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所担心的那么严重。你妈她很懂礼教，决不见那个老师，那就够了。因此那天晚上，我告诉了你妈那件事，让你妈快写信告诉对方一声，就说最近会接到这样一封信，让他不要往心里去。”
“那我妈她……”
“答应寄了，可是我又没看着她写，也不是我帮她投进邮筒里的，所以不知道结果怎样。”
可是这是逸龙先生编的谎话，实际情况是，阿米不再通信了，而是决定偶尔见面。逸龙先生想，如果照实了说，让正读小说的阿照产生母亲在跟人越轨幽会的错觉就不好了，因此才撒了个谎。
阿照初次听说自己母亲的浪漫史，淘气地瞪大了眼睛。
“这就是人类的生活，各种情感与理性纠缠在一起，依感情行事会闹出极不体面之事，依理性行事又会变得僵化从而苦恼自身，这便是孟子之礼；有时克制是很重要的，这便是所谓的人类的风度。人只在该吃的时候吃，若是不停地动嘴，或者流口水，那就成了狗了。即使肚子饿了，也要等到开饭时间，这也是礼，故而孔子曰非礼不食。”
“噢，可以打开饭团了吗？”
父亲大声地笑了。父亲以为通过这番话已经将男女交往的道理委婉地指点给了女儿，可是对女儿来说，尚未体验的恋爱与读得过多的小说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
父亲吸着烟的工夫，日头有些偏西了。两个人几乎是手拉手地在公园里走着。
两个人买了母亲爱吃的甜豆回到家里。
“隔壁的妹妹主动过来帮我做了一天大扫除呢，早知道这样，我就让你们父女俩帮我干了。”
阿米颓丧地一屁股坐在饭桌前。
汉文先生大笑起来。
“太好啦，太好啦，这就是缘分啊。与人交往是没错的，只是必须有节有度才行啊。”
——未完·绝笔——
1951年10月，于千叶大学医院
奇人与奇书（1）
本文并非日语原版中的文章，为使读者全面了解陶晶孙其人，故收入中译本。——编注
——陶晶孙及其《给日本的遗书》
高建国
一。被冤屈与被遗忘的海外赤子
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好似陈酿美酒，一旦揭坛便溢香满室。
随着宽松和谐的文化气氛展延，又一位上世纪30年代著名文化人物，以其独特的文学作品与精彩的人生故事，粲然出现于国人面前。他就是抗战期间在上海从事“反战间谍”工作，1952年客死于日本的著名作家陶晶孙先生。
陶晶孙与郭沫若先生为连襟。陶晶孙的日籍妻子弥丽（佐藤操），即郭沫若日籍妻子安娜（佐藤富子）的胞妹。
陶晶孙用日语写就的传世之作《给日本的遗书》，曾以优雅幽默的日式散文与深刻丰饶的哲理内涵，风靡日本读书界，影响了战后一代日本读者。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伊藤虎丸先生为此评论：“陶晶孙实际上是与鲁迅有同样意义的作家”，日本著名作家泽地久枝女士，则把陶晶孙誉为“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作为一个文化人，陶晶孙多年来对文化事业作出的贡献杰出而多样。
上世纪20年代，年轻的陶晶孙在日本留学期间，以日语描写少年畸恋女教师的性心理新潮小说《木樨》，不仅为中国现代派小说开山之作，也堪称日本新感觉派文艺作品之先声。
上世纪30年代，陶晶孙在上海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大众文艺》，曾被郁达夫、钱杏村、夏衍等誉为“中国左翼文化的坚实堡垒”，为中国新文学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而陶晶孙与日本著名左翼作家尾崎秀实合译的《蜂起》，则打破了中国现代戏剧集在日出版日译本的零纪录，并成为蜚声国际的《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名著之一。
陶晶孙受夫人弥丽协助，创办于上海的“木人戏社”，曾为中国三四十年代风行一时的新型木偶讽刺剧拉开序幕（陶著《勘太和熊治》上演时，由弥丽夫人亲自制作木偶）。
然而，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陶晶孙却由于复杂的人生经历，在自己的祖国长期蒙受“文化汉奸”的恶谥。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更以权威注释把他称为“汉奸”，打入另册。
掀开尘封的历史帷幕，为陶晶孙讨还清白的人，是他在中国的胞妹——人民教师陶瀛孙。
陶瀛孙深知其兄品德高贵，不相信他会在抗战期间当了汉奸，便以老病之身带着其兄的哲嗣，亲往北京有关部门申诉。陶晶孙的昔日朋友、文化部老领导夏衍，遂在生命最后阶段，吐露中共情报战线长期屏蔽的一段隐情：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情报战线负责人潘汉年，因陶晶孙具有诸多日本关系，便委派陶晶孙以“落水”假象，打入日伪系统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服务。陶晶孙其实是30年代中国文学界“第二个关露”。夏公当年因工作关系，曾听潘汉年当面说过此事，正是这一重要史实的知情者。
夏公为陶晶孙所作的历史证明，得到了有关方面认可。《鲁迅全集》正式改变了对陶晶孙的不公正提法。陶晶孙为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长期献身于秘密战线的动人事迹，遂公开浮出水面。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偏兴，文化界历史人物不再引人瞩目。至今在中国，知晓陶晶孙及其作品的人依然寥寥。如此冷落寂寞的状况，令日本文学界人士也感觉惊异。
陶瀛孙老师是我早年在上海中学的班主任。陶老师于2003年病故前，多次对我详述其兄的传奇经历，并遗赠相关史料，叮嘱我写一写这位被冤屈与被遗忘的海外赤子。
二。郭沫若的连襟，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人
陶晶孙九岁那年（1906年），便随父亲——同盟会无锡会员陶廷枋先生东渡日本，成为年龄最小的中国留学生。他因自幼接受日本教育，不仅语言习惯、生活情趣，就连思维模式也变成日本式的了。许多日本朋友都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陶晶孙在日本帝国大学医学系求学时，结识了中国留学生中的“新罗曼主义”才子郭沫若。他和郭沫若都有文学创作爱好。郭善用中文创作，而他长于日文创作。于是，他们俩在文字与风格等方面互相请教，成为切磋琢磨的文学诤友，与情同手足的人生密友。 。 想看书来
奇人与奇书（2）
1921年，由郭沫若倡议，经郁达夫、陶晶孙、成仿吾、张资平、何畏等留日学生响应，在日本共同创办了著名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约定以中文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推动“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社会改造大业。具有虎虎生气的创造社名，便由陶晶孙与郭沫若共同拟定。而《创造季刊》为了刊载陶晶孙为郭沫若新诗《湘累》谱写的歌曲五线谱，一举打破中文读物竖排的旧习，开创中国文学刊物铅印横排本之先河，也成为中国文坛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创造社曾经有过一个浪漫、青绿的前身，那便是陶晶孙创办的《Green（绿）》杂志社。《Green》在陶晶孙手里，原为打字油印的大学生文学杂志，曾以同人刊物形式，尝试进行“美丽得很”的新文学“建塔事业”。《Green》虽然发行量不大，却以汉、日双语刊载各种文学作品。郭沫若、郁达夫、何畏等留日学生，都是它的忠实作者。
《Green》后来“凤凰涅槃”，转生为《创造季刊》，则是郭沫若在陶晶孙大力支持下，对这一共同事业的提升。
陶晶孙的成名作《木樨》，一篇以微妙的性心理分析法，描写少年男生与女教师相爱的畸恋小说，便以优美的日文，先刊于《Green》，后又经郭沫若建议，由陶转译为中文，再刊于《创造季刊》。
《木樨》用灵动而细腻的现代派手法，描写了充满绮念的初中男生深陷畸恋之时，暧昧闪烁的精神直觉与难以言传的心底情愫。陶氏这种注重表达精神直觉感受的创作方法，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前所未有，“甚至早于日本新感觉派的形成”（《木樨》比横光利一的《太阳》早刊一年）。小说中新颖奇特的比喻，如说小男生因恐惧而头部失血，觉得自己空得就像天空一片飘荡的云等等，至今仍是评论界圈点的佳句。
在创造社从事新文学创作时期，郭沫若与陶晶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已与佐藤富子（安娜）结合的郭沫若，为了能与陶晶孙经常交流、唱和，特别邀请陶晶孙也迁入箱崎海岸的抱洋阁同住。抱洋阁是一家经营不利、停业已久的豪华酒店，靠出租房屋维持开销。那时，陶晶孙与郭沫若一家一起居住在抱洋阁二楼金碧辉煌的和式宴会厅，一起过着清贫而欢愉的生活，一起以打扫全楼的卫生代替房租。
正是在这“背靠松原面对海”的抱洋阁，生性敏感内向、长期徘徊于实际爱情之外的陶晶孙，巧遇前来探望胞姐安娜的纯情少女佐藤操，彼此一见钟情而坠入情网。陶晶孙遂与佐藤操在凭风临海的蓝色博多湾，宣誓缔结生死情盟。陶晶孙仿效郭沫若，也给自己的东洋恋人取了个西洋化的爱称“弥丽”（Milly）。
陶晶孙与弥丽于1924年喜结良缘。每当郭沫若与郭安娜、陶晶孙与陶弥丽——两对风度翩翩的异国爱侣携手行走在博多湾风景绮丽的大街上，去参加当地“新感觉派”与“新浪漫主义”文学聚会时，总有过路的日本男女青年投来艳羡与赞美的目光。
弥丽十分敬爱人品真挚、多才多艺的晶孙，不仅在家中精心营造中日友人都很喜爱的温馨气氛，并多方襄助郭沫若与陶晶孙壮大创造社。陶晶孙与郭沫若曾通过佐藤姐妹的社会关系，多次深入仙台等地民间，考察日本的风土民情与中日关系沿革，由此体验一般中国留学生难以领悟的日本情趣，并获得连一般日本学生也鲜能亲睹的创作素材。
如今，耸立于昭和万叶森林中心橡苑，永供后人瞻仰的“佐藤姐妹亭”，便记录了这对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