挡在壁垒之外的超越价值变成了壁垒的表层，而进入家族内部的超越价值被内在化、制度化，成了内在的特质。
来自外界的思想和文化对家族内来说是新的东西，所以这种表与里的对立事实上就是“新”与“旧”的对立，“近代”与“传统”的对立；但是另一方面家族主义虽然制约着社会各结构部分，各结构联系也极为密切，但是它对外界又是开放的，并呈现出中央取向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内部成员就对因超越价值进入家族内部形成的价值的感情发生了改变，外界价值成为一种积极的价值，家族内部价值成为一种消极的价值。
但是，日本社会并不是完全的有机连带的社会。在完全有机连带的社会中，人们有自主能力，是完全独立的，可以选择自己要遵循的价值模式，或者在不同情况下，合理地使用不同的价值，这就不会发生外部价值与家族内部价值的互相渗透。在完全有机连带的社会里，各成员虽然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彼此之间却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家族各成员有了一定的自律性，同时又有取向中央的倾向的时候，个人便处于对所属结构的从属状态，这样个人内部就产生了独立与从属的矛盾，这种矛盾致使人们采用某种行为的同时，还受制于从属关系的影响。个人要想独立，就必须遵循有规律的外界行为方式，但是这样做也有可能动摇他在家族内部的地位，因此，个人在独立于从属的矛盾下，对外界的行为方式保持着一种距离。
个人希望从属，就要遵循具有恩情情感意义的内部行为方式，但是这种行为方式已经被内部集团制度化，是不能完全依赖的，因此为了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个人和这种行为方式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有人形象的比喻，家族内部个人半从属、半独立状态与第一次幽会的女孩的心理状态十分相似。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女孩第一次幽会的心理，这个女孩非常希望对方能把自己当作一种“精神”的存在。因为只有被视为精神的存在，她才能承认这个幽会。但是同时她也知道自己在对方眼里，应该是一种“肉体”的存在，否则很可能会挫伤她作为女性的骄傲。她对自己的“精神”与“肉体”都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情绪就产生了她的自我欺骗。
在家族内部，个人在“肉体”方面是半从属于家族的，而在“精神”方面是半独立于家族的。通过对家族内部价值的认同，人们对自己的爱情和“肉体”都从属于家族有着矛盾的情感，然而通过对超越价值的认同，对规律和“精神”方面独立于家族也有着矛盾的情感。这就让人们的表里观念发生了转变，曾经认为是里的东西实际上却是表，认为是表的东西事实上却是里的自我欺骗。他们根本不可能对价值产生纯粹的依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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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恩与中央取向（2）
日本温情式的统治方式让其他阶层对其产生了依赖。日本社会不是赤裸裸的剥削自然村那样的集团，而是用温情式的权威来剥削他们，所以日本社会的统治大都伴有很浓的“恩情”色彩。由于权力和道德还处于没有完全分化的状态，所以正式的权利、义务和非正式的权利、义务没有完全分离，成为一个融合的整体存在于日本社会。
日本社会的恩情关系大多数都表现为物质上的，但是社会成员却认为这种给予和索取并不是物质关系，而是精神的和道德的关系。表与里的互相渗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温情式的统治关系是相互渗透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相互渗透的原因。日本社会结构是纵横相连的“恩情关系”的交错。通过恩情关系的层层叠加，个人和集团从社会的底层到顶点，从权力的周边到中央逐渐系列化。日本社会的统治关系之所以呈现一种“恩情关系”和日本社会的家长式统治是分不开的，所以封建社会客观存在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人们也会觉得这种制度是连续的，而不像赤裸裸的权力统治那样有明显的界限。因此，这种社会统治制度能够清晰地体现个人到中央距离的远近，而不会像固定的阶级结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那样，容易让人产生局外人与局内人的感觉。
在连续的中央集权制社会中，统治阶层不断变化，局外人和局内人的意识也随之产生变化。鲜明的局内人的意识没有形成，纯粹的局外意识也没有形成，但是对中央权威的距离感和随之产生的安全感和不安感却得到了发展。在人们的意识中以远离自身所属集团接近中央的做法也不见得安全，反而会产生背井离乡的不安。但是与之相反，与自身集团的密切关系也并不意味着安全，因为它也不能给所属成员以充分的保护。个人成员半所属与半独立的问题也突出出来。
日本社会的中央集权的集权方，中央也就是以天皇为首的统治阶层。日本天皇不仅是政治权力体系中的中心，在日本大家族这个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