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住的病房虽然冷，但由于位于山上，景色非常好。下面可以看见村庄、水田、堤坝、树林。不时有火车吐着白烟驶过。到了晚上，亮起电灯，仿佛从飞机上向下看的感觉。
在医院，报纸和牛奶是外面的买卖人送进来的。究其弊端，先说牛奶，因某一天突然忘了送，于是第二天我揪住送牛奶的，指责了他几句：“我倒是没什么，要是婴儿不就麻烦啦！”结果，对方也吐露了他的苦衷，说是在众多订牛奶的人里，有人喝完不给钱就跑了。我很同情说这话的伙计。送报纸的倒是有心计，提前一个月就把钱给收了。小卖店里没有早报，所以买卖为此人所垄断。凡事一有买卖人搀和，似乎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弊病。伙食非常之好，工作人员态度又热情，只是饭食动不动就凉了，结果，很多患者开始自己做饭吃。我以前所在的大学，也曾有过因伙食而闹翻天的事，因此，我对此极其关注。
读了新近出版的《白求恩医生》，里面写了这样一件事。说是有一次，白求恩亲自下伙房，自己动手调拌可可与牛奶。炊事兵觉得过意不去，伸手要帮他倒水，白求恩拦住他说，那不行，我自己来。白求恩架上锅，炊事兵急忙往灶里加柴，白求恩见了，连忙抽出来，说，你不知道，这得用文火来煮。煮好后，白求恩亲自端到患者身边，一勺一勺地喂；喂完了，又掏出烟，为患者点上火。等患者吸完了，全部收拾好了之后，他才离开患者身边。这是他对腹部中弹的患者所进行的护理。
而当我战后到南京，进到留在当地的日本陆军医院时，却看到营养失调的患者躺在那里。食物已经送到身边，患者面前放着已经冰冷的菜汤，嘴里含着半片面包——已经死了。当然，日本红十字会的优秀护士多得是。可是守在患者身边的护士却一个也没有。我从没有像那一刻那么强烈地感受到护理工作的重要。我毫不怀疑日本医学的前沿性，而且我也学过日本医学，可是我觉得一旦奉行官僚主义，即医生和护士过分忠于自己的职守，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医生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出于特殊情况，自己进行护理，这种事也绝非没有必要。再说，对有些难以护理的情况，有时非医生动手不可，有时非有经验的护士长动手不可。还有一些情况，勤杂妇要更胜一筹。
再举个例子，教授查房时，要跟着很多学生。年轻医生往往不是很注意。其中有一个站在床边，用自己的腿一下一下地蹭床。别人觉不出什么，可是躺在床上的我可是被蹭得头晕眼花。护士长见状，轻轻走到那位医生旁边，侧过自己的身子挡了一下。这种细心令人钦佩。若患者是位美国大妈，肯定会歇斯底里地大声斥责；脸皮厚点的日本大叔，可能会说：“劳驾别蹭了，脑袋受不了。”本来，医生和护士就不是一个好职业：自己身体健康，活蹦乱跳的，而别人却是生着病，悲观失落。所以工作时，动作的把握是非常难的。
有关战后进行的改良，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方方面面都有进步。似乎违反社会之道、表面性的改良注定要失败；而即便有些离谱，只要照顾到了社会和个人的习惯，改良便会取得成功。就拿清扫工作来说，也有了极大的进步。走廊等处虽然勤杂工刚清扫过，一会儿工夫马上又会落上一些垃圾。对此，像商场里那样经常转转、随脏随扫，也就可以保持清洁了。还有像美国一样乐于擦洗各处的门、厕所和地板，这些小事儿模仿起来似乎很有趣。此外，到了查房时间，清扫工作也就做得特别细致，这是老一套了。上边管得严时，自然就会做这一套。我想要做到时刻保洁，不能靠监督和检查，只要担当者爱上这一行就是了。
关于医生我就省略不谈了。毕竟大学医院是为大学教育服务的，研究自然是第一位的。在这一点上，我想护士有必要弥补一下研究第一所带来的缺陷。
最后，因方才我提到了《白求恩医生》这一新近问世的作品，在此作一下简要说明。它讲述的是在这次战争中，被派遣到中国军队（八路军）的一位加拿大医生的事迹。他克服种种困难，从事医疗工作，不幸由于手上的一个小伤口感染，而患上了败血症，最后献出了生命。中国的小说家将这个故事写成了书，在日本也很快由青铜社出版了译本。
对于从事人道主义事业的护士们，我劝她们还是能够读一读这本书，读一读那位加拿大人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中国的共产党军队中挽救了无数生命的感人事迹。我正好手头有这本书，于是就在医院里给护士们讲了一下，特别是其中的医学性部分以及与护理有关的部分。讲到白求恩身死异乡的凄凉之处，大家都哭了起来，我也忍不住和她们一起哭了。
我住院三周，通过护士们的努力，彻底痊愈。在一个秋高气爽、碧空如洗的早晨，就像在医学杂志上的卷头画里时常看到的那样，在大家的欢送下，我走出了这所气派的大医院，坐上豆粒般的计程车回家了，脑中回想着井末、秋田、笹川等名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供给中心的小偷——记一位护士的故事（1）
昨日住进来的是位着一身一高原东京大学预备校。——译注制服、唯独没戴帽子的患者。有十来位朋友相跟而来，都是一高的学生。患者长着一张方脸，脸色黝黑，由于高烧一脸痛苦之状。送他前来的那些人也都是中国留学生，有表情刚毅者，也有文弱书生、稚气未脱者。
把病人送进病房后，大家都像是松了一口气，不看近乎人事不省的患者，而是东张西望地打量起病房来，到了傍晚，一个不剩，都回去了。
圣玛丽医院实行完全看护制倒是事实，护士们进进出出地进行护理。第二天诊断结果出来了，病人被确诊为粟粒结核。
傍晚来了四五个朋友，有人询问病名，有人在患者身边为他代笔写家信。该患者是四川人，听说从这里到他的老家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事发生在大正五年，与有链霉素等药品的现在不同。护士长想到即将来临的该人的命运，把儿子送到远方留学的其父母的心情，再加上他虽说有很多朋友，可是毕竟身边没有亲人……她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垂危病人，不禁有几分黯然。
阿民并非与该病房有关的护士。她是去年刚进来的学员，是在报界及社会上小有名气的圣玛丽医院从女高毕业生中招进来的，所谓高级护士班的学员。
这个阿民见来了很多一高学生，就来瞧个究竟。这类事是为美国人所禁止的。从窗户探头往里瞧的阿民的视线，扫见了一位白净的方脸学生和生命垂危的患者的格外黝黑的脸。她窃笑了一下。阿民的这种无所顾忌的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看来，与日本女子的腼腆、羞怯、犹豫不决的举止迥然不同，因此很为他们所欣赏。至于这种刚强的秉性与西方女子又有些许不同这一点，西洋的护士长没有意识到。
第三天早上，护士长在办公室自言自语：
“这些一高的学生，让患者住上院就都放心了，也不来啦。”
护士长名叫塔尼夫人，在日俄战争中失去了丈夫。
听到这话，山本小姐接茬说：“要是突然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好？”
山本小姐也是新学员，不过年龄最大。她有点阴郁，似乎有某种特殊经历似的。
阿民突然冒出来，说道：“听说真正的同乡只有一个。”在这家医院，那时习惯上已经彼此称呼某某小姐了，可是阿民就被称作阿民。
“你知道得满详细呢，那么你说的那个是哪一个呀？”
“那倒不清楚，听人家那么说。”
就在当天下午，阿民顺着前面的走廊朝大门走的时候，从对面来了个一高学生。是她见过的人。走近一看，是前几天阿民从窗户往里窥视时看到的那个面色白净的人。阿民主动打招呼：“他的病很重呢。”
那个一高学生脸腾地红了，显得有些局促，仍旧默不作声地朝前走。阿民向右一转，跟那个人并排顺着原路返回了病房，一路上那个人一言不发。
“你有难处请找我，护士长也行我也行，我虽不是管事的，一打听阿民谁都知道的。”
说完就走了。
隔了一天，患者突然病情加重。护士长想问患者话，可是已经不能开口。一时大家都没了主意。好歹到了傍晚，会有人定期前来，大家就都盼着。
可是终于没有等到。患者在阿民为他诊脉时断了气。到了傍晚，朋友们几乎全来了——有人去叫了，所以同乡以及同住的人都来了。可是那会儿阿民却没有露面。
阿民毕业于东北大城市的女子学校。那是个教会学校，在当地很有名。由于阿民的家族原是伊达藩士，还是信徒，因此，从小就很受宠，做事也是我行我素。因是剑客之家，世世代代都是女系，她有着严格的母亲和老实的父亲。由于在强硬的家长身边不得不低声下气，所以女子学校就成了她发挥个性的所在。阿民学习很好，英语也好，什么都好，而且从小就侠义，对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将被开除的、和老师闹僵的孩子，她都没少帮助。可是每一次都既讨好了一批老师，也得罪了一批老师。在毕业仪式上她被指派读毕业致词。她不按老师所教的去读，而是用一种奇特的语调来读，博得喝彩，把毕业仪式搞得一团糟。西洋的校长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阿民毕业后回到家里，见母亲正紧锣密鼓地张罗自己的婚事，亲见母亲对自己子女的心思和态度，突然讨厌起来。碰巧当时听到了“圣玛丽医院招收女子学校毕业生，培训高等护士”的消息，于是就报了名，也不理会惊得目瞪口呆的母亲，更没把老实巴交、对母亲言听计从的软弱无能的父亲放在眼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离开了家。
供给中心的小偷——记一位护士的故事（2）
既没有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