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之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不许外人进入的私密性房间出现了，这一时期社会上刚好流行着“自我”、“性格”等强调私人意识的词。启蒙运动的发展，让人开始将目光从全能的上帝，转到人本身，隐私的观念发展起来。
建筑也是人与人交往的媒介，它将人们汇聚过来，为人们提供了相对安静的交往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外部世界的流入，譬如坐在咖啡馆里享受下午茶的人，就不会为马路上的喧嚣打扰。建筑为人提供了会面交流的场所，即便在多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现在，建筑依然是促成社会交流的重要力量。大众媒体和多媒体的发展，让人与人的交往不再受物理环境的局限，但建筑却能让人惬意地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在隐私观念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不大讲究分割房间，一家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很方便家庭成员时时会面，但同时，这样的会面也让每个人时刻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下。而将房间分割开来，不仅保证了人们会面、联络感情的需要，还保护了人们的隐私。建筑既可以为人与人的交流提供便利，又管理、限制着交流的机会。
屋顶、墙壁、地板是建筑最基本的三个要素。在社会学家眼中，这三个要素不仅为挡风遮雨，保护人身安全而生。人们筑起围墙，以此表明自己的领域范围，明确地向外人指出，“用围墙包围的领地，是我的”，古人筑起高大的围墙防止外敌侵犯，用“守城墙”指代保卫国家。地板模糊地对领域进行了规划，“家”中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地板上，架在地板和墙壁上的房顶则将这两个要素整合起来。
西方国家、###世界的房屋都有坚固的墙壁，保护着人们的私人空间，唯独传统的日式建筑不存在真正的墙壁。西方人小心地安排着各个房间的功能，客厅、卧室、餐厅、书房、游戏室、衣帽间……都被谨慎地安排好，人们的生活也随着被定义的空间区分开来，活动的时候在客厅，休息的时候在卧室，工作的时候去书房，吃饭的时候去餐厅。日本人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仔细地划分空间，也不喜欢为空间进行明确的定义，在他们的小房间里，他们既可以和友人联络感情，也可以呼呼大睡，只要他愿意，干什么都可以。在日本人看来，只要这些空间，能体现出一定的秩序就可以了，用不着花力气为它们下定义。
日式建筑内部，用纸拉门隔开，相比中国古代的木头门，纸门要脆弱得多。与用钉子固定住的木头门不同，纸拉门镶嵌在房间中，可以被轻松地卸下，方便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改变房间格局。建筑内的门是这样，隔绝着外部世界的门依然是这样，正对着院子的那面墙通常由几扇拉门构成，在天气好的时候，人们大可以将拉门大开，让房间和自然世界联成一体。当然，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日本人也准备了坚固的门窗，但它们只在刮大风下大雨天气恶劣时，才拿出来使用，平时都被小心地收藏起来。相应地，日本的城市也没有城墙，房屋和地皮多数情况下不存在明显的界限。
日本人重融合、轻界限，俳句大师松尾芭蕉曾写下“空寂若无籁，惟闻阵阵蝉鸣，声声沁磐石”这样的诗句，在他笔下寂静的气氛似乎渗透了坚硬的岩石，弥漫开来。
用若有若无的界限规划出空间，是日本传统的空间设置手段。日式的房屋、房间，甚至日本古老的城市，并不具备与外界隔绝的功能，日本的走廊在屋顶之下，却又延伸到墙壁之外，正所谓“内中有外”。日式建筑喜欢采用“借景”的方法，营造美感，把家外世界的美景，作为自家庭院的一部分，这就是“外中有内”。建筑的风格反映出日本人独特的思考方式——“内外互渗”。
日本的社会也像他们的建筑一样，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姿态，外部世界可以轻松地渗入至内部世界中来，这让内部世界中的人，对待渗透进来的外部力量，也能抱着相对平和的姿态。日本历史上虽然有闭关锁国的时期，那也只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作为一个国家，在敞开心胸接纳外国文化时，若没有足够强的力量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就有被外部颠覆的危险。
无疑，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善于接受他国文化的国家之一，一旦发现了外部世界的优越之处，内部世界便会表现出积极的接受姿态，因此外国的好东西，总是能够迅速地渗入日本社会，为日本人普遍接受，而在日本国内，统治者的命令又总能得到人们的广泛响应。因此，与其说日本人天生擅长接纳外国新知，不如说日本的社会结构有助于人们接受外来的东西；与其说日本人天生心齐团结，不如说日本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凝聚众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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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主义”与“年龄主义”（1）
以年龄来标示社会地位高低，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行为规范，在日本的一些领域里是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的。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社会地位、身份、性别等凸显在人际交往之中，长幼似乎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表现出来。但是在日本，年龄仍然是显示社会地位的强有力的标志，年轻人有对年长者表示敬意的规范。
日本文化深受中华儒家文化影响，长幼有序，尊师重道的儒家社会秩序观念也深深扎根在日本人心中。曾被列为日本企业成功关键的管理制度“年功序列制”，即工资和职务随着员工在本企业的工龄的增加而增加的一种制度。如果工龄短就不能担任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如股长、科长之类的。这种企业管理制度在员工的收入上也有所体现，被称为“年功薪金制”，按工龄的长短来制定工资。
日本企业的正式员工，从进公司之日起，每隔几年职务就会提升一级，工资待遇也随之增长。在企业的时间越长，职务和收入也就越高。员工的待遇也有一个特点，40岁以前增长缓慢，50岁以后增长快。到了退休年龄，公司一次性发给“大红包”，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这种企业管理制度下的员工，不但忠贞不贰，还特别团结，企业员工内部的窝里斗也极少出现。当然，这种企业管理方式存在着弊端，“熬年头”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人指出，这种方式必须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依托，一旦经济陷入低迷，难免走进死胡同。90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持续下滑，企业也不得不忍痛裁员，有近9万人离开了效力多年的企业。面对这些情况，不少人认为企业内“年功序列制”正在走向崩溃。但是实际上，当时日本企业在面对危机处理时依旧没有脱离其传统的思路。当时那些50岁左右的就职者和曾经的“窗际族”只不过前往中小企业就职而已，上了年纪的企业员工仅仅百分之几被企业裁员，这小小的数字比例还不能说明年功序列制的崩溃。
在日本，尽管现代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能力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但是这些人初出社会之时，还是很难看到他们作为部长、科长等职位进入到大公司的例子。而在西方国家，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很容易进到大公司，并担任重要的职务。
日本企业不重视能力、只注重长幼资历的制度只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日本的学校中也存在这种只重年龄，不重能力的年级划分制度。少数人认为应该按能力划分年级，毕竟同一个年级里的孩子，身体和心理的发育不同，但是按照能力划分等级在现实中的可行性是非常低的。这种现象并不单纯是学校的固有制度造成的，学生从小接受的长幼顺序的教育也是原因之一。在日本学校的俱乐部里，不同年级的学生按照年龄的大小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高年级的学生可以指挥低年级的学生，而低年级的学生也没有反抗情绪，心甘情愿地接受指挥。
产生这种年龄决定社会地位差别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受儒教、佛教等外来宗教的影响，这种思想已深深地扎根在日本的社会中。另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本土社会结构造成的，这一点从日本社会中存在年龄阶梯制中就可以得到印证。
事实上，按年龄来衡量社会地位的做法，并不是日本所特有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有这样的现象。尤其是中国、韩国和越南，这种以年龄划分尊卑的社会习惯早已有之。东非有关年龄阶梯制社会的调查报告也相当多，对这一制度的调查研究在学界也极负盛名。由于这种以年龄为标准对人加以区别的做法使用起来十分便利，便被广泛地采用了。
如果说到这种现象导致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年龄阶梯制与亲族组织之间存在着两者相克的矛盾。因为年龄阶梯制是将社会成员按年龄和辈分加以区别，但是亲族组织是根据血缘关系将社会成员归类。这两者必然产生矛盾，而在同一个社会中，要想达到二者共存，同时强大，是十分困难的。
在日本的村落中，亲族组织强大的村落，年龄阶梯制一般都较为薄弱。相反，年龄阶梯制强大的村落里，亲族组织便难以生存和发展。
按年龄和辈分划分社会成员的年龄阶梯制，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功能而采取的阶层化、组织化的制度措施。如果将年龄阶梯制的概念更加清晰化，就是将社会成员按年龄阶段分成不同的组织的制度。
在日本的村落里，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成立了很多集团化的组织，例如，儿童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和老年组。女子也有自己的组织，但是不叫青年组，而叫姑娘组，但是有姑娘组的村子非常少。另外，根据国家的一些地方政策，青年组和姑娘组变为了青年团，而很多老年组则演变为老年俱乐部。
儿童组的成员一般从7岁到15岁不等，7岁是区分幼儿和儿童的界限，而到了15岁便成为“成人”，可以加入青年组了。儿童组因其在各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