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安静下来的学生又纷纷走出校园，奔走相告之际无不怨恨政府颠倒黑白的指责。学生们终于串联起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一方面要求政府挽留引咎辞职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另一方面通电全国请求支援。
他这时正在办公室里写着第四份顾问书，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在顾问书中建议道，总统挽留曹汝霖的同时，还必须挽留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为作为教育界的巨子名流，他们所谓的引咎辞职，与其说是替示威学生承担责任，不如说是火上浇油，学生可能会再一次涌上大街，给政府制造更大的麻烦。他第二天就把顾问书送给了总统。可是，当学生联合会开始以罢课运动威胁政府而安福系国会议员却在公开指责政府姑息迁就肇事学生的时候，从总统办公室一连下达的四道命令中，他没有看到挽留傅增湘的字眼，只看到了挽留蔡元培的命令。他正迷惑不解的时候，王揖唐得意洋洋地告诉他，傅增湘引咎辞职并不是一件坏事，反倒是天赐良机，参议院副议长田应璜接替傅增湘入主*指日可待。王揖唐还吐露秘密似地说自己曾和总统商议过此事，总统已经同意田应璜出任教育总长。他暗吃一惊，拔腿就去了总统办公室。
“任由傅增湘、蔡元培辞职已是火上浇油，”他对总统说，“如果再允许田应璜出任教育总长，简直就是引火烧身，学生必会因为憎恶安福派而抵制田应璜，从而再生*，*一旦生生不息，大总统左右为难，上下受制，必难以自主其政。望大总统三思。”
“身为大总统，既已同意田应璜掌管*，岂能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学生若是执迷不悟，执意干涉政治、扰乱公安，本总统系国家安危于一身，必以国家利益为重，绝不再姑息迁就。”
“*肇始于巴黎和会我国外交的惨败，归根结底，*为学生的爱国之心所激发，总统务必体谅之后再予裁夺。”
“我何尝不体谅学生的爱国之心。可他们毕竟是学生，当专心读书，以备国家将来之用。不过，月波先生，*一旦生生不息，本总统固然难以自主其政，可引火烧身的却未必就是本大总统。”
徐世昌镇静自若的的态度使他意识到，学生给政府制造一点麻烦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当别的什么人成为众矢之的之后，总统则可以通过以退为进的策略达到自主其政的目的。正因为想到了这一点，尽管北京的街头第二天就出现了罢课学生的身影，但他却没像往常那样替总统担惊受怕，而是若无其事地呆在家里，一边喝着茶，一边读着报纸。政府尚未答复学生联合会的要求之前，他甚至还悄悄安排了自己的上海之行。他并不担心总统在无人顾问的情况下会做出愚蠢的决定，反倒担心学生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使*半途而废。离开北京前的一个晚上，他和朱光然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时局的情景使他的妻子十分惊讶，因为在此之前他总是以长者的口气拒绝回答朱光然所提出的任何具有政治色彩的问题，而只肯在学问上指点迷津。
“这么说，”朱光然说，“月波大哥，只要学生联合会坚决持以不达目的就誓不罢休的立场，政府迫于压力，就极有可能答应学生联合会的全部要求。”
“仅有此举尚不足以做到这一点，”他说，“学生联合会还应放眼全国，激愤国人，只有如此，政府才会痛下决心，学生的政治要求才能如愿以偿。”
其实，学生联合会这时已经决定派出代表南下宣传，*注定要从北方蔓延到南方。他只身一人离开北京时，就恰与一队南下的学生代表坐在了同一列火车上。但他并没有直接去上海，而是拐向了湖南的衡阳。除了坐镇奉天的张作霖，驻屯衡阳的吴佩孚是他另外一个军界朋友。他虽没和吴佩孚结为金兰兄弟，但他和吴佩孚的友谊却不亚于金兰兄弟，何况吴佩孚是一个投笔从戎的秀才，相同的科举经历和诗画兴趣曾使他们一见如故。
当他出现在军营时，吴佩孚吃了一惊，怀疑他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离开北京，一定担负着特殊使命，来到衡阳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立场，说服自己承认由安福系一手炮制的国会，支持徐世昌行使总统权力。在为他接风洗尘的酒宴上，吴佩孚一张嘴便就他去年发来的那封电报十分委婉地谈了谈自己拒不承认徐世昌总统的理由，想以此打消他的念头，避免发生伤害彼此感情的龃龉。然而，吴佩孚发现，他既非安福系的说客，也非总统的密使，只身一人来到衡阳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看望朋友。于是，吴佩孚迷惑起来。
“贤弟既非安福派之人，去年为何亲往汉口帮助安福派贿选国会议员？恕愚兄直言，安福派祸国殃民，腥闻天下，贤弟此举分明就是助纣为虐！这莫非是谣言，愚兄误听误信了。”
“子玉兄所言不虚。月波素来主张政党之争，憎恶派系之分，欣欣向往的是堂堂正正的法政。可是，安福既成一派，又速成恶势，月波如若不有所奉迎，为国忠谋的机会就会被安福派一笔抹煞。月波之苦，苦在孤掌难鸣；月波之乐，乐在终能以总统顾问的职责为国家消弭内忧外患而出谋划策。不先图谋其位，何以图谋其政，有其位方能谋其政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九章（5）
吴佩孚对他的表白一言未发。但当他谈起北京的*时，吴佩孚察觉到，他拐到衡阳看望自己的目的原来是要自己相信：在京城里掀起*的人绝非无事生非的纨绔子弟，而是感时忧国的莘莘学子，但是总统如果不能自主其政的话，莘莘学子就会遭到*。他离开衡阳的第二天，吴佩孚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一方面反对当局下令**，一方面支持学生拒签和约的要求。
他抵达上海后才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声明。北京学生重新走上了大街，恢复了街头演讲活动，*愈演愈烈。然而正如他的担心，*很快就遭到了*。他抵达上海的当天，当局拘捕大批北京学生的消息恰巧传到上海，上海随之就爆发了罢课运动。范嘉言在上海开办的两家商号分别叫裕丰祥和隆福祥。他在裕丰祥百货商店找到范嘉言时，范嘉言刚送走一批动员商人罢市的学生，正呆坐在司账先生的背后。罢课学生除了动员商人罢市，还成功地潜入日本人的纱厂，秘密动员那里的中国工人率先*。范嘉言倒不担心罢市会给自己的生意造成什么损失，只担心日本纱厂的技术工人会在*风潮中流失，因为他花了整整半年时间才和两家日本纱厂的三十名技术工人达成了秘密协议，他们一旦流失，他就不得不再花费很大的力气重新秘密招聘纱厂须臾不能离开的技术工人。这是一种准备。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时间，以便于他胜诉有望的时候就能率领着他们直奔雍阳，让风传已久的一座纱厂马上变成现实，叫流言灰飞烟灭。可是，当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王月波时，王月波却认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都不应该考虑时间问题，因为和慎昌洋行对簿公堂之前，他首先应当准备的是耐心，而不是技术工人。
“慎昌洋行既然敢于毁约，那就一定有恃无恐，目无我族，必以百般刁钻的理由诉诸公堂，与其对垒，如不首先持以耐心，便先输了一仗。”
他先是打消了范嘉言的顾虑，接着就开始为范嘉言物色律师。他俨然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在租界内外忽隐忽现。经过整整三天的明察暗访，他在公共租界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结识了约克先生。约克先生出生于巴黎，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个资历很深的律师。他向约克先生介绍慎昌洋行毁约的来龙去脉时，约克先生以为他是一个会讲英语的富商。后来，约克先生发现他精通法理，就一再刨根问底，他才小心翼翼地透露了自己的一项学历。起初，约克先生像受到了愚弄，脸色难看极了。当约克先生意识到自己一旦接受范嘉言的委托，至少在半年之内无暇代理其他讼案时，这才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善解人意地笑了起来。
“显然，”约克先生笑道，“就这一桩讼案而言，王博士并非不能代理，而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代理。王博士一定还另有身份，当然，我指的是王博士的官方身份。”
约克先生用汉语说完这话时，范嘉言吓了一跳。王月皮反倒镇定自若，脸上毫无慌乱之色。他守口如瓶，到底也没有透露自己的官方身份。范嘉言由于事先已经得到他的提醒，也没在这个时候透露他的官方身份。
他是在范嘉言正式聘请约克先生为诉讼代理人的第二天离开上海的。离开前，范嘉言对他说，诉讼程序启动后，范嘉言打算回雍阳一趟，看能不能在雍阳建造一座砖瓦窑，以降低纱厂的建厂成本。
这时，报纸上忧心忡忡地透露，刚刚把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罢免的徐世昌总统已向国会递交了辞呈，国会若是批准了徐世昌的辞呈，国家将会发生无法想象的政治危机。然而他却从中看到了总统以退为进的谋略，看到了总统自主其政的决心。果然，他回到北京这一天，国会刚把辞呈退还给徐世昌，徐世昌由此开始获得自主其政的权力。他又给总统送去了一份顾问书。他认为，罢免亲日官员固然可以平息目前的风潮，却远远不能化解山东问题引起的国怒民怨，总统如不及早表明政府拒签和约的决心，国家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的泥淖，人民将被愤怒激昏头脑，民不畏法的事件将会层出不穷。
徐世昌虽没把他的分析看做危言耸听，但却抱着如临深渊的态度对他说，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早晚要发生，与其自乱阵脚，不如顺其自然，随机而断。接踵而来的以山东绅民为首的请愿运动，果然此起彼伏，像浪潮一样涌进了北京城。徐世昌通过一道电令，终于把山东绅民声泪俱下的请求变成了中国政府拒签和约的实际行动。
尽管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