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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就是一个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吗，还用绕那么多圈子！”老师们显然对他的理论仍然不予肯定。
“是真实性的问题，但我是探求为什么会发生不真实的问题。我是想把存在的现象和完整的事实区分开来。要做到这一点，我只能用我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鸭子在水里面游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不认为它是完整的事实，我将其命名为‘宣传性现象’，就是有些人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而制造的一种现象。给它这么一个定位，然后才能研究种种规律……”
艾丰“口若悬河”解释了一大堆，而老师们好像一句都没听进去，更谈不上认可了。在论文的基本概念和观点上，和老师们“顶了牛”，看来，只有改换题目一条路可走了。但是艾丰并没有被说服，他不甘心放弃这样一个好题目。于是，在系里的帮助下，又和答辩委员们进行协调。当时论文答辩的原则是：没有政治上的原则错误，论文有创新，能够自圆其说，在学术观点上和答辩委员的看法不一致，不应该构成不通过的理由。根据这个原则，双方达成了“妥协”：艾丰可以不改变题目，但要进一步完善论文，一定要能够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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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风波（2）
艾丰冒着风险继续完善着自己的论文，他觉得老师们的否定对自己的研究有好处，使自己的思考能够进一步完善和深入。
随后，他补充了“现象和本质对应性”的基本原理：我们判断一个现象是否是事实，要看现象和本质是否对应。鸭子在水里游，如果和污水处理水平相联系，它是不对应的，因而不能说它是事实，但如果和该单位的浮夸作风相联系，它是对应的，那就是事实。
根据现象与本质相对应的原理，他提出了两类六种现象的理论。社会现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事物特有现象，一类叫做宣传性现象。事物特有现象分三种：正象、歪象、废象。宣传性现象也可以分为三种：合理的宣传性现象、不合理的宣传性现象、半合理的宣传性现象。然后他用“脸红”来说明这两类六种现象。健康的脸红反映了他的健康状况良好，现象正面反映了本质，所以它是“正象”；肺结核发烧也脸红，但现象歪曲地反映了健康状况，所以它是“歪象”；脸冻得通红，跟健康与否无关，现象与本质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它是“废象”。这三种脸红都是脸真的红了，所以都属于事物特有现象。而宣传性现象则是人为制造的：健康不好，脸色焦黄，但搽上了胭脂，脸色变红了，掩盖了真实状况，就是不合理的宣传性现象；演员上台，但如果不化妆，灯光一照会显得惨白，搽上了胭脂才会和正常人一样，这样的脸红是合理的宣传性现象；还有本来很漂亮，搽上胭脂以后更漂亮了，这样的脸红就是半合理的宣传性现象。美国总统竞选，人们看到的许多是半合理的宣传性现象。
他指出，对这六种现象看不清，常常会导致报道上的错误或不真实。比如一个地方粮食丰收了，可能是因为那一年风调雨顺，结果却用丰收来证明当地的工作怎么深入。其实丰收在这里对工作状况来说只是一个废象，第二年如果雨水不够，产量又下来了。
他提出：对特有现象要发现正象，识别歪象，抛弃废象。对宣传性现象要利用合理的，识破不合理的，分析半合理的。
艾丰的这篇论文由原定第一个答辩变成了最后一个答辩。最后的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们根据“能够自圆其说”的原则，总算通过了，但在评语上仍然写了不少不同意见。
二十五六年过去了，现在看艾丰的这篇硕士论文中的创见，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现代社会，各种形态的宣传性现象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如何正确对待宣传性现象问题，对于政府官员、新闻界、企业界、文化界、公关策划界，以至于普通老百姓，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由宣传性现象的论述而生发出来的“现象和本质对应性”的观点，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如何判断事实的理论根据；对“现象与本质”的哲学范畴提出了新见解，甚至可以说是新发展，这就更具有普遍意义。
艾丰在谈到他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始末时说：“我感觉我的论文通过不顺利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的新观点论述得不够严密完善；另一方面，答辩委员都是达到一定年龄的权威人士，他们的社会经验非常丰富，各种问题在他们的脑子里都已经有现成的答案，遇到任何新的问题都可以迅速归结到他们早已固有的答案之中，对新的见解和新的提法很容易不以为然。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触动，当时我下了决心，如果我将来成了名，成了某些方面的权威，千万不要陷入这个误区。一定要看人家有什么新东西，即便不是全新的，哪怕有一点新的都不要埋没，然后用这个‘新’来撬动一下自己的思维，努力让自己的思维也再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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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官不就
艾丰被许多人笑为“傻子”，是因为很长时间内他做学问的神经比较灵敏，但他对“官位”的感觉却是相当麻木的。
1965年他被任命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理论时事组组长（即现在的部主任）。当时还只有行政22级的艾丰，居然担任了一般必须要17级以上才能担任的领导职务，这种破格提拔在别人看来已经很“眼红”了，但艾丰一点知觉也没有，他当时甚至跟人家开玩笑说：“当个台长又怎么样？共产党的官我还不想当呢，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文革”中，这句话成了过硬的批评材料，大字报上质问他：“共产党的官你不想当，难道想当国民党的官吗？”
当艾丰成为新闻界的“大腕”、“明星”之后，常有人问艾丰在仕途之路上是否动过心思？
艾丰的回答是：“身在社会，不可能一点心思不动，但在这方面我是‘弱智’，很长时间不开窍。”至于找门子、拉关系这样的事，艾丰从来不去做，从心底也不屑去做，结果升迁机会“撞了他一下腰”之后，还是离他而去了。
据说，1978年，当艾丰报考研究生，领导找他谈话挽留的时候，就透露了提拔他接班的意图。后来有人要求证实是否有此说时，艾丰说：“当时领导确有让我做接班人的意图，因为我在电台早就是骨干了，‘文革’以后正是干部新老交替的高峰期，也缺高学历、年纪轻、有能力的人才。但是有没有正式决定，我自己不能妄说。不过我差点当上###的新闻局局长，确是百分之百绝对真实……”
1984年，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先是通过别人给艾丰捎口信，后来又亲自写了一封信，说他的新闻局局长“快到点”了，请艾丰同志过来当副局长，一年之后他退了，艾丰就干正的。
那时艾丰真有一点动心了，因为当时艾丰还比较年轻，而且局长也不是个小官。去还是不去？艾丰自己拿不定主意，就找了好多人商量，结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同意去的，有不同意去的。最后研究生同学赵相如说了一句话触动了艾丰，他说：“在全国，在北京，局长一抓一大把，但好记者、名记者却没有几个。”
一句话提醒梦中人，艾丰说：“好！你说得对，我就不去了。”
这位同学的话之所以和艾丰的想法一拍即合，是因为艾丰确实非常想当个好记者，他的记者梦还远远没做够，还想把记者做得漂亮一点。再以后艾丰对新闻业务的钟情再也没有动摇过。
1986年他虽然当了经济部主任，但始终没有放下采访写作专门去做“新闻官”。一直到1996年，他在正厅级原地“踏步”了将近10年。
1996年4月艾丰被调到经济日报社准备接替总编辑的职务。向来喜欢直言的艾丰在和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初次见面的大会上，讲了如下的一段话：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愿不愿意来《经济日报》？愿意。因为《经济日报》有特色，有成绩，有人才。我搞这么多年经济报道，《经济日报》是一个很好的发挥舞台。第二个问题，恨不恨《人民日报》？不恨。因为至今为止我做的被社会承认的成绩，都是借助《人民日报》这个舞台做出来的。只有一件事《人民日报》似乎没有满足我，那就是从1986年以来，虽然几次准备提拔我当副总编，但一直没有当成。这一方面是机遇不好，几次都失去了机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个人素质在这方面有欠缺。”
他后来特别向人解释说，他的最后一句话绝不是客气，而是真实的想法。
吃亏是福（1）
“与人为善，吃亏是福”，这是艾丰的家训。在人生的道路上，艾丰一直是家训的忠实实践者，这确实为艾丰带来了好多的“福气”，但是也促成艾丰做了好多在世人看来的“傻事”。“傻”在哪里？“傻”在做事的时候，只是一门心思做事，对个人的得失风险往往考虑得很不够。艾丰在采访全国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李云河的时候，双方都感到自己是同一类人：对一百米以外的蚊子能够辨出公母来（就观察和研究的精细来说），而对自己脚下的大石头却可能视而不见被绊倒。
1985年年中，有关方面在准备召开全国工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