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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艾丰获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
时光回溯到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文革”后第一次招收新闻专业研究生，艾丰以40岁的最高“限龄”搭上了这班车，考取了，并且成为研究生考试成绩文科第一名，新华社还专门为此发了消息，说首届研究生招生发现了人才。艾丰对此解嘲地说，40岁当了研究生，还是人才？他的大学同学留校的都带研究生了。
然而艾丰一入学就遇到了烦心事：开学初，教育主管部门认为这些研究生都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培养的干部，说干脆就叫干训班算了，到时给个结业证书什么的，不给研究生毕业证书。经过研究生院领导和学生们的争取，总算答应给毕业证书，但不给学位，理由是新闻根本就没有什么学问，还给什么学位？后来又经过反复争取，总算同意给学位了，但是，对新闻学的认识问题在社会上并没有解决。
“新闻怎么就没有学问呢？有实践就有学问，况且新闻是对社会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实践，说‘新闻无学’，我不同意。说我国目前新闻学研究还比较年轻，基础还比较薄弱，这是现实，我承认，但说新闻不可能有学问，我不敢苟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就是针对这种看法的‘发愤之作’。”事隔多年，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艾丰仍有不平之气。
的确是“发愤之作”！当年他一边学习研究生课程，一边动笔写作此书。老岳母得重病住院，艾丰要照看她，好多章节都是在病房里头写的。他一边看护岳母，一边写书，幸亏那时还年轻，精力旺盛，这本书从1979年到1981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
一门学科，要从经验上升为科学，就必须对其特定事物运动的规律进行理性的抽象。而理性抽象的第一步，便是建立基本的概念。很多人谈采访的艺术、采访的体会、采访的方法，但是，很少有人提出：什么是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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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4）
艾丰提出来了：采访是新闻记者（包括业余报道者）为进行新闻报道所进行的了解客观情况的活动。这个定义纳入了采访活动的三个要点：谁——记者，为了什么——新闻报道，做什么——了解客观情况，三者结合，缺一不可。从这一概念出发，推出了采访的基本任务：迅速地了解到典型的有新闻价值的真实事实。从这一目的出发，又定义了记者采访的基本方式是社会活动。
就这样，《新闻采访方法论》从采访这个概念出发，沿着采访运动的客观过程，同时，也是沿着理性的逻辑，层层深入，对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材料，什么是角度，什么是立场，什么是客观公正，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严谨的定义和深刻的揭示，并且根据这些分析，提出了实用的10种基本采访方法。
《新闻采访方法论》1982年一出版，立即受到新闻界的强烈关注和极大欢迎。第一次印刷53万册，两个多月销售一空；第二次印刷2万册，一个月内又全部卖完。
1987年底，《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柏生找到艾丰，对他说：“最近在评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奖——吴玉章奖金，里边有新闻这一项。我接到了两本书，要我推荐，我看了看，这两本书都不如你的书。要不把你的书推荐上去，我看还有希望。”艾丰犹豫了一下，说：“也好，试试看吧！”柏生很高兴：“我看肯定能评上。要评上了，艾丰，你可一定得请客。”艾丰嘿嘿一笑，乐了。
评奖结果出来了。《新闻采访方法论》与郭沫若、吕叔湘等大师的著作为伍，获得当时我国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在新闻界，与艾丰一同得奖的，还有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同这些“学术方家”相比，艾丰这个40多岁的“老记者”在其中却是资格最嫩、年龄最小的，他自己确实有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之感。
至今，《新闻采访方法论》已再版和印刷十余次。其间，艾丰又奉献了这本书的姐妹篇《新闻写作方法论》。有关人士估计，这两本书的发行总量已经超过50万册以上。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新闻领域从业的人，包括那些在各个领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人，不知道艾丰的这“两论”尤其是《新闻采访方法论》的人是不多的。这本书至今仍为大学新闻专业学生参考教材，而且是新闻从业者的必读书。换言之，读新闻专业，你就不能不读艾丰，以至于有记者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张征教授讨教“怎样提高报道水平”时，得到的竟是简单的一句话：“把艾丰的书好好看看就行，那里面有东西。”
回过头来，我们不妨看看艾丰在申报吴玉章奖金时的“申报理由”。他是这么说的：
第一条，中国采访学研究最高水平。因为以前的采访学都是经验总结性的，而鄙人的采访学是把它上升到了学术体系。
第二条，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苏联的采访学我是大学学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我也翻译过，不过如此而已。我的著作采访思想和案例不仅有中国的，而且涵盖了全世界的，而我超出他们的部分是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第三个理由是，本书虽然是新闻学著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若干新见解，就是说提出了新的东西。如本书第一次订正了“第一手资料”的概念，纠正了中国词典的谬误，修正了美国和英国最权威词典的不足。又如我从哲学的角度上对“事实”这一概念，对“现象和本质”这一哲学范畴都做了有自己创见的深入分析。
这三条自我推荐理由，时至今日可能还会让有些人读来极不舒服。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中，谦虚谨慎才是美德，即使你肚里有十分的货，那你也得称它不足一分的价值。对此，艾丰也是了解的，所以他在“申报理由”中特别补充了这样一句：
各位评委看到我上面的申报理由，可能认为我很不谦虚，但本人对学术领域谦虚的理解就是如实地描述事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5）
这也就是他的学术风格。一次，一位新闻界的同行对他说：“我看你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先看的前言，一看里面的口气很大，说看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冲着这几句话我就买了，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艾丰笑着说：“你中了我的‘计’了。我认为，任何新的东西问世，都首先是自吹自擂，这是规律。因为所谓新东西，就是你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所以你必须告诉大家，我发现了你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如果你说我没有新的发现，那么你写这本书干什么呢？搞学术必须有这种勇气，必须把学术成果的推展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违心的谦虚保护自己的所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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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论》为改革辩护（1）
他的另一部方法论著作《中介论》是一部专门的哲学著作。该书写作于1992年，第一版出版于1993年。
一位新闻工作者为什么要写一部哲学著作呢？基础、背景、动机是什么呢？
从1956年入党以来，历次政治运动艾丰都在第一线亲自参加了，众多的政治风浪艾丰都切身感受了。他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党，包括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都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像1958年大跃进、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这样的大错误呢？客观上，我们是在做前无古人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供我们借鉴；主观上，基本的原因就是思维方式上的问题，也就是哲学问题。不错，我们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但艾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武器”，而是“武库”。所谓“武库”，就是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武器，根据不同的任务就选择不同的武器。武器拿错了，也会犯错误。以1949年为界，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一个“造反的党”，转变为一个“执政的党”，中心工作也已经由革命战争转变为经济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的哲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有所侧重、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极其重要的南巡讲话，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艾丰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借这个机会，冷静而深入地思考了许多理论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他的思想，同时，他也有一个惊喜的发现。用现在的观点来总结历次政治运动，他发现，如果那个运动“左”了，他就被批判为“右”，如果那个运动“右”了，他就被批判为“左”。后来艾丰对别人说：“我没有高层作为自己的背景，也没有凭什么小道消息作为自己的参考，全凭自己的思考作出判断。能够做到这一点，说明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可取之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建立了写作《中介论》的信心。如果自己的思维方式一塌糊涂，还要写书，那是要害人的。”
研究的突破点是对“一分为二”这一众所周知的哲学命题的思考。“一分为二”是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为什么按照这个正确的哲学命题去做事，常常把事情做错了呢？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还在纠正片面运用“一分为二”带来的偏颇。他指出，不要老是抽象地讨论姓“资”姓“社”。为什么总要抽象地讨论姓“资”姓“社”呢？就是“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事物是一分为二的，那么自然不是姓“资”就是姓“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