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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与奇书（5）
警车日夜呼啸、血案不断之际，一位消息灵通的远亲紧急通知陶晶孙，他的小儿子陶易王因为参加反独裁的左翼学生运动，也已被列入逮捕名单。陶晶孙早已严厉警告小儿子：“绝不能图一时痛快暴露自己，你一旦被捕，对革命不利！”（陶易王语）倘若陶易王此时被捕，暴露的就绝不是他一人。
陶晶孙感觉危险正在逼近，遂立即以赴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为名，向当局申请只身离开台湾。事实上，他走关系购得五张往返机票，而后迅速带着弥丽和三个儿子，举家飞离台北。
据陶易王回忆：“逃离台湾，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制造假象，家中一切照常，就像是只有父亲一人出门似的。来机场送行的人看到我们全家上了飞机，都很吃惊。父亲在起飞之前，一直担心会被扣押。”
六。撰写不朽遗著，在日本与鲁迅意义同等
陶晶孙一家飞抵日本东京后，即调用得力的社会关系（据说曾得到某些具有正义感的帮会人士帮助），转移到郭沫若与安娜夫妇曾居住的市川市，被那里的亲友妥善保护起来。
政治空气稍缓之后，陶晶孙便由著名汉学家仓石武四郎等文化名人举荐，出任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专业讲师，那是冰心女士返回新中国后留下的空缺。
于是，陶晶孙在东京一边教学，一边行医，一边写作，恢复了安定生活。生###漫的他，甚至没有忘记托人去台北家中，取回那把古色古香的大提琴。昔日在博多湾抱洋阁，他曾用这把大提琴为邂逅而热恋的日本姑娘弥丽演奏巴赫；如今，他想用笔和提琴，消解自己心中郁结的忧愁——他们这一家人，不知何日才能返回已出现新气象的中国大陆；虽然他已与新中国取得联系。
陶晶孙用日文写作更胜过用中文。他的日语雅致温朴、清淡灵动、幽默有味，且富有生活气息，蕴含种种日本趣味，其笔墨之娴熟老到，据说连一般日本作家也难以企及。因此，他在日本一公开露面，便被各家文艺报刊的编辑记者包围，要求赐稿。
二战以后，中日民众之间出现了巨大隔阂。如何增进中日和平友好，并促使日本民族反省自己的价值观等，已是国际性大问题。陶晶孙决定以一个热爱与了解日本民族的中国老朋友身份，与战败后情绪激动不安的日本民众，特别是文化界人士，像拉家常一样谈谈这些问题。
他夜夜盘腿端坐在顶灯照耀的榻榻米上，以活泼温蓄的散文笔调，从闲谈生活小事入手，说出他对日本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优劣评判。
由于他持着善意的规劝立场，又深知日本的民族心理与文化情趣，即便讽刺挖苦日本人的缺点，也能引出读者的共鸣。譬如，他针砭日本人狭隘与小气，就以开玩笑的写法，猜测一位被他借用了小提琴的朋友，正提心吊胆地唯恐小提琴会被损坏。又如，他批评日本人习惯机械地模仿强者，却不富有自我判断与原创精神，就以大多数日本人弹钢琴喜欢刻板模仿著名艺人而沾沾自喜为例。
这种把大哲理蕴含于生活小事的写法，搔到日本民族性格痒处的深刻批评，借着日式优美散文特有的感染力，顿时获得日本各界读者热烈欢迎。
出众的文笔、德性与思想，使陶晶孙身边聚拢了大批日本进步文化人。这给流寓日本的陶晶孙带来极大的欢愉。在日本作家鼓动下，陶晶孙不断为报刊撰稿，并在多处发表演讲，积极建议日本民族以良知看待中日关系、日本前途与世界未来。
战后陷于悲哀与迷茫的日本知识分子，纷纷把陶晶孙视为善良、公正、理性与和平的化身。
不少日本著名人士至今感佩地说：“陶晶孙确定了我一生的和平建国方向”；“充满知识良知与高尚情趣的陶晶孙，是这一代日本人最敬爱的作家”。
日本德高望重的文学评论家伊藤虎丸先生，这样评价陶晶孙的日语散文：“超越了狭窄的中国文学研究范围，对日本文学和思想给予影响的中国作家，除鲁迅而外，陶晶孙是唯一的人物……他对日本的批评，使有良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在被焚毁的废墟中和对侵略战争反省的基础上，树立了建设新日本的决心，也树立了超越党派和专业的广泛共识……亚洲的知识分子，理应到鲁迅和陶晶孙那里谦虚学习，从内心深处接受他们的忠告……为了构筑真正的友情，必须首先发现共通的精神与文化目标。鲁迅和陶晶孙所提出的，正是日中知识分子如今共同面临的课题。”
奇人与奇书（6）
日本著名作家奥野信太郎先生则盛赞陶晶孙的日语著作，是“一本应该反复阅读的书……这里蕴藏着陶氏特有的激情，任何时候都充满轻快的幽默和微笑……还没有见过对中日关系如此深刻剖析并富于教训的文章……真可谓警世的文学，为世上有识者共同瞩目”。
日本著名文学家草野心平先生指出：陶晶孙在“发生大悲剧的时代，从亲身经历中产生出崇高良知，献给日本读者以横跨两国的哀伤与激动”。他的日语著作，将永远激励日本读者思索与进步……
1952年2月12日，陶晶孙因患肝癌不治，在市川病故，年仅五十五岁。爱妻弥丽守候在他身边，陪伴他走完了坎坷而非凡的人生旅程。
陶晶孙终于未能如愿返回他眷恋的祖国。根据他亲友的意见，他的骨灰一分为二，分别安葬于市川市公墓与东京青山无产阶级无名战士公墓。市川市公墓黑色晶莹的墓碑上，刻着陶晶孙手写的两句诗：“台风从井里起，洪水从沙漠来。”
为了纪念这位唯一留身于日本的中国杰出作家，经日本作家们倡议，弥丽夫人参与选编，1952年当年，便由创元社推出陶晶孙日语文集《给日本的遗书》（收编虽不甚完整，却已可反映全豹）。仓石武四郎先生用一句话，说明了出版初衷：“如果书籍也可以像酒那样分级的话，它可以说是特级书了。”
多年以来，《给日本的遗书》在日本读书界形成独特而巨大的影响。不少读者把它奉为“案头必读”。一些文科学生则把其中的美文当作辅助教材来读。
1995年，日本东方书店又将《给日本的遗书》第三次出版。伊藤虎丸先生在充满感情的长跋中，再次指出它对日本健康发展与亚洲和谐共进，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同时他恳切表达了对中国出版界的期待：“考虑到陶晶孙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巨大反响和发生的深远影响，可能中国知识分子也会有了解他的愿望……真希望见到在中国出版《陶晶孙全集》，和他日语文章的中译本。”
七。历经五十六年，遗著译本在祖国问世
然而，《给日本的遗书》中译本出版过程坎坷而漫长。正如一句中国老话所说：好事多磨。
经弥丽夫人于1993年仙逝前亲自示愿，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5年首次出版了由著名出版家丁景唐先生编选的《陶晶孙选集》。其中绝大多数为陶晶孙的中文作品，仅收入晚年日语散文三篇（由陶晶孙在华胞弟陶乃煌医师翻译）。
《选集》出版前后，丁景唐先生与陶晶孙在国内的亲属等人，均曾多次呼吁翻译出版《给日本的遗书》，却由于散文既不好翻译也不易发行，始终没有一家出版社肯应允此事。
2001年，陶瀛孙老师再一次要求我助其一臂之力。
我岂有良策，便去禀告著名文化思想家王元化先生，请求他玉成此事。元化先生颇愿促成此书的翻译出版。但他作风严谨细致，详细询问此书各篇内容，见任何人都无法给出具体回答，便建议先找一个合适的译者，写出各篇梗概，以便研究、协商。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被搁置下来。
陶瀛孙老师于病逝前，再次嘱托我这个愚钝的学生，一定要代她实现这一出版心愿。先师这个沉甸甸的遗嘱，简直成为我的心事。
我遂于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2005年），特撰一篇长稿，详述陶晶孙的非凡生平及其《给日本的遗书》，以期引起各界关注。后经元化先生在香港《文汇报》兼职的弟子协助，于该报分章连载，并立即获得良好反响。
我遂将这篇拙作连载稿赠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吕晨。吕晨读后十分感动，遂向该社郏宗培总编力陈此书的出版价值。蒙郏总编明鉴，不久便确定了《给日本的遗书》的出版计划。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给日本的遗书》第一个中译本终于要在陶晶孙的故乡问世了！祖国没有忘记这位海外赤子。
这不仅可以告慰陶晶孙先生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告慰所有关注此书出版的中日文化界人士。
遗憾的是，已仙逝的弥丽夫人、陶瀛孙老师、王元化先生等人，都无法看到这个中译本了。
200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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